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升转自人权双周刊
新冠状病毒对迷恋中央集权的警示
2020年01月30日 按照中国的传统叙事，此次疫情的发生，是上天给习近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警示。我相信很多人私下会这样想，甚至也这样说。那么，习近平会不会这样想？我想他不会，尽管他知道很多人会这样想。按照我对习的理解，他目前最希望发生的，就是此次疫情的最后结果是有惊无险，于是，一切都将回复“正轨”，而他则一定会向世界宣布，此次武汉爆发的疫情得到控制，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无比优越，也更加确定了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历史地位。 基于这个推测，我的内心极为矛盾：一方面，我不希望这次疫情的发展让中共当局轻易过关，而是能让中国权力体制的弊端在整个世界面前有一次充分暴露，但另一方面，我也真的害怕，新的冠状病毒传播和致死能力若太强，不仅会令太多人被病毒所害，而且会令中国的权力系统崩溃，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和大规模的人间惨剧。我们都知道，19和20世纪，中国都曾经发生过这种大规模的惨剧，而这一次中国若再发生类似惨剧，将不仅会害己，而且会害人，成为一场殃及全球的“黄祸”。 会有不少中国人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与我心情相似，但我也非常清楚，有更多的中国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愿理解这种忧虑。这是因为，他们或者不能理解中国今天所处的险境，或者他们即使能理解，但认为中国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权力制度，尤其是不能选择西方人所推崇的那种分权和自治的权力安排。许多中国人像习近平一样坚信，中国若选择西方那样的分权体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科技和现代化的生活，中国人不仅会有瘟疫的威胁，更会有饥荒的威胁。现在的中国人，至少没有被饿死的恐惧。 要改变中国人对中央集权的迷信和迷恋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或许能给这种顽固的思维方式带来有益警示。首先，这次疫情的爆发，与过度中央集权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最近，自知要被治罪的武汉市长，忍不住披露了他对疫情报告制度贻误时机的不满。不过，在我看来，习近平把中央集权推向极端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给整个中国带来的巨大的风险是更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敢担当的官员和国民，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系统性打压和清除，而徇私舞弊者则被视为“无伤大局”。没有这个大环境，新冠状病毒出现的机会定会大大减少，这是一般人都能懂的道理。但此次疫情爆发前，许多中国人都无法想像，若出现死亡率极高的疫情失控，中国会是甚么状况？这一次武汉封城后，为中国人想像原来之不敢想，提供了一个此前没有的经验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中国人就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判断：以中国现在的官场文化与社会风气，新冠状病毒的致命率若极高，中国高度集权的权力体制发生崩溃，并非没有可能。 所幸的是，我们现在看到新冠状病毒的致命率不算太高，但传播较难控制。也就是说，此次疫情失控，可能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经济代价，而不是太高的生命代价。果真如此，新冠状病毒有可能给迷信和迷恋中央集权的中国人一个可贵的警示。因为与战争和革命相比，这种方式的警示，破坏性显然要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