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博讯网
面对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残酷待遇，海外的一些中国汉人知识分子开始在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声，反思汉人作为主体民族，被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给予的身份优势。他们鼓励其他的海外汉人也能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生活时拥有的隐性“特权”。
在美国，过去一年以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依德之死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引发了大规模针对种族问题和白人“特权“的反思。这些海外汉人知识分子虽然是美国或其他居住国的少数族裔，但在中国成长和生活时，他们是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和拥有最多资源的主要群体，与白人在西方社会所处的位置较为相似。于是，一场由白人“特权”讨论而引发的汉人“特权”讨论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
美国关于族裔关系的讨论中常用“种族”（Race），而中国更多使用“民族”（Ethnicity）。两个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都被用来对人群进行划分。种族多指先天遗传的生理特征，如肤色和相貌等。民族则指拥有共同文化、习俗、传统、历史背景的群体。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种族与民族的概念常被互换使用。
“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工作的研究员王亚秋一直在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但在中国浙江省长大的她坦言，小时候几乎没有见到过维吾尔人，也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不仅如此，她承认曾一度相信少数民族受到了比汉人更优等的对待，比如高考加分。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照片由本人提供）
“这其实说明了压迫和歧视的严重性，严重到主体人群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她对美国之音表示。
但来美国上学后的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她说，在学校上课时使用不是自己母语的英语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让她联想到了在中国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与在美国的王亚秋一样，那些少数民族的孩子需要通过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才可以在中国成为升学或是应聘的有力竞争者。
尽管王亚秋是移民，而维吾尔人是在中国长大的公民，但她对学习并使用第二语言的困难感同身受。
此外，作为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王亚秋说她也曾被喊“滚回中国”（go back to China），于是更能理解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在中国被另眼相看时的心理感受。
比照自己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经历，王亚秋不久前在语音聊天平台Clubhouse上发起了一场相关讨论，名字叫做“汉人是中国的白人吗？”。
这个标题来自一位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在导致6名亚裔女性死亡的亚特兰大枪击事件后不久发表的同名文章。
文章中，这位名叫Weifeng Yang的学生把“美国白人”与“中国汉人”做类比，认为正如“美国人”常常被与“美国白人”画上等号一样，“中国人”这个概念也常被默认为“中国汉人”。他认为，虽然汉人在美国是少数族裔，但在中国却是占据优势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汉人在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同时，也可以换位思考。
“这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地去同情我们母国的少数族裔所经历的困难，比如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 他写道。
Yang同学没有接受美国之音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发出的进一步采访请求。
王亚秋表示，作为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她私下里收到过不少来自华人与中国留学生的邮件，表达对新疆维吾尔人境遇的担忧与和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但由于中国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敢公开发声。
于是，没有身份担忧的王亚秋有了在Clubhouse上举办一个讨论的想法。她说，这次讨论不是人权观察的官方活动，而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仅邀请了汉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邀请了维吾尔人的加入。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的身份，和我生活在美国这个现实，来和维吾尔人进行一些沟通。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样身份的人，他们也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些改变，” 她对美国之音说。
受邀同来主持这场讨论的还有人权律师滕彪。从几乎20年前开始参加中国境内的的一系列维权活动、并因此被中国当局秘密关押和折磨后，他于2012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中国人权律师滕彪。（照片由本人提供）
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今年的反对亚裔仇恨活动中，他都有发声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国支持这些种族平权运动的汉人也能以同样的角度去思考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
“像亚特兰大这样的事件，它的确是让很多人有了亚裔被歧视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参加这样的运动，但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去认识到，作为汉人，相对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这样的‘特权’，这还是非常罕见的，” 他说。
“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是美国社会在讨论种族不平等时常常会使用到的词汇，指的是当面对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时，相对于少数族裔，美国白人所受到的优待。”汉人特权”（Han Privilege）则是中国知识界将“白人特权”这个概念本土化后的衍生词汇。
滕彪解释说，他并不满意“特权”这个中文翻译。在中文语境下，“特权”更多得是指政府官员拥有的特殊权力，常指代政治腐败。他担心这样的翻译无法准确反映“汉人特权”的真正含义。
他认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性别红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理解“汉人特权”的意思，即个体因为所拥有的民族或性别身份而自动成为了一个社会中占有强势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常常意识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视或压迫，滕彪说，汉人也常常看不见少数民族所经历的不平等。
“汉人当然有特权，” 他对美国之音说，“只不过如果你对其他民族的生活、压迫、恐惧缺乏关心的话，或者对整个社会现实缺乏反思的话，你是意识不到的。”
滕彪认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中国社会里受到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王亚秋提到的必须使用第二语言参加考试和应聘工作外，滕彪还说到了维吾尔人会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绝接待，导致寸步难行，基本失去旅行自由，而且中国在新疆大规模建造的“再教育营”针对的也是维吾尔人，鲜少有汉人被强迫送进这些机构的案例。
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彬2009年8月在新疆旅行时与当地村民交流。（照片由傅志彬本人提供）
对于维吾尔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待遇，同样被邀请来Clubhouse讨论的傅志彬并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傅志彬曾因撰写书籍《洗脑的历史》而被中国当局囚禁一年多。在2018年离开中国前的十多年里，他曾多次去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加强。尽管新疆汉人与维吾尔人所占人口比例接近，但他发现，安保措施的重点执行对象几乎全部是维吾尔人。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从新疆库车到库尔勒约300公里的路途上经过了4个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汉人只需让车辆接受检查就可以通过，而维吾尔人除了需要被检查车辆外，本人还要接受安保人员的盘问。傅志彬说他常看到接受盘问的维吾尔人在安检站排起长队，而汉人只需“晃一下”身份证就可以离开。
“我想我当时要是维族人的话，我的心里会很不好受的，” 他说。他看到不少接受检查的维吾尔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干部模样的”，看起来“敢怒不敢言”。
不过，并不是所有海外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都赞同汉人反思自己的“特权”。
被授予过哈萨罗夫奖和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中国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在不久前在推特上反对这样的反思现象。他警告说这可能会挑拨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矛盾。
“难道不是共产党欠维族人民的，而是同样受压迫的汉族老百姓欠维族人？这不是混淆是非吗，” 他在一则推文中写道。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中文用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的威权体制和专制制度是维吾尔人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因素不被消除前，反思或是道歉起不到现实的作用。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改变应优先于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