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57年的反右运动过去50年了。尽管关于这场运动的回忆文章不绝如缕，近20多年来亦不乏中外学者的研究著作，但毋庸讳言它已逐渐被绝大多数国人所淡忘，尤其青少年一代更普遍对此茫无所知。这种民族的集体失忆亟需及早救治，57年反右的历史悲剧绝对不应重演。对其始作俑者毛皇帝更应大张挞伐。这并非出自个人恩怨或一己的荣辱，而是着眼于国家民族的兴衰浮沉。
毛倒转社会发展车轮 (博讯 boxun.com)
反右运动完全是毛开历史倒车的恶行，是他政治上一贯奉行整人的斗争哲学和经济建设中顽固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宣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大会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大会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一切，都是同毛的左倾思想背道而驰的。
正如论者所指出：毛泽东是个人意志十分倔强`固执的人，他从不认输，也从不服输。‘反冒进’及中共‘八大’对他的‘左’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满意的，对‘八大’在主要的内容上没有体现它的‘左倾’路线是耿耿于怀的。‘八大’会议虽然吸收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思想，但在经济建设的路线上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超高速的‘左’倾思想，而主张‘稳步发展’。这不但意味着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不正确，也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受到压制，对此，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必然要反击。毛泽东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会有任何的让步和妥协。毛泽东所要做的，仅是找寻适合的时机。（1）
机会来了，波兰`匈牙利出现风波。他总结当年10月‘匈牙利事件’时，‘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来“吸取教训”’， （2）说它源于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在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3）‘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4）就这样，他利用56年秋发生的波`匈事件，处心积虑地计划“制造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大’的政治路线。而1957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便是毛一手制造出来的中国的‘匈牙利事件’。”（5）
对此，毛自己也供认不讳。他在57年6月8日的党内指示中明白的宣示，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他自信能控制局势。此前他在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6）尽管党内高级干部十分之九不同意，他还是成竹在胸地推动鸣放，制造乱局，以图根本推翻‘八大’路线。
结果，他的阴谋得逞了。反右开始四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金口玉言不容反驳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7）由是，他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反右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国际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突飞猛进，其中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台湾及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更是成就骄人，举世瞩目。而毛治下的中国大陆则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继58年大跃进后饿死三四千万人，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更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大陆才回复正轨，但已白白耽误了20多年光阴。
关于这点，有个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5年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4.7%，日本为2.5%；198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2.6%，日本升至10%。（8）55年数据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之前，即三大改造还没进行，刘周及陈云等务实派主持经济工作，他们的举措受到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肯定，见之于八大决议。正是为了推翻该决议，毛处心积虑发动反右派斗争，结果奸计得逞。
可见反右实为国乱之始，倒退之由，其所造成的恶果罄竹难书。
毛翻云覆雨公然违宪
如所周知，当年50多万右派除极个别者外，都是因言获罪的。其背景为响应毛本人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毛出尔反尔，整风中途悍然决定发动反右，非但抛弃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的承诺，更完全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践踏。由于他历来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以致形成一种惯性，似乎他拥有特权，可以随意违法而不受追究，于是往往对此的批判很不够，故应将毛的违宪作为重点加以痛斥，以肃其流毒，推动法治的建立。
这里以所谓三大右派言论为例,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分别在5月21日`22日和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表,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的座谈会，应邀者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地位尊崇。首次在5月8日，才开了5次，刚过了一星期，即5月15日毛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干准备反击。而座谈会则继续举行，但毛‘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9）可见，远较三大右派言论温和的意见都已犯忌，毛恩赐的言论自由范围何其窄也。
再说，章罗储三人的主张果真那么出格吗？下面是当年《人民日报》所载发言的原文：
章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罗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方面人氏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曲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
储说：‘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又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正如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的评论，章上述‘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叶又评论称，‘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10）
章罗的代表性言论既属正理，储的‘党天下’就干犯了天条了吗？诚然，它一针见血地触及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本质，但储此举只是在应邀出席的座谈会上，‘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其发言题目）。光明磊落，温文尔雅。其内容于宪法法律岂有半点不合？即使说得不中听，作为东道主的当局也不应该翻脸，毛打压诤言之恶劣行径，与叶公好龙有何两样？
应该指出，毛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又是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主任，十分清楚宪法的功能，了解其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个章程，宪法是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但毛知法犯法，胡作非为，罗织构陷，以言入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制造帽子侵犯人权
毛不仅给右派戴上帽子，还‘度身订造’地专门新增‘劳动教养’这一名目，这两者都是原来法律所无的苛政。其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程度及所造成的恶果，虽然早有论者谈及，但愚意以为远远不够。
戴帽子是对人的尊严最粗暴的践踏。它比秦代的‘黔首’或希特勒强迫犹太人佩戴黄星更恶劣。其发明权大概应归毛的湖南同乡‘痞子’，经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成滥觞。有人将之喻为《西游记》中的紧箍咒。毛本人在谈反右的政策和策略时，就讲过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11）但这种比喻其实并不贴切，因为毛绝非慈悲为怀的唐僧，而是草菅人命的暴君，其凶残超出《西游记》中最可恨的大魔头不知多少倍。《西游记》的孙悟空到了西天便修成正果，紧箍咒自动失灵。右派却无此幸运。摘了帽子的称‘摘帽右派’，获得改正的叫‘错划右派’或‘改正右派’，此外还有‘漏网右派’（57年未入另册者），‘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对此，毛早有部署，他在59年8月24日致刘少奇的信中，谈到给右派摘帽的问题时说，‘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12）他说得多轻巧！背后造成的悲剧却数不胜数，非但几十万右派本人，更殃及妻孥，祸延子孙，斑斑血泪，触目惊心！其中不乏右派子女被逼疯或自杀，后嗣无人以致灭门的惨剧，据报导，著名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即属此例。
至于57年推出的劳动教养，最令人发指的是它不经法院检察院的正常监控，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不受法律监管。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在法律之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加上没有期限，堪称无法无天。
按当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就可以对公民实施劳动教养。‘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什么叫‘表现良好’？，什么叫‘酌情批准’？显然这里面主观随意性极大，何时解除教养可谓天晓得。何况解除教养后又只能‘留场就业’，永远困在边疆或偏僻地区的农场或工厂。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坐牢19年出狱后还能回乡，劳教者却连这样的幸运也难求。如此无视人权，举世罕有其匹。右派则首当其冲，一半以上即至少275000人遭此厄运。（13）
这里还应指出，无论给某人带上帽子或对某人实施劳教，实际上都由中共各级组织一手操控。本来并非执法机关的中共组织包揽了公检法部门的职能。于是党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党天下之淫威变本加厉，真是岂有此理！
就拿反右运动来说，从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声令下起，到10月上旬止全国已经打了几十万右派，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这就是说，此前打的右派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说你是你就是，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说了算。
事情的荒谬还不止此，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党员的处分最高是开除出党，对非党员无权给予任何处分。戴帽子和劳教均属行政处分，却由党组织越俎代庖，根本不受任何立法`司法及行政部门的制约。毛及其鹰犬如此肆意滥权，非法行事，其暴虐不仅‘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古今中外其他暴君俱难以望其项背。
值得注意的是，从反右至现在50年间，似乎无人质疑中共何以能够对公民滥加处分（大陆宪法及法律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条文赋予中共这样的权力），包括没有一个右派对将他打成右派的本单位党组织进行抗诉，只有章乃器拒绝在给他做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但也没有在法律上提出中共无权将并非党员的他划成右派并给予处分。由此可见，尽管当时中共建政不足8年，却已成功地将大陆百姓驯化为顺从的臣民，非党员也乖乖地接受党的任何处置，即便程序完全不合法，也无人发出抗议的声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往封建时代虽如此宣扬，却未必做得到；毛却真正做到了。储安平的‘党天下’正正戳穿了新王朝掩盖的封建烙印的真相，所以成了中共的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