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中国人权
南方街头运动：社交网络时代的政治反对
野渡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25按：在许志永、郭飞雄等国内维权人士纷纷被送上审判台之际，本工作室邀请身在广州的独立作家野渡撰写了2013年的南方街头运动一文，以供读者回顾、总结这场非暴力运动，并对许志永、郭飞雄们以示声援。该文将纳入《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
近两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闹市区和公园，经常能看到街头行动者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行动，而今年元月的南方周末公民表达行动，随着官方秋后算账指控郭飞雄、刘远东二人参与组织抗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南方街头行动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彻底的政治反对
中国跛足改革的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权政治弊端日益凸现。就民间而言，市场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有了更多的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分化促成的广义利益政治，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更多的权利与政治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政府在医疗、教育、环境、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启蒙和传播，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公民运动得以兴起及成长。
就官方而言，集权国家的权力不受监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权力在利益驱动下更不断扩张，必然和社会利益冲突，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滥用到极致。连封建王朝时代都懂得把“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视为官员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个极权时代，公权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去侵占社会的利益，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社会渴望摆脱国家专制的冲突。
集权国家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少数权贵与绝大部分社会利益阶层的矛盾，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可说是达到了建政以来空前的程度，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要求和国家继续企图控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的验证。面对危机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欲望，竭力维护现状继续其谋利行动，对民间的维护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建立起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打压。
警察国家、特务政治的维稳体制不断地激化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不但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且也刺激民间走向完全的政治性反对。从民主墙运动始，到零八宪章为高潮，中国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前赴后继。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行体制的“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明确向社会发出信号：“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办!”。在现行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现实下，民间不得不面对“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民间的政治反对获得了越来越多人认可为促进体制转型的希望所在。南方街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民间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发源于中国南方城市以广州、深圳两地为主的民众在闹市区的抗议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闹市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举牌、示威、发传单，然后在网络发布和传播。南方街头运动与争取利益的维权活动不同，是完全的政治抗争行动。
照片：2013年9月30日南方街头行动者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
南方街头运动是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南方街头运动者既有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抗议朝鲜核爆等社会议题表达，更有直接地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反对诉求。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从来没奢望过现行体制能自我改革，指望极权统治者自动转变，无异于将思想、自由、良心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狱卒手中，幻想他们能够某一天大发慈悲拱手奉还。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规模才是决定极权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街头运动作为主要的政治压力是民主转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民主化的过程同步发展，某些时候甚至是抗争的关键的一跃。南方街头行动者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街头示范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学会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克服对游行示威这种自由制度下普遍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手段的恐惧心理。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不但认可、包容政治反对，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作为民主社会的存在条件，民主的关键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在非民主体制才把政治反对视为洪水猛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言论上的政治反对就要当心被构罪，而行动上的政治反对也毫无例外随时被投狱。南方街头行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黄文勋、孙德胜、杨霆剑被刑事拘留，贾榀、杨崇、王爱忠、徐琳、肖青山、张圣雨、欧龙贵、谢文飞、李小玲、陈剑雄、聂光、刘辉、杨林、黄敏鹏等人多次被拘押，行动者被逐、被驱赶、被搬家、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但行动者依然义无反顾，继续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到来而抗争。道义、历史站在行动者这一边，没有任何强权能阻挡人性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社交媒体时代的抗争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而言都是领袖-追随者模式，通过组织、动员和决策，建立联盟、协调资源、提出诉求、规划行动。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但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切有组织反对一直是零容忍打压，集权政府最愿意看到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当公民运动的领袖被构罪时，由于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运动就陷入低潮之中，抗争总体上停留在弱组织状态。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模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使用的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讯息传播和号召工具，被视为“虚拟革命”之开端。旧有的反抗极权的历史经验模式被彻底颠覆，它不需要领袖、不需要领导核心，不需要组织和政党，鼠标和键盘就是战斗的武器，只需要在网络虚拟世界点火、传播、串连，集结民众走上街头，在街道，在广场，发出沉默太久的声音。
人类历史每一个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文明。印刷术使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互联网时代是一切极权的天然克星，它使全民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与语话发布的中心，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彻底打破。而作为web2.0版的社交媒体时代打破了极权体制对人际交往的隔离和孤立的社会控制，扩大了交流的空间，减少了交流的成本，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whatsapp、viber、kik、line、微博、微信、易信等社交网络媒体彻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微博、Twitter等打破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形成自媒体，而whatsapp、微信等成为自由结社的雏形，活跃在上面的各种讨论组成千上万，形成了事实上的网络虚拟结社。这种虚拟结社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是被体制严防死堵的，而社交媒体使“没有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打破了高压政治下有限的动员网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网络虚拟结社的雏形呈现出在威权国家下中国社会抗争成长的独特路径，以其无组织无中心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打压的风险，成为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平台。
社交媒体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事实上造就了象南方街头行动者这样的崭新的公民运动阶层。每个人在互联网的节点上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谁是真正的领导者，消解了传统运动领袖的权威；每个人的节点都是开放性的，所以人人都是组织者。于是个人化行动框架替代了集体性行动框架，成为运动的表现特征，而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成为社交媒体运动的主要凝聚力。
南方街头运动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行动者是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色。无组织，消除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担心；无领袖，意味着这是无层级制的平等，也避免了传统运动一旦领导人被捕则运动一蹶不振的状况；无纲领，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南方街头行动者以个体的行动去表达社会议题以此为个人行动赋予公共性，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构筑出可以作为公约数的公共符号，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南方街头运动的抗争，是对旧有的反抗极权经验的颠覆，对社交网络媒体运动经验的运用，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抵抗博弈，不同于在大陆出现过的任何公民运动。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将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久，而不是因打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长时间的公民运动，在坚持过程中将会形成松散联盟，并且将越来越成熟。
现行体制缺乏成熟民主政治形态下的博弈与妥协，这种“僵滞”型政体有限的谈判能力使得其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促成社会转型的破局，只能靠各种公民运动持续壮大，持续抗争，才可能有比较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南方街头运动无疑提供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公民运动抗争的新思路。
只要坚持，街头抗争便具有了意义，终点远未到来，但必将到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冲开未来的道路。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的：“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和暴君最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民生观察首发
照片：2013年1月9日南方街头行动者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打出“民主中国”标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0期 2013年12月13日—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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