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生育自由？
从民间爆出“八孩母（铁链女）”事件后中共五毛在墙内关于此事“热搜”新闻后的鼓吹多生的大量“留言”，到近日习共当局主动推出意图纵容底层生育的“十五孩”事件，明确无误地传递出习共当局企图变相效法或暗中效法毛泽东时代重启底层“生育狂热”的动机和相应做法。
在习共官方报道中，远远超越社会平均生育水平（中共所谓的“超生”）的“八孩”之家和“十五孩”之家，不仅未被罚款（当然，这也是因为多生之家很穷，近乎“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加上计生人员的尸位素餐、渎职懒政，以及计生罚款政策在穷乡僻壤和乡村宗族这样的熟人社会之中确实有些落实的困难），还获得了低保、医保、扶贫救济等数量有限的福利和补助。同时，习共五毛还以“留言”“评论”“发文”等方式向底层民众普及所谓的“穷养之道”：孩子多了，可以提高贫困家庭的整体收益、降低贫困家庭的经济风险；还可以进行所谓的“以大带小”（中共五毛所谓的“以大带小”，实质是让年龄稍大的孩子变相沦为“孩奴”，罔顾年龄稍大的孩子的人权、天性、自由、自主权、成长环境，实为黑心烂肺的歪理邪说，让孩子从小就沦为“党国韭菜”，“割韭菜”连孩子都不放过）。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极少提及体制内人士的多生超生问题。事实上，体制内人士的多生超生问题也很普遍，而且多生超生的手法比较隐蔽，采取“代孕”“包养小三”等方式进行。但中共官媒极少曝光此类事。这是因为：
首先，对于中共而言，此类事极不光彩，会进一步激发民间不满，损害专制统治根基。
其次，中国大陆本就“男多女少”，体制内人士为了“多生”而以“包养小三”“代孕”等方式占有更多女性，就意味着其他底层男性的择偶空间更小、择偶难度更大，势必加重底层不满。
再次，体制内人士为了“多生”而采取“包养小三”“代孕”等方式，说明他们普遍腐败贪污，不然没有这么多钱“包养小三”和“代孕”。
最后，对比很多大陆民众的“不敢生”“生的起养不起”以及多生多育的底层民众对孩子的“穷养”，大量体制内人士却从容不迫地、在各种福利待遇下生育三胎，并为了“多生”而采取“包养小三”“代孕”等方式，这会让大陆民众对制度性分配不公问题更为痛恨，严重损害一党专制的稳定性。
我们再结合习共当局对底层民众的生育狂热的激发和纵容，以及大量体制内人士从容不迫地、在各种福利待遇下生育三胎，并为了“多生”而采取“包养小三”“代孕”等方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满足体制内人士（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官僚权贵）因生育数量不断增加而不断增长的牟取更多利益（大陆体制内流行着一些说法，例如，“管三代”，意思是，要在这辈子为所有的婚生和非婚生儿女积累可供其三代享用的钱财，以应对“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富贵不过三代”等流行说法和关于家族未来的隐忧）的整体需求，中共就要激发大陆“韭菜”、尤其是底层“韭菜”的生育狂热。
若不然，假如只有奴隶主家庭的“人丁兴旺”，而奴隶不断减少，“狼多肉少”、“十羊九牧”之下，韭菜越来越不够割。客观无法改变、主观上不想改变与民争利本质的中共暴政，绝对不会为提高年轻人的生育动力而使既得利益部分转移给年轻人（甚至仅仅是某种程度上减轻对年轻人的压榨剥削）。为了“红色江山”的千秋万代，为了持续对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和鹰犬打手进行利益收买，习共必须想法设法增加被剥削人口数量，努力以最低成本和最无耻手段激发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育狂热。
因此，在习共愈发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下，“生育自由”的两极分化，导致人口激增也愈发“两极分化”。如此一来，不仅会进一步加剧专制剥削阶层和被剥削阶层的两极分化，还会造成其他问题：
第一：
专制秩序的日益僵化，导致阶层固化情况不断加重，再加上底层人口的激增，会导致底层资源竞争愈发惨烈、底层内卷加剧，底层社会生态、家庭生态进一步恶化。由于底层内卷内耗的加重，也进一步变相封堵了底层上升的路径。
第二：
底层人口激增，会加剧底层的积贫积弱、积愚积钝，导致底层民众对一党专制和权势阶层的主观依附性和客观依附性同步增强，这就使底层更容易受到愚民教育和愚民宣传的危害，加重底层民智开启和民主转型的困难。
第三：
体制内人士从容不迫地、在各种福利待遇下生育三胎，并为了“多生”而采取“包养小三”“代孕”等方式，底层民众也在习共当局的对“生育自由”的（变相）纵容、险恶误导下更热衷于“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多生翻身”，因此，今后一党专制下的大陆社会，将女性“工具化”、把女性作为“生育机器”的情况会更加严重，会进一步亵渎和侵害大陆女性的基本人权，变本加厉地打压女权，类似“铁链女”（八孩母）、“十五孩”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第四：
大陆社会“男多女少”的情况本就格外严重，再加上大量体制内人士为了“多生”而采取“包养小三”“代孕”等方式，导致更多的大陆女性流向既得利益阶层，大陆女性的流向进一步失衡，“男多女少”的问题更加突出，普通大陆男性和底层大陆男性的婚配困难问题愈发严重。
如果我们着眼民主转型后的中国未来，也应看到，人口激增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制度范畴。诸如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国，尽管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民主宪政，但是，由于无法遏制的人口激增，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和各种恶性循环。因此，人口增长不仅要与政治制度相适应，也要与一国一地的自然资源、劳动效率、创新能力、文教支持、经济基础、社会道德、女权水平相适应。
当然，在大陆民主转型尚未实现的情况下，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面对专制暴政对生育自由的恶意误导和变相放纵，最应认真思考的问题还是：
专制暴政下的“生育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