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转自“纽约时报”
上海——中国正在开始恢复经济生活。工厂开工，办公室里的人多了起来。中国领导人为了阻止持续不断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已让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停摆了六周多。
但这并没有给张旭带来多少安慰。他在上海的一个蓝领社区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店，成堆的挡风玻璃——有些是坏了，有些是新的，随时可以安装——原封不动地放在店里。他的两名员工中有一人仍困在一个遥远的村子里。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张先生没有客户。
“我们卖不出去，经销商就没法向工厂订货，工厂就生产不出来，”张先生说。停止中国工业机器的运转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很痛苦——重新启动这个机器也许更困难。工厂远未达到满负荷生产。即使那些恢复日常生活最成功的城市，也只恢复到了以前的一半。千百万的劳动者仍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
专家们警告说，北京需要警惕假复工：为了获得政府补贴，一些企业重启了工厂，但由于缺乏工人或供应，生产不出多少产品、或什么也不生产。
中国面临的困难也许能为其他寻找疫情解决之道的国家提供借鉴。为了找到一种既能减缓病毒蔓延、又不损害经济的方法，美国周三对欧洲旅客下达禁令，特朗普总统则表示，他希望让消费者扩大支出。意大利政府周一对全国实施旅行限制，扩大了一周前在其工业中心米兰附近采取的封闭措施。其他地方，比如韩国，在保持工业引擎运转的情况下，加强测试和监控。中国正在把自己抗击疫情的做法作为对共产党威权统治的认可来加以宣传。周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疫情中心武汉现身，并通过官方媒体宣布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警告不要过快放松防控措施。
毫无疑问，中国在复工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据香港的一家航空货运价格数据公司TAC Index的数据，随着西方国家的供应链开始枯竭，上周来自中国的空运价格迅速上涨。
“供应链现在需要补充，”该公司总经理约翰·佩顿·伯内特(John Peyton Burnett)说。但他说，中国的工厂目前仅以50%至60%的产能运转，其他指标显示，许多地方的经济活动甚至更少。
为了让办公室和工厂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措施。银行家称，他们差不多每天都接到监管机构的电话，叫他们在债务偿还上放宽，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保险公司被要求延长保单，即使没有按时交付保险费的话。
国有铁路部门已将大范围的货运费减少了一半。中国教育部为今年春季毕业，但几乎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多准备了18万个今秋入学的研究生招生名额。上海方面表示，仅该市就已向居民和企业提供了1000亿元的贷款和其他信贷帮助，主要是通过国有银行部门。
恢复经济活动的措施面临着巨大障碍。地方官员在减少新感染病例上面临巨大压力，这让他们对允许工人重返工作岗位十分紧张。
现金拮据的家庭可能也不愿意花钱。在国家控制的银行部门大量发放贷款十年之后，家庭和企业都担负着巨额的债务。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雇主是否发得出工资。企业不知道其他企业是否会拖欠商品和服务的付款。
一周前，中国南方一个省的政府出手救助海航集团，这家负债累累的私营企业集团陷入债务危机。“等着发生违约吧——他们需要现金流，但现在这已经断了，”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的研究主管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说。“这么多的杠杆，这么少的现金。”
官方数据显示，逾5000万农民工尚未返回工作岗位。有些人仍在隔离中。有些人被困在农村地区，因为那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恢复运行。有些是因为雇主尚不需要他们，因为消费者和企业几乎都没有支出。欺诈的迹象已经出现，这让北京的官员们更难弄清楚全国的情况。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曹和平说，一种骗局是，企业打开空调，让机器运转起来，却没有产出。这样做的目的是耗掉足够多的电力，以达到领取复工补贴的资格。
“他们需要警告各地，‘不要拼数字，要看真实的经济生产，’”曹和平说。
商家一直承受着来自房东要求他们重新开业的巨大压力，房东有时还会以减免租金为诱饵。每天的房租通常比每天的工资开支高得多，这让公司在没有顾客的情况下开店，比让店铺关门同时要支付租金更省钱。
大多数汽车经销商已在2月下旬重新开业，但店里基本上没有顾客。中国2月份的汽车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0%。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以前4S店一个月能有一千多人，现在一个月可能只能来十拨人。”他还说，经销商们已有五个月的未售出汽车库存。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只是在需求和当地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逐渐重启在中国的十几家装配厂。一些城市已将工厂恢复生产的时间推迟到本周，而湖北省的企业才刚刚开始复工。中国大多数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湖北省。工厂老板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全球对中国制造的商品的需求正在放缓。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全球增长构成威胁，这可能会在工厂重新开工之际拖累它们。“如果需求冲击得不到迅速解决，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北京大学的曹和平说。
在中国恢复全速发展之前，许多人都在努力节省现金。上海南部一个工业园区的经理卓雪丽说，该园区过去要求各个厂家提前支付三个月的租金。现在，园区只要求一个月的。
“因为疫情原因单子全部被退了，”她说，“单子被退了就生产不了，项目就终止了，场地也就退了。”
在附近的一条街上，戴姜莱担心自己的锅盔店很快就要倒闭。她去年年底开业前，房东强迫她预付了两年的房租。
“本来今天要去工厂面试的，但我觉得还是再试一次，”她站在店里鲜橙色的柜台前说。这是午餐时间，但她店前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她没多久就关了店门，但希望下周重新开张时，生意也许会好一点儿。许多工人还没有回到上海。据官方数据，大型企业现有不到三分之二的员工。小型企业只有不到一半的员工。
提供在线地图和实时交通信息服务的高德在周三估计，沿海大城市的劳动力前往工作场所的通勤交通量已恢复了一半。此外，许多白领仍在家中工作。但有些地方，很少有人去上班或外出购物。徐仁中在离戴女士的锅盔店不远的地方经营着一家修理厂。他没有顾客，也没有机械师。
“他们都在村里的，巴士都停了，”他说。
较大企业的老板们，尤其是那些利润微薄的出口工厂的老板们担心，如果有员工感染的话，当地政府可能会强迫他们将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员工隔离起来，还要支付这些人两周的费用。政府几乎没有对这些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提供指导方针。
“我们不能确定说每个地方政府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疫情，”德汇律师事务所(Dorsey and Whitney)北京办事处合伙人刘思锐说。生意这么不景气，张先生每天都坐在一堆卖不出去的挡风玻璃中间，后悔一个月前从距离上海几个小时车程的老家回到上海，他的老家。
“早知道是这个情况，”他说，“我就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