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新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2020年03月15日讯】（接前一篇）
4. 证据链惊人披露（一）——“脑死亡”是幌子
《指南》在随后的“供肺选择标准”中表明：正常意义的“脑死亡供体”对于肺移植并不一定合适。这本来是纯技术的说明，但在无意间却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脑死亡”只是一个幌子！
这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原文摘录如下：“DBCD（注：即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供肺并不一定适合移植。脑外伤是常见的脑死亡原因，可合并肺实质或支气管损伤，颅内压的升高也可引起神经源性肺水肿；在昏迷状态下，可能由于误吸胃内容物引起化学性肺损伤；在重症监护室（ICU）救治的过程中，一些患者常发生院内获得性肺炎（CAP）及呼吸机相关肺炎（HAP），随着有创机械通气时间延长，CAP及HAP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这些均可导致供肺捐献失败。”
分析之前，我们先补充一个知识点：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概念，是指全脑死亡，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完全不可逆的丧失。因车祸、意外伤害导致的脑死亡，或因久病不治而产生的脑死亡，必定是全脑死亡。如果不是全脑死亡，就不能归于“脑死亡”，比如“植物人”，大脑皮层死亡、但脑干正常，因此病人能自主呼吸，就不属于“脑死亡”范畴。
《指南》这段技术性文字就是要表明：因脑外伤或因重症医治无效得到的脑死亡供体通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肺损伤或肺炎，包括肺水肿、肺实变和感染等，以致于不适合移植10。
换句话说，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供体肺并不一定适合移植。这就奇怪了：一直讲“脑死亡”供体，竟然不一定适合移植。
不过这也是实情，在国际上也是一样：脑死亡神经源性肺水肿及其它肺损伤一直是供肺利用的瓶颈，功能良好的供肺是很珍贵和短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肺移植的数量那么少的原因之一。同样的，陈静瑜在所有场合也都表示供肺短缺，直到2015年。
2015年，中国正式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对此，陈静瑜亦表示将导致“供肺数量锐减。供肺池缩小”(11)。然而，诡异的事情很快发生：从 2017年起，陈静瑜的肺移植手术数量整整翻了一倍，从100多例/年，一下升至200多例/年，推动中国肺移植数量跃居全球第一。到2018年底，陈静瑜已经对外宣称“不缺供体”(12)。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两年之内解决了全世界都头疼的供肺短缺的问题？排除“脑死亡”的正常情况，还有什么情况能获得一个健康的、功能良好的、呼吸心跳还在继续的活体肺呢？
《指南》发表于2018年，同样隐晦的表示“国际上供肺短缺……的发生（在中国）已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如此看来，“脑死亡供体”真是一个幌子，中共偏好的并不是“脑死亡供体”。更深的秘密还在后面。
5. 证据链重磅披露（二）—— 精确制造脑干死亡！
上文证据显示， 2017年中共肺移植已经找到了比“脑死亡”更好的供体源，解决了原来的供肺短缺问题。在陈静瑜的各种论文、演讲、被采访新闻和自媒体发布中，除了“脑死亡”大爱捐献者不再短缺、绝大部分供肺均功能良好、等待供肺时间超短、甚至2天就等到、肺移植数量大增、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手术、整个流程越来越有效率、名气越来越大、直入全球前三、甚至第一名之外，我们再看不到更多有关供体的信息。
尽管《指南》中对“家属签字同意无偿捐献”的流程还有证据可挖，但到目前为止，陈静瑜这条证据链基本结束了，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既然新的供体源既不是心跳死亡，也不是全脑死亡，那会是什么情况，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快速提供功能良好的肺？
在得到答案前，我们还可以推演一下：首先，这个供体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活人；其次，供体的脑组织没有大面积受损，从而没有神经源性肺水肿及其他肺损失等问题。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一边克制着悲愤的心情，一边做出两个猜想：供体或是被打了麻醉，或者已经变成“植物人”（大脑皮层死亡、脑干是活的）。这都是有可能的。陈静瑜纵向证据链的尾端像一把锁，锁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2017年，请注意这个时间点，陈静瑜正是在2017年移植手术数量大幅上升。
2017年底，韩国“TV朝鲜”纪录片在对2万名赴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韩国人调查基础上，制作播出了专题片《杀了才能活》。在这部纪录片中，王立军发明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装置再现于公众眼前。“TV朝鲜”发现，中共医院所用的器官供体，就是用该装置制备。
2012年通过的、专利授权公告号为CN 202376254 U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其详细说明可以在中国大陆官方网站上下载。当我们用这个装置去对应陈静瑜纵向证据链尾端的“锁”，会震惊的发现，这个装置就是那把能打开锁的“钥匙”，它能完美解决造成供肺短缺的技术难题！
这台装置能够精确制造脑干死亡，而不损伤其他脑组织。装置说明中特别详细描述了：如何精确的打击受害人头骨，如何引导冲击波精确撞击脑干，如何用缓冲垫保护其他脑组织不受损伤等（13）。通过思想试验来模拟取肺现场，就会看见受害人被放到这台装置上固定头部，然后用巨大的冲击力推动金属球，精确打击头骨，制造瞬间的脑干死亡，呼吸心跳立即停止，同时上呼吸机维持呼吸和血液循环；大脑其他部分立即陷入深度昏迷，缓冲垫消解了冲击动能，脑组织不会大面积受损，不会引发肺损伤；同时心肺摘取时，供体不会做任何挣扎反应，就像死尸一样。真是最理想的供肺！该机械装置不贵，取肺又快又好，随要随取，供体再也不短缺，同时，更多器官也被切取利用！
就这样，在人类正常的“全脑死亡”、“植物人”之外，中共制造出一类新型的“脑干死亡”，仅为活摘器官而用。至于这个装置要成功使用，得试验多少活人；这“脑干死亡”的受害人，是否有意识、有知觉、被害时是否感受到痛苦，中共有谁会管这种“小事”呢！？
中共在活摘器官方面的“高效机械化”也催生了“脑死亡”中心。其实中共的“脑死亡”根本就不是国际医学界定义的“脑死亡”，只不过是以此为幌子的谋杀。
各地设立“脑死亡”中心的事实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医生于2015年7月披露的。黄洁夫任该院移植中心名誉主任。曝料称停用死刑犯之前，中共已经在全国各地布点设立“脑死亡中心”，以保障提供活供体。因为面对的是“脑干死亡的人”，对移植医生、警卫等的心理压力要比直接从活人身上切取器官要小得多（14）。移植产业链的效率就是这么来的！
至此，陈静瑜提供的证据链，加上这副杀人装置做为最后一个物证，涉及中共活摘罪行的“纵向证据链”即告形成！它与追查国际大量“横向证据链”相呼应，共同构成中共“活摘”罪行的铁证网！
三、连魔鬼也望尘莫及的邪恶 脱离中共寻求自救
多年来，海外独立媒体大量报导了“活摘”这一罪行，有人称活摘器官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面对这个罪恶，人类的语言是无法表达出对其的震惊和悲愤的。
世人都知道中共撒谎，可谁能想到，连“脑死亡供体”都是假的，都是被中共玩弄的概念，都是对世人精心的欺骗。中共制造谎言的能力超出人类的想像力。
假如说纳粹或日本731部队是魔鬼，那么中共的“活摘”罪行连魔鬼都望尘莫及。魔鬼仅仅制造死亡，而中共却在生与死的短暂夹缝中，精确制造出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反人类状态，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一个庞大的金钱帝国。帝国的一端是权贵、贪婪的有钱人、移植链条上其他既得利益者和帮凶、以及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患，他们对这个产业或是追捧、赞赏、感恩，或是“精益求精”、“自我陶醉”；而帝国的另一端则是数量庞大的法轮功学员、良心人士、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弱势群体……被纳入供体库随时被杀害。
中共不仅反天、反地、反人类，而且反生命。无神论、进化论、丛林法则毒害了全世界。在它们的眼中，金钱和权力至高无上；平民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机械，生命的感受毫无意义，做为人的人性、乃至神性一旦觉醒照出中共的邪恶，必欲除之而后快。它篡权后历次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杀戮文化精英和正直之士是这样；八九六四对纯真的学生大开杀戒是这样；一九九九年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亿万百姓残酷镇压是这样；今天瘟疫兵临城下它们维稳至上、抓捕寻找真相的平民、祭出最严网规、对真相来源封杀勿论还是这样。
它们也会表演，似乎感情丰富，那不过是利用人性，迷惑世人，为世界的毁灭添祸，为自己的罪行甩锅。他们以一个人群的需要为借口，来消灭另一个人群的需要，不择手段。中共在此次武汉封城当中很多极端疯狂举措，根本不顾城内千万百姓的感受，反而全世界嚷：牺牲武汉，为了救中国，救世界，你们欠我一个感恩，欠我一份道歉；疫情还未结束，就强制复工，各地拼假数据，理由也是：别人要生活、要赚钱养家、世界工厂需要中国。伎俩在全世界彻底曝光，卑鄙与可耻一览无余。中共不会是被枪炮打倒的，而是会在作恶中被自己的恶报解体。这就是天灭中共。
中共是来毁灭人类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考验着人的理智和良知：只要有一丝一毫认同中共，就会被它的毁灭机制裹挟而去。上天慈悲于人，因为人还有理性，还有一点善良。恳切劝告所有参与、认同中共所言所行的人们，快快脱离中共，在内心中退出中共各级组织，到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党声明，对自己的良心做出交待、向苍天表明心志，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保存或公布中共罪恶事实、证据，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进入中共解体后的新中华、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