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彩鹏转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5月1日凌晨，张永振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经上级相关部门协调，现初步同意先恢复我们实验室的正常科研活动，目前团队成员暂时可以自由进出实验室。”
他拿到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上海公卫中心）的新制门禁卡，他的学生也可以进入实验室继续科研活动。
虽然张永振不用再通过睡在实验室门口的方式抗议研究团队突然被通知要在两日内搬离实验室，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全球知名的病毒学家竟遭到如此对待的讨论却没有终止。
发布新冠病毒序列后工作受阻
在新冠疫情的最初期，张永振即开始着手对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进行测序。他研究了于2019年12月26日入住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患者，并很快在2020年1月5日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
在立即将这一结果报告给政府相关部门的同时，他也向GenBank这一个公开的序列数据库提交了自己的研究结果。1月11日，他研究出来的新冠病毒(SARS-CoV-2)的全基因序列向全球公布，这为全球的科学家与政府机构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奠定了基础。他的这一贡献在国际社会广受赞誉，并因此入选《自然》(Nature)杂志2020年度十大人物，还被《时代》(Time)杂志评为202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据《财新网》的报道，在2020年1月5日完成基因序列后，上海公卫中心当天立即上报中国国家卫健委，并建议当局采取措施防止病毒扩散。但一直等到1月11日，当局仍未采取行动，团队才决定向全球公开病毒测序结果。2019年12月底，已经有不同基因测序团队或公司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并上报卫健委，但张永振团队是将该资讯向外界公开的第一人。
根据《南华早报》2020年2月的报道，在病毒基因序列公布后的第二天，当局就以“整改”为由关闭了张永振带领的实验室。张永振团队四次申报要求重开实验室，但都没得到回复。
美联社报道称，此后张永振遭遇一系列挫折和打压，他被禁止与一些前研究伙伴合作，并被解除了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务。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讲述新冠疫情在中国是如何爆发并失控的《武汉》一书作者杨大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张永振的遭遇与他向海外公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有关。
“张（永振）先生肯定使用了内部传达的途径，但是两方目前都没有公开说什么。但，是的，张先生看起来在为他的独立性付出代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不少网民也猜测张永振对新冠病毒测序的公开与中国政府在2020年1月早期的官方叙事不同，是他从那之后就“被针对”的原因。
知名学者被“踢皮球”
张永振原本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后与上海公卫中心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五年的协议。
根据他个人于2021年12月31日在微博发布的内容，他于2017年应上海公卫中心的邀请前往参观交流，达成初步意向，并于2018年3月被上海公卫中心及复旦大学聘任为兼职教授，期间发布了许多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饱受赞誉。
在微博上不断为张永振发声的“藏狐君”在此条微博下回复道：“张老师从2020年从中疾控“被离职”后，上海卫健委也不让他在上海公卫中心入职。导致他现在还只是个临时聘用人员。这可能是上海学术界的最牛临时工吧。”
2020年10月23日，上海市公卫中心拟录用人员公示中出现了“张永振”的名字，公示时间为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0月29日。但张永振表示，自己的入职手续一直没有完成，上海公卫中心也没有给他缴纳五险一金，导致他在那段时间里连看病都无法使用医保。
根据张永振学生发布在微博上的题为《捍卫我们的科学权利，抗议范小红迫害科学家》的文章，上海公卫中心拖欠共计约7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和共计300多万元的劳务费和科研奖励等。
2022年11月，上海公卫中心在认为合同到期后给中国疾控中心发去了针对张永振的《退档函》，但中国疾控中心在《复函》中表示“张永振研究员已不属于我所在编人员，我所无理由接受此人事档案”。张永振被两家机构同时“踢皮球”。
张永振后受聘于位于广州的复旦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但他在微博表示，他团队成员陈燕玫与公卫中心续签了协议。而要求在两天时间内搬离一间生物安全防护三级(P3)的实验室，也会有病毒泄露的风险。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张永振博士所经历的事情是个人、制度和政治因素复杂的互相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他因自己与Covid-19相关研究或发布病毒测序而受到“惩罚”的简单案例。
他总结了几个可能导致张永振目前处境的因素：“张永振在上海公卫中心的招聘流程不完整，这将他置于了‘事实上失业’的研究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上海公卫中心领导层的变动，特别是新的领导的任命，无疑使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他决定加入广州的一家研究机构可能进一步加剧了他与上海公卫中心的关系的紧张。”
但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仍然认为，张永振的遭遇并不寻常。“通常情况下，有名的研究员离开机构时，人们会努力安排顺利的交接，和未来持续的合作。而且在这个情况下，他仍然有团队成员被上海公卫中心雇佣。”他说。
研究人员遭到官僚主义的挑战
记者采访到了一名与中国政府有许多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往来的知名华人医生。该医生担心接受采访会影响自己在中国的项目开展而采用匿名。
这名医生带领着美国专家，从约二十年前开始和中国卫健委与几所知名大学的医学院进行合作，向中国方面传授先进的医疗知识。但近年来，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他感受到了开展纯粹的医学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时候，专业知识要为意识形态让路。在医学领域，专家并没有绝对的话事权，“有话事权的一把手，往往是行政人员，不是最顶尖的医生。”
他也认为张永振从2020年1月之后的遭遇很可能与他决定独立发布新冠病毒测序而不是等待官方发布有关，这可能和政府当时计划中的应对措施并不一致。
杨大利教授在新书《武汉：中国的新冠疫情如何失控》中详细解读了中国对于早期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他在书中提到了疫情早期的2019年12月，中国的专家应对及时，但政治因素和官僚主义阻碍了信息的流动和共享。
他告诉美国之音，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政府也试图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加强临床医学与公共医疗体系的整合方面。“但因为官僚主义和政府结构，这样的整合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政府内部，有许多层不同的行政级别，”他说，“有些问题已经被注意到，但是能进行的改革目前非常有限。”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严中表示，张永振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它反映了中国学术研究行业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在行政主导的体系中，中国研究人员没有美国同行那么多的自主权，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行研究时可能会不断面临应对复杂官僚机构和权力动态的挑战。”他说。
网民支持张永振
一名于2020年初在防疫第一线工作的武汉医生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转发了张永振睡在实验室门口的照片和他的学生起草的文章，并持续发布这起事件的进展。
他说自己转发的微博中有几条不见了，因为担心话题敏感，他原本不愿接受采访，但最后还是决定表达一下对张永振的感激：“我很感谢他四年前所做的一切，有了病毒测序，我们医生才能考虑用什么治疗方案，科学家才能研究疫苗。当时疫情发展这么快，如果他不及时发出来，而是拖个一段时间，疫情会不会更严重，我不敢去设想。”
词条“病毒学家张永振和学生仍围坐门口”最高达到热搜榜第四名，在数万条讨论中，绝大多数的评论也都是支持张永振的。网民们认为，让这样一位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名老人被迫睡在实验室门口，会让许多科研工作者都寒心。
目前，张永振的遭遇已经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他在实验室门口抗议的图片和微博帖文仍然可以搜到，可见舆论的持续高度关注有所助益。他的一部分诉求也暂时得到了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