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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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6年10月郭沫若填的‘水调歌头’前半阙，曾在大陆传诵一时。尤其经过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的演唱，迹近家喻户晓。被中共封为‘文化旗手’的郭氏，无疑确属才子。
然而，这位49年以后直至78年的大陆文联主席，其人格品德遭人诟病之处，真是不可胜数。57反右期间的表现，尤令人齿冷。
当时郭氏身兼多项要职，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但他又是所谓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是不少有分量的批判发言，都出自其口中或笔下。
5月27日，即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10天，《光明日报》记者问他‘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就答称：‘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其时郭是否已获悉《事情正在起变化》（黄秋耘是5月18日晚在邵荃麟处得知，周扬来电告曰风向‘转了’，即整风‘转’为反右；郭同时亦获周打招呼大有可能）。不管怎样，郭以科学院院长`文学大师之尊如此回答，无异于公然替当局违背‘言者无罪’的承诺找借口，也可视为给毛‘引蛇出洞’的‘阳谋’预作辩护。
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一日，毛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对因言获罪的右派作这样的分析：‘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也就是说，言与行之间的区别也不承认了。这种强词夺理，和郭的上述答记者问，堪称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而郭本人在反右正式拉开战幕后，非但主持多次高规格的重大批判会，更以斗士的身份直接上阵。例如对冯雪峰的清算，他就当仁不让地亲自出马，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抓住冯的历史旧账做文章说：‘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的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人民日报》，57年9月28日）
冯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曾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周扬则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两者发生争论，而冯周早有过节。因毛已封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旗手，周扬‘不好说他什么’。若将冯打成右派，便可‘由他来承担蒙蔽鲁迅的责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史就容易写了。’（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478页）郭很清楚个中原委，又知道毛对冯‘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极力偏帮周扬，打击资格更老并且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
在反右高潮中举行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郭作了大会发言，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是针对民盟中央五月份的一份文件而发的，该文件名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意见》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和钱伟长五位科学家负责的一个工作组草拟，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一共提了五个问题。而郭竟称之为一个‘科学纲领’，可谓小题大做。
对于第一条意见，即‘保护科学家’问题，郭驳斥曰：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郭这番话确有分量。只是他所引的那句知识分子遭浩劫的话，并无出现于《意见》中，乃郭移花接木‘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而且，原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工作条件的意思。’（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520页）何况，这层意思其实‘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的’。（《周恩来选集》下卷，171页）周说就行，民盟跟着提出就不行。这是什么逻辑？
第二条意见提出，‘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郭称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堂堂科学院院长如此立论，‘这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同上，520-521页）
第三条主张‘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郭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用下面这段话阐述‘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同上，521页）
四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郭反驳称，‘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五是指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郭在此次大会发言中未予批判，因为‘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同上，522页）
两个多月后的9月18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人民日报》，57年9月19日）
意见书上有的，郭要批判；意见书没有的，也要批判。郭在人代会的发言称：‘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据此，这‘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郭的话意味着，‘没有提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同上，522-523页）
郭总结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人民日报》，57年7月6日）
非但如此，在7月14日中科院召集的座谈会上，郭以主持人的身份，质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人民日报》，57年7月15日）曾`钱二人欲辩无从，后来都被划右派，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中罕有的罹祸者。
相比之下，郭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异见者凶狠十倍，因为中共有意识地保护一些自然科学家，周`邓都为此特别发出指示。而‘社会科学界可没有这样幸运了。’（《反右派斗争始末》，530-531页）
他在中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诬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人民日报》，57年9月19日）
他还批判了北大教授陈振汉，说陈‘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把这位经济学家在五`六月间和另外五名学者教授，集会座谈后写成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说成是旨在夺权的大毒草。尽管该文没有最后定稿，从未发表过。而且第二稿还‘表明了拥护六条标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还是过不了关。’（《反右派斗争始末》，538页）
9月16日，郭在文物界反右派的会上，对著名学者叶公绰`宋文彬以及湖南的陈裕新也都进行了批判，说什么‘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为中共肆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径辩护。另一方面则把提出善意批评者推入泥潭。（《人民日报》，57年9月30日）
今天看来，郭的批判发言完全经不起推敲。但当时被批判者根本没有自辩的机会。他当年是大获全胜了，其实在历史上留下污点与笑柄。
有论者指出，郭打压异见者，吹捧当权者，尤其对斯大林`毛以及江青的阿谀奉承，简直匪夷所思。诸如：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斯大林’俄语意为‘钢’---张注）；机舱内外有两个太阳（为毛摄于飞机上的照片题诗）；江青同志，我们向您致敬（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当面向江朗诵）。如此等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其目的为求自保，却未能完全如愿。批林批孔中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当面羞辱他。他要一再向毛写诗认错忏悔。更可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在67年和68年，因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其第三任妻子于立群亦于他死后的1979年自缢去世。他和他的至亲落得此种下场，莫非报应？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将郭列为大陆文人‘四大不要脸’之首，似乎有失忠厚与恕道。至于鲁迅称其为‘才子加流氓’，也似略显刻薄。死者已矣，只需恢复历史原貌即可。事实上，毛的淫威无人能够抗衡，这是整个中华文化（广义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吸取教训，但求悲剧不再重演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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