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秋枝转自博讯网
2月25日，中共控制的《求是》杂志发表一篇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的讲话，标题为《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一开始便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新华社1月7日当日发出一则标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的新闻稿 ，但全篇报道未见有关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内容。所以对习近平所言，外界不得而知。
围绕那段时间武汉乃至中国针对疫情发生的什么，目前也是众说纷纭。 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国家错过最佳防控时机。
随着春运的开始，病毒从武汉扩散到全中国，无一个省幸免；而在武汉， 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惨剧几乎每天上演：一位导演绝户；一个孩子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相继死去独自一人去民政局报到；一个孩子跟在灵车后面哭喊着要妈妈；一个孩子活活饿死在春节；一个妇女在阳台上敲鼓疯狂喊救命······截止到3月2日24时，全国确诊病例超过80000例，死亡3000多例。
灾难过后，到底是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这场灾难？体制上，我们又该有哪些反思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周雪光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以及中国社会权力组织，在其著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他曾指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紧张和不兼容。”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评价这次武汉疫情：举国致之，举国制 （治?）之。你是如何看这次疫情的？它是不是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却没有，是不是和举国体制有关系？
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确实暴露出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宏观层次上反省这些问题，更好地改进应对危机的组织过程。
中国的举国体制是以官僚体制为组织基础的。这里所说的官僚体制是一个中性概念，就是指层级分明的组织制度，中国和其他各国包括西方的政府都是类似的组织体制。所有的官僚体制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如等级制度、包括上传下达、汇报请示的规定，信息传递渠道等等。这些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是官僚体制的共性问题，文献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谈谈中国官僚体制这些年来的一些新趋势。
第一，官僚体制变得越来越刚性。所谓刚性，就是说在强大政治压力下，规章制度、条条框框越来越多；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官员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凡事要请示汇报，自主能动性比以前有了很大约束。大家谈到的形式主义、痕迹主义就是这个趋势的行为体现。这些年来体制越来越刚性，政府官员在判断和决策上的约束和顾虑重重，这是大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对疫情的判断，信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做决定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第二，在这些年的整治过程中，特别强调官员的忠诚，听话，看齐。这个大的制度环境试图把整个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上面让你怎么运转就运转。把官员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上级把你安放在哪里，你就按照指令去运作，去做规定的任务。在这样的刚性政府中，官员扮演一个听话照办的角色。举例来说，八位最早发声预警的医务人员被当地派出所训诫。这些民警与发出训诫指令的官员，也是在这个体制中按照他们的角色来行事的，他们只是在官僚体制中执行指令，扮演他们的角色。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对于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别在运动式治理的高度动员阶段。但它的弱点是不能够有效地采集和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在自上而下高度动员的过程中，各级官员的职责就是执行指令，上面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这些各级官员还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要反映各地的不同情况，反馈需要因地制宜的情况，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指令需要调整，需要变通，这就削弱了自上而下动员体制本身的刚性。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上级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种定势是不鼓励基层官员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的。在这样的情境下，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就难免受到阻碍。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体制，导致武汉这次疫情的失控？
在这个背景下看武汉疫情的情况，我注意到，早期阶段在基层有很多信息，包括医生得到的信息，当地医学研究单位，还有北京直接派下来的专家组都有关于疫情的信息，等等，当然，这些信息在当时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来自第一线的信息是如何采集的，如何解释和汇总的，如何传递的。但这个刚性体制是不利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的，尤其是在早期阶段。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刚才讲到，中国政府动员体制是向上负责的，整个官僚体制像是一个高能量的机器，需要自上而下的启动，所谓令行禁止，上面叫你动就动，叫你不动就不动。有这种刚性和各种各样的纪律约束，出了问题就会有职业生涯危险，大家非常小心谨慎，特别在重大问题上，不得到上级的具体指示，就不能有自我判断和行动。事件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这种情景。我们看到，在高层发话动员之前，各地各级政府包括武汉的政府部门都是按兵不动的。一旦上面发话了，各地才积极响应，动员起来。这个状况和这些年的大环境很是吻合。
所以，这个刚性体制导致了两个可能的问题：第一，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困难；第二，启动应急对策的时间滞后。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信息流动不畅或高度不确定，就会导致决策过程的拖延不决。
第三个问题，是专业人员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作用。流行病疫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它有多大的可能性？有什么样的特点？人传人可能性和扩散速度有多大？这都需要专家研究、判断。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听不到专业人员的声音。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是，个别医生根据信息和自己的专业判断，把可能的危险性告诉周围的人。在萨斯期间，蒋彦永医生站出来公开信息，才使得信息公开化，推动了萨斯疫情的应急措施。
专业化的独立判断和专业化精神是一个复杂社会有效组织起来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如果专业人员不能有独立判断，或者专业化逻辑与政治逻辑、官僚逻辑发生矛盾时，没有权威性，不能坚持己见，不能得到尊重，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前两天读到两位流行病专家的访谈。他们提到，在流行病疫情可能发生的情形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尽快采取行动，隔离防治，多管齐下，化大气力采取应对措施。这就是专业的逻辑。但在早期阶段专业人员是否发声，他们的声音在决策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当然，信息不确定，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和争论，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如何决策？这些方面都是值得反省的。我们需要专业人员，首先是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有他们独立判断的专业精神，独立于政治逻辑和官僚制逻辑。
新冠疫情下如果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官僚化，专业组织也官僚化，那么就不会有有力的专业逻辑参与决策过程。如果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或官僚习惯成为人们在处理各种事务的依据，而不是以专业知识和精神行事，那么信息的采集和传递都会成为大问题，在疫情事件中就会导致重大后果。
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专家需要一个发出自己声音、参与到决策层的渠道？
是的。根据我们现在的许多粗略信息，在早期阶段已经有了一些信息，那么专业人员是如何解释和判断的，他们是不是参与了决策，他们的声音有多大？当然，因为信息不确定，专业人员也可能会判断错误，这是另外一类问题。但在我看来，虽然在官僚体制里有许多专家参与，但长期强调政治挂帅，没有积极鼓励和培育专业精神。而且，专业组织本身也在官僚化，以政治逻辑为重。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情形。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不是要讨论责任问题，而是把这些因素放在桌面上考虑，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今后避免这种重大灾难。
此次武汉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看到很多惨烈的故事，很多病人无法得到救助而去世，以及生活层面也出现各种问题，你觉得这和政府的组织能力有关吗？
这是我想讲的另外一点。这些年来出现了强政府、弱社会的趋势，政府包办一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急剧萎缩。所以当政府一旦难以应付时，出现的空白就没有社会机制来弥补。在这次疫情事件中，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只有政府这一个积极性。事无大小，都政府需要出面组织。只有政府动起来，各方各面才动起来。但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不能作为，例如早期阶段，大家只能等待。这与以前的汶川地震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地震时，很多的民间组织和个人都积极参与救灾，从捐款到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救援。当然，我们后来也知道灾难救援是需要高度组织的，否则的话车辆堵塞在路上，反而起到负作用。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组织活跃参与的积极性。这一次看到的是，武汉封城以后，在民生方面出现很大问题，包括患者救援问题，但几乎没有听到有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来缓和突如其来的民生问题，只有一些自发的邻里互助活动。
前些日子一个医生朋友说道，她担心的不仅仅是被病毒感染的病人，而且还有其他各种病人。医生会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所谓的病毒治疗当中，这些病人在这个关口可能会被忽略不顾，造成新的伤害。后来我也读到一些事例，例如一位住院的肺病患者被赶出去，因为需要腾出床位给新冠肺炎病人。如果有社会多方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可以得到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