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2004年1月22日晚22点45分，父亲走完他76载的人生之路，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奇怪的是，父亲的眼睛久久不能合上。我用手轻轻摩挲着父亲的眼皮，默念道：“爸，您就放心走吧，妈妈有我们五个儿女照管扶养呢。”念叨了多次，可父亲眼睛仍然不闭。倏地，我想起父亲晚年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就又默念道：“爸，您放心走吧，李婶（李工的老伴）的300元生活费，我们保证按月打过去。”听完这个默念，父亲才慢慢地合上眼睛，仿佛了结了一桩永远的心事——
什么是父亲永远的心事呢？
父亲一生中心中最痛、良心永远不得安宁的一件事，就是在1957年把一个业务技术骨干打成“右派”，并殃及后人。
晚年的父亲常常被这件冤案错案折磨得坐卧不安，夜里难以入眠，以至死不瞑目——
那是1957年，父亲担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起初是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岂知，这是“引蛇出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
当时抓“右派”，上级都按知识分子的人头给基层单位下达比例指标。既然有人为制定的比例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顾客观实际，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指标”单位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轻则摘乌纱，重则要戴顶“右派”帽的。
父亲所在的企业是个生产任务很重的单位，“鸣放整风”基本上走了个过场。因此想从言论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能的。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紧。一个逾千人的大单位不可能没有一个“右派”吧？英明领袖早就有科学论断：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抓不出“右派”，不仅乌纱帽难保，而且还会被扣上包庇“右派”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阴沉着脸不说话，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无奈之下，父亲就从人事科调阅全厂所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档案，要从档案里抓“右派”了。父亲的原则是：“现行言论”没有就查历史，历史没有问题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父亲查来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条件。此人就是厂里的副总工程师李万钧。他是建国初期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是家庭出身资本家，舅父又在台湾空军任上校军官。父亲对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因为李工是单位的技术权威。全厂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唯有他亲自下手才能解决。
父亲单位“右派”名单迟迟报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下达最后通牒：当下抓“右派”就是政治任务，就是大局，今天18点以前抓不出“右派”来，拿你这个党委书记是问。父亲看看表，已经是16点多了。父亲的思想激烈斗争经历了一个多小时。那是痛苦斗争的一个多小时，是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斗，是个性与党性的争斗······
最后，父亲一咬牙，在18点整时，把李万钧推出去了。然后父亲对着苍天祈祷着：李工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啊！
父亲是解脱了，李万钧倒霉了，祸事接踵而来。先是被戴上“右派”帽子，驱赶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最倒霉的还是他的独生女——李平，当年高考，分数超过北京大学录取线20分，只因受父亲“右派”问题的株连，政审不合格，被退档，不予录取。
“文革”当中，李万钧这个摘帽“右派”又被拉出来当作死老虎遭到暴力批判。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后不久，李万钧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久就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离开了人世。
从李万钧走后，父亲每月就到邮局给他的老伴寄20元生活费（一直匿名）。随着物价上涨和薪酬的增加，从2000年以后，父亲每月给他老伴卡上打300元，雷打不动。逢年过节还要多打200元或300元。父亲以此来化解良心上的不安，抚平心中的痛。
李工女儿李平的日子过得更凄惨。李平中断升学之路后，只得到一家街道办的手工作坊上班。一个“右派”的女儿，在政治上株连的社会里，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视、冷眼、伤害······你再有才华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三五十人的街办小厂，说塌就塌了，李平失去了工作。她的婚姻也很糟糕，丈夫是个酗酒狂徒，喝完酒就要撒酒疯、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弥留之际，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