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暴政迫害妇女观察：从家庭到社会，为什么女性依然处于劣势地位？

文/甄丽芳邓倩茹

亚里士多德曾说：“男人天生高贵，女性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而提出“人生而平等”、攻击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同样认为，女人是为男人而生的，是依赖男人而活的，没有男人女人难以生存。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难逃时代局限。男权主义从遥远的历史那端扎根，深深扎入人类的骨肉血脉当中，贯穿至今。同时，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小圈子里的传统家庭制到大众范围的公共生活——政治、经济、文化，貌似公正的规则底下却是“约定俗成”的“性别歧视”。

传统家庭制中，男性处于中心位置，在家庭生活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尤其是在中国，饱受儒家理学的荼毒，倡导“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过去五千年来，中国女性被残忍剥夺自身的合法权益。

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女性不认为自己权利被剥夺，顺从所谓“大儒”的理学观念。古代中国，女性学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荣，无意中丧失了自身的尊严、人身自由、受教育权，即便婚后，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不但不能享有同等权利，就连离婚也丧失自主权。现代婚姻尽管摈弃了很多陋习，但也不完全平等，妻子入户夫家，孩子跟父亲姓等等。

公共生活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男性仍处于中心位置。从两性角度总体分析，男性把握国家命脉，是国家的掌权人。封建社会实行皇帝制度，在整个封建系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是重要组成部分，于是，鲜少有女性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或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时至今日，对比当年，社会似乎有了很大的进步。自20世纪女权运动蓬勃开展，女性维权意思普及。女性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出家庭，更多参与到社会工作当中，其中不少女性在事业中取得成功，有的女性更是当选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官员，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事实上，当我们谈论到事业成功的女性，即便用褒义标签作为赞誉，却也往往会转化为带有歧视性质的调侃。如提及职场的“女强人”，“没有女人味”、“强势霸道”、“作风独断”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合理联想。

至于一些中性化的名称，如职业上的“女司机”，学历上的“女博士”，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调侃。比如说到“女司机”，人们常会和“天生的马路杀手”挂钩，从而造成一种“女性不适宜驾驶”的人为现象。

谈到“女博士”，难免想到那句“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女博士作为精英群体，不但无法享受到实现自我的喜悦，反而被迫游走在男性和女性的边缘，处于“第三性”的尴尬之中。

现在的中国，表面看，男权主义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女权主义得到认同和实现。在一些特大城市，再没有出现“女权运动”的字眼。然而，没有声明并不等于不需要“女权运动”。毕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性别歧视依旧侵害着女性的权益。

考研，导师更乐于带男性学生，应酬、熬夜、搬资料，男性的确在生理、心理上强悍于女性；面试，老板更愿意选择男性职员，没有产假、不会在一个月一次的生理期闹脾气……

2015年国新办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表示，从2010年15岁以上文盲人口性别结构来看，全国范围内女性占73.84%，远高于男性的26.16%。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占10.0%，男性仅为4.5%;在有求职经历的女大学生中，24.7%曾经遭遇过不平等对待。

从女性参政角度看，白皮书显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比例仅为23.4%，女高层较少，而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尤其是在制度强制下——某某职位必须有一位女性任职之类。

相对于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政权中心几乎被女性霸占了半壁江山，中国政治上的女权意识显得薄弱不堪。对于女性在政治上会遭受更多的非议，韩国的女总理朴槿惠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她从政初期，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在媒体上讽刺朴槿惠是“爱打报告的小女生”，日本的一本杂志也曾经嘲讽朴槿惠至今单身，还把朴槿惠的对外政策成为“欧巴桑外交”……这些例子无不是在男尊女卑思想影响下的实际情况。

女性生来力量相对薄弱，敏感又缺乏安全感，更加需要被包容被保护，然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反而更严苛，宽容度也更低，因此女性面临的歧视也更多，获得成功也更难。

许多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明确标明“不招女性”，不少的工作岗位对女性采取“全封闭政策”，有的企业虽说招聘女性，但往往对女性有外貌上的要求，甚至要签订“禁孕条款”，所以说女性想要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往往要比男性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而当她们终于成为女强人时，却要背负“灭绝师太”的恶名，不仅在感情上被敬而远之，而且难以获得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