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這一套形同誘捕的戰略戰術，在毛澤東是駕輕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風」「審幹」當中，就這麼幹過。而製造恐怖氣氛，利用群眾的恐懼和從眾心理，圍剿獵物，則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一再試驗成功。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風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規模，上自全國人大和政協會場，下至窮鄉僻壤的民辦小學，全民動員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和對黨組織或幹部有意見就是反黨的以黨治國原則。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時，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一套對知識份子進行集體迫害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機制。一年多前周恩來所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後就遭到毛澤東指責，說對知識份子不敢講改造了，「右」了。周恩來和決策層中有識之士不能違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現了全黨動員對付知識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後期不得「甄別」，而且在處理右派分子時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辦法加強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懾，並發明「勞動教養」新規，將半數左右的落難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監禁勞改，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澤東在一派得勝還朝的氣氛中，把反右大兵團作戰的群眾運動方式施之於經濟生產生活領域，發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國大饑荒，導致兩三千萬至三四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後，經過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隨後又重提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發動反擊，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線鋪墊，就不必多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