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七谈红朝改开：曲已终，席在散，似闻楼塌声
可以对四十年改革开放做出概论了。
武汉病毒的出现，宣告了改革开放的终结。它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随着毛泽东寿终正寝，世人多半感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不是太意外。武汉病毒的出现，无人有预感，无人识终点，只有瞠目以对。它是否自然生成？如是，则是苍天造孽，便尽可任由国人和世界探寻真相，以防劫难再来，但是......
它与改革开放什么关系呢？
政治学上与社会学上的改开，一九八九年便由红朝执行了斩立决。六·四后三十余年，只有经济上的继续改开。此事，中共不愿提，但事实上是承认的，当然它也否认不了。关于这个经济上的继续改开，严格地说改革就是个文字游戏。现代经济牵涉到了方方面面，不可测的因素多多，随时需要调整，哪来这么多的改革？不过，开放确属相当干货。入世见证了中国曾经的悲情与勇气，大尝甜头后自然没有了退回来的道理。至于滚滚而来的财富彻底扭曲了权贵们的心态与行为，属于经济后面专制权力的作用。美中贸易战，是三百年来屡见不鲜的利益纷争把戏的再演，二战后的时代通过互相让步，多半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武汉病毒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不能排除这一点，世界将此提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高度，疫情源头问题不解决，中国开放的积极意义就一定会要成为空壳。这两年的中西关系很显然：改革开放走向了曲终席散已然次要了，重要的是美西齐齐冷眼看着红朝还将怎么玩。至此，改革开放当然不消再提。
但改革开放这个字眼儿可以不再提，它给国内造成的重大裂变不但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仍在发生作用，这就不能一风吹了。正如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恶劣影响仍在，不能一风吹一样。
可悲的是，六四后三十年，红朝改开性质大变。政治改革叫停，说白了就是不再向二战后世界新走势靠拢。然而这事十分重要。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坚决告别极权军国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必要对现实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伦理、主权的相互关系作大改变。红朝统治集团却仍痴迷于丑陋不堪的世袭特权，不惜反人类。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中共一步步走上了故意犯罪的道路。
天意不可测的是，后三十年经济改开，红朝自己也未料到它居然大发横财，社会主义这块皮还不用丢。它的高明之处在于看穿了美西大资本财团及政客的唯利是图本性，是以凭借经济上出来了一时绩效这个资本，对内对外它都日益忘乎所以。这样的傲慢日子它至少过了二十年。
更为可悲的是，95%的国人皆被假象所迷惑。他们乐看鲜花和桂冠，喜闻华丽辞藻，不去看鲜花、桂冠后面的汗水和泪水，不相信隐藏和掩盖的巨大危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民主、人权、宪政居然是“玩虚的，”疫情爆发前武汉百家宴浓缩了这个可怕的社情和民心。当他们欢声笑语推杯换盏时，谁去提防病毒扑向了他们？看来，这样的社情和民心，一次疫情未必能震醒它们。
事态本来明明白白，二战后的世界变化给予了中国很多次机会。红朝建立，若能坚持“新民主主义”二十年，中国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是大概率，不但文革发生的概率小，而且今日中国很多方面超过美国也可能。果然如此，自是大好事，人类文明本来就是通过你追我赶而进步的。走得通的路偏不走，就凭这一条，毛泽东的犯罪就不可宽恕。若坚持前十年的良性改开之路，呵护一度出现的全民悲情，尔后器物建设或许少靓丽，但质量会上去，结构会改变，分配将走向初步公平，它们才是真正的巨大的生产力。同时，对大自然的暴力掠夺会收敛，社会生活的上进心会更大更多，官场腐败与社会糜烂就不会不可收拾，比照后三十年，中国人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相应地，邓小平的功罪怎么认定？江、朱、胡、温时期，中国仍有不小的机会拥抱世界，争取长治久安，前提是政治、社会改革皆不容缓。这个机会又失去了。这几位维持会长的难言之苦是，后面站着一群拿枪的“太君”。不容他们不识趣。红二代习近平上位伊始，中国仍存一线和平转型希望，这个希望已是随着不尽闹剧完全破灭。今天，欲使中国不坠下悬崖，已是终结红朝变态统治都不够了，只恐要赖于大中国解体后由各个独立国家重启精、气、神。
不会有多少中国人耐听这号话。坦率的讲，多数国人的智力也达不到这一层。但又不宜苛求他们，因为红朝豢养了多少专家、教授、乃至国师，这帮人可曾向国人揭示文明根本：文明演进决然少不得辐射各阶层的凝聚力，凝聚力决然离不开人权发展。今天和今后的时代尤其如此，否则制约不了专制下技术权能对文明的反噬，武汉病毒乃是明证。进一步说，文明根本是不容摧毁的，一旦摧毁，再多的军舰和高楼都是枉然。一旦迎来经济崩溃，便是雪崩，海啸一齐扑来。向来如此，价值观崩盘，一代人时间就够了，重建价值观至少需要三倍时间。如果说文革激活了人心中最丑恶、肮脏、狠毒、残酷的一面，从人数上看未能超出10%，另有90%的人仍守着底线。后三十年改开，人心的败坏与坚守底线已是90%对10%了。今日中国的现实，已是再好的生活信念也只能唤醒极少量依旧心热之人，唤不醒心冷心贪心狠之人，更唤不醒心死之人。中共的金句一样如此，王沪宁发明的初心与再宣誓，赖小民不相信，欧金中当然也不会信。习近平提共同富裕，等于承认了红朝七十年极不公平，习总这一次特聪明，反正旧的杨改兰听不见了，新的杨改兰不听不行。
红朝改开走到了尽头，也不容它不划句号。是因它已无可再改。再改，它就要赔上老本。这方面它才不傻哩。那些批评习当局不该向“左”转的希望继续改开者，不免只强调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其实只谈第一个方面，他们也错了，无非是个限于眼前平安的政治正确。很简单，武汉病毒岂是偶然，已经饮鸩止渴了三十余年，还待饮鸩到何日？当然今天的难题是，停止饮鸩，何以止渴？
难题无解是因为自己偏要作贱。愚意以为，改开伊始，中国有约60%可能性和平转型，全民悲情是主要动力。六·四后此可能性便降到了不足30%，习近平新时代顶多还余5%可能性。寄希望于邓小平南巡后的重启改开，是精英阶层弱智加贪婪的大释放，性质上就是以为多献上几个美女，强奸犯就会收心。红朝统治变得强固，外靠美西财团绥靖输血，内靠精英伥鬼出谋献肾。无论如何，不与专制合作总可以吧。再退一步，保持应有的警惕不为过吧。改开前是被骗过奴隶社会生活，六·四后是主动过丛林法则生活，无可避免地迎来了难题无解，想不吞咽苦果，天理也会不容。
前面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忌极权军国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后三十年特色改开的精髓，就是个国家权贵放任资本主义，现在又在朝着极权军国主义路上走，价值根基又被摧毁，只恐联邦制都救不了这个国体。台湾走向独立是早晚的事，越狂叫武统，离意越坚。小粉红的爱国鼓噪，吸食了四号的亢奋罢了。依得他们这号豪情，义和团早就灭尽了洋人。台、港的离心是否第一块骨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因寒心所致。危邦不入，天下至理。人不自重，何来人敬。红朝暨后三十年改开，加上近两百年来未见的社情民意，终于成就了大中国掘墓人的荣耀。
诚然，三千年的华夏土地，本来就习惯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劫难。这一天，或许就在三五十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