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提前‘共產’
說到女性服裝﹐那時已較前幾年豐富多采﹐這同政治氣候的寬鬆分不開。 (博讯 boxun.com)
從1956年起﹐大陸女子除了穿花衣服的增加﹐‘布拉吉’(蘇式連衣裙) 日益流行外﹐裙裝也開始大行其道。我們的班主任徐老師是湖南人﹐以往衣著款式單一﹐十分正統。但為了貫徹上頭的指示﹐她也一改常態﹐以身作則﹐帶頭穿起花裙子。而據名記者戴晴記述﹐當年北京東單體育場外牆上﹐刷了一幅大標語﹐上面寫道﹕‘姑娘們﹐打扮起來吧﹗’
當局之所以在反胡風及肅反之後﹐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源於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繼全國農村提前實現高級合作化後﹐城市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56年初‘勝利完成’。這比中共‘過渡時期總路線’ 所設想的時間﹐至少提前了十五年。我們上的政治課﹐曾用了整整一個學期的時間﹐去學習1953年制定的這條‘黨的總路線’ ﹐它的簡要說法叫‘一化三改造’ ﹐即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54年9月底﹐當局頒佈建政後首部<憲法>﹐將‘黨的總路線’ 全文載入。我們學校按規定﹐把<憲法>作為政治課教材﹐又花了整整一年﹐逐章逐條認真學習。可是才過了一年多一點﹐原來宣稱‘逐步實現’ 的三改造﹐就一蹴而就﹐一步實現了。<憲法>作為堂堂國家‘根本大法’(最高語) ﹐簡直形同兒戲。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後者包括大小資本家﹐原先私有的產權業權﹐全被一下子剝奪淨盡﹐都‘共產’ 了。
此一激進的改變生產關係的做法﹐實際上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形同揠苗助長﹐導致了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大陸的‘三農’問題﹐即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便是由1955年的高級合作化開始的﹐至今仍無法解決。而被‘改造’ (即消滅)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過了25年﹐即在改革開放的80年代初﹐開始全面‘復辟’。對此﹐當時大陸有人嘆曰﹕‘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 。擔任總書記的趙說得婉轉些﹐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無疑比較實事求是。
可是﹐在毛當權的時代﹐不可能實事求是。從上到下都如此。作為不諳世事的中學生﹐在當年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時候﹐我自然不會看出有什麼問題。
那是56年1月29日﹐廣州市各界20多萬人參加遊行﹐敲鑼打鼓﹐歡呼全市個體工商業戶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我校師生由下渡村出發﹐列隊步行入市區﹐一直走到河南最西端再掉頭﹐歷時近三小時。老實說﹐我跟大家一樣都很興奮﹐以為從此就進入社會主義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呢﹖政治老師告訴我們﹐就是公有制﹐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吃好穿好﹐過著天堂一般的日子。我是從心底相信這一切的。
所以﹐當徐老師號召班上女同學跟上潮流﹐穿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儘管沒我們男生的份﹐我還是替她們高興。‘雙百’方針
隨後是來自蘇共二十大的報導﹐斯大林的暴政固然駭人聽聞﹐但並未動搖我的社會主義信念。跟絕大多數同學一樣﹐我認為那是斯大林的個人品格問題。當局一直自詡偉大﹑光榮﹑正確﹐這三個形容詞今天已被縮寫為‘偉光正’ ﹐那時的人們更對之堅信不疑﹐包括我在內。
仿彿是要證明自己跟專橫暴戾的斯大林不同﹐毛澤東提出了所謂‘雙百’ 方針﹐即對文藝實行‘百家齊放’ ﹐對學術實行‘百家爭鳴’ 。56年5月26日﹐這一方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宣佈。次日午飯時﹐學校廣播站摘要播出了陸的講話。其中還談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並肯定‘俞平伯先生在政治上是好人’ ﹐承認54年批他的<<紅樓夢>研究>時說理不夠﹐有簡單粗暴傾向。
在此之前﹐報上已出現‘向科學進軍’ 的口號﹐強調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爭取12年後使若干科學部門能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這裡所講的科學﹐實際專指自然科學﹐而不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
毫無疑問﹐當時的大氣候對我是有利的。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面似乎略有放鬆﹐政治條件雖然仍受重視﹐但並非唯一考慮的因素。至少還容許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有所發展。而黃主任在家長會散會後﹐特地跟我二哥交談﹐對我備加讚賞﹐更給我極大的鼓舞。我甚至對自己的前途產生幻想。
我自高中起一直申請入團﹐可謂屢敗屢戰。班團支部倒從未給我潑冷水﹐指定了兩位團員當我的介紹人﹐其中一位是女生﹐組織委員。她哥哥在蘇聯留學﹐學的是歷史。對此﹐我很羨慕。但也只有羨慕的份﹐因為升上高三後﹐校方即宣佈了僅有的一名‘留蘇預備生’ 候選人﹐他跟我同班。說老實話﹐其學業成績並不突出﹐但一直擔任學校廣播站站長。他何以能夠中選﹐似乎無人得知﹐既無實行競選﹐亦無咨詢學生意見。
按照留蘇生選拔程序﹐上述候選人需參加全國統一的高考﹐成績符合要求者﹐還需通過第二次健康檢查(港稱‘驗身’)﹐以及第二次政治審查﹐這才成為正式的‘留蘇預備生’。然後集中到北京外語學院﹐學一年俄語﹐再出發赴蘇留學。
遺憾的是﹐我這位同班同學未能通過高考前首次驗身﹐以致不能參加應屆高考。而此項遴選又無替補機制﹐於是我校白白損失了一個名額。
我對留蘇倒不存任何幻想﹐短暫作過的夢是報考外交專業。從當時一本所謂<升學指導>上﹐我看到中國人民大學有此專業﹐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剛好校方組織我們到中山大學﹐跟英語系一年級學生座談。該系有人在上屆高考中報考外交﹐未獲錄取。他向我們介紹了經過﹐使我打消了原先的念頭。
30年後我讀<金庸傳>﹐知道他曾在50年代初去北京﹐請纓從事外交工作﹐因為他上大學時學的是國際關係。但結果不得其門而入。由此不禁想到﹐原來我並非唯一的作夢者。選擇專業
外交專業不行﹐只好另尋出路。大陸高校的專業設置抄自蘇聯﹐區別於歐美大學的通才教育模式﹐它著重培養專才。1956年的<升學指導>﹐將全部專業分別歸入三大類﹐即第一類理工﹐第二類農醫﹐第三類文史。考試科目亦有所不同﹕除語文﹑政治﹑英語為必考外﹐一類考數理化﹐二類考理化及生物﹐三類考史地。必考科中的英語成績除報讀該專業者外﹐對其餘考生均只作參考﹐不計入總分。
這一年的高考有個特點﹐那就是‘僧少粥多’ 。招生16萬﹐應屆畢業生只有15萬7千﹐所以廣泛動員在職幹部報考﹐凡獲錄取者稱調幹生﹐工資待遇保持不變。這是最高在經濟上盲目冒進造成的。
就我而言﹐那一屆可以說肯定不會落榜。只存在考進哪所大學什麼專業的問題。我選擇的自由度很大﹐幾十年後再回顧﹐才發現自己作出了錯誤的選擇。粵語云﹕男人最怕入錯行﹐女人最怕揀錯郎。我屬於前者。之所以造成此終生遺憾﹐跟我大姐和我堂兄的影響有關。
我大姐那年南歸探親﹐曾問我打算讀什麼科。我其時尚無定見﹐她就建議我學工科﹐說倘讀文科﹐以我的年齡閱歷﹐寫不出什麼有分量的作品。我覺得她言之有理。所以雖然我自幼喜歡文學﹐卻不打算報讀中文系。
至於我堂兄﹐前已說過﹐他畢業於浙江大學﹐一直在上海鐵路部門任工程師﹐後升廠長。按規定﹐他父母即我伯父﹑伯母享有優惠﹐每年可免費從上海往返家鄉兩次。對此﹐我羨慕之至。就因為這一點﹐我把內燃機車製造專業列為考慮重點之一。
不過﹐理工類的考生填報的並非專業﹐而是其中所含的‘電機類’ ﹑‘機械類 ’ ﹑‘水利類’ ﹑‘地質類’ ﹑‘無線電類’ 及‘經濟類’ 等﹐為免與三大類的‘類’ 混淆﹐或可名之曰‘亞類’ 。每一‘亞類’下面再分若干專業。那是錄取後才由學校安排入讀的。按報名表﹐每人可以填五個志願﹐即五個‘亞類’ ﹔每個志願又可添報最多三所學校。如果考得好﹐則可如願以嘗﹐獲第一志願首間學校錄取﹔稍差一點者﹐就入次選﹐大體上以此類推。
我最後填的第一志願為機械類﹐學校首選清華﹐次為交大﹐三是北京鋼鐵學院(現名北京科技大學) 。
我三個哥哥都希望我能考上清華﹐其中大哥考慮最周詳。他在信中寫道﹐儘管你在本校是第一名﹐但高考時可能名列四十一﹐而你報的那所大學卻只收四十名學生。他這句話後來竟不幸而言中。
另有一個情況﹐我和大哥都沒有注意﹐那便是交大這一年遷校﹐對其招生工作產生重大影響。從中國高等學校的歷史看﹐1896年建校的交大﹐屬於成立最早的大學之一﹐比北大﹑清華都要早﹐1956年4月剛慶祝60週年華誕。但這樣一所享有中國MIT(麻省理工學院)美譽的名牌大學﹐卻於1955年由當局決定﹐自上海遷往西安﹐56年暑假開始實施﹐其理由是避免毀於戰火。本來這樣的理由完全缺乏現代軍事知識﹐以當時的火箭和航空技術而言﹐西安和上海的那麼一點距離﹐根本增加不了多少安全係數。但‘大石砸死蟹’(上意難違)﹐交大非搬不可。
這一遷校﹐首當其衝的是久居上海的教職工﹐尤其是那些老教授﹐沒有幾個願意離開這個住慣了的中國最大都會。在校學生則無可選擇﹐不想遷也得遷。但原來準備報考交大的就不同了﹐他們之中許多人﹐特別是華東地區考生可能忍痛割愛﹐在報名表上說‘不’。 交大的生源歷來以其所在的該地區為主﹐當中福建﹑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的考生﹐人才濟濟﹐以往高考成績均居於全國前列。從而保證了這所中國MIT可以吸收大量優質的新血。現在時移勢易﹐華東考生‘轉向’ ﹐交大只好往別的地區如中南的廣東開源。於是廣東考生只要報名表上寫了交大﹐則不管是否屬其首選學校﹐一上了分數線即悉數納入。此一分析若成立﹐則我將清華列作首選亦屬徒然。
交大遷校的決定影響甚大﹐可惜我當時茫無所知。如果命運沒有將我同這所名牌大學連在一起﹐也許此後的人生道路完全兩樣。馬失前蹄
人生的‘如果’ 實在不勝枚舉。但那都改變不了既成事實。<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寫兩軍交戰﹐往往出現一名將領在酣戰之際﹐突然馬失前蹄﹐將其掀翻在地﹐此人命運即因而改觀。那是始料不及的突發事件所致。我在高考中也經歷了一次馬失前蹄﹐是數學考試嚴重失準。
事前可以說有點先兆﹐我竟於考試前夕通宵失眠。這在我是幾乎從未有過的。那天晚上我住在東山二姐家中﹐離高考試場不遠﹐步行不用20分鐘即可到達﹐不必擔心堵車或其他交通障礙引致遲到。更無需擔心會因考得不好而落榜。儘管如此﹐我還是翻來覆去﹐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著。
次日早上起來﹐精神倒還可以﹐沒有困倦不堪的感覺。到達設於十六中的試場﹐有點興奮﹐隨後進入試室﹐頗覺異樣﹐因為有一半是女生﹐她們都來自執信。原來當局為防止作弊﹐採取‘梅花間竹’ 的方法安排座位。我的前後左右都是執信的女生﹐反之﹐她們每個人四周都是我校的男生。
第一科考語文﹐我的狀態不算好。有道詞語選擇題﹕‘我們應當悼念那些因為/為了祖國而犧牲的英雄們’﹐ 我在‘因為’ 和‘為了’ 兩者之間躊躇好一陣﹐最後好像並沒有答對。作文是大頭﹐佔70分。題目是<我們的時代>﹐頗難下筆。那時有句口號叫‘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又常說‘毛澤東時代’ 如何如何。而我前不久寫過一篇作文﹐是講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包括工業上完成了多少大項目﹐水利方面興建了多少大水庫﹐體育戰線打破幾項世界記錄﹐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 ﹐還有女飛行員上天﹐等等。於是便移花接木﹐把那篇作文搬過來﹐大談生活在‘毛時代’ 之福。就此交卷。自我感覺寫得並不滿意﹐只是馬馬虎虎。
失眠的惡果在考數學時顯露出來了。我拿起試卷﹐一陣睡意襲來﹐數字看上去也有點模糊。加上十六中的教學大樓並不寬敞﹐教室分列走廊兩邊﹐只有向外一面有窗子﹐通風及採光不佳﹐室內沒有風扇。這天氣溫相當高﹐頭一場考試時間較早﹐尚未感到熱。十時以後室溫顯著上昇﹐恍若蒸籠﹐揮汗如雨。但開頭還只是外在環境‘焗’ 出來的汗﹐很快便非如此。
原來我在復習階段雖也做了大量練習﹐包括歷屆高考的試題﹐但總的來說題目類型不夠多樣化﹐沒有接觸過翻譯的外國習題集。所以當日一碰到陌生的題型﹐就有點捉襟見肘的感覺。代數本屬我的強項﹐這天遇到的一道對數題﹐看似不難﹐做起來卻像兜圈﹐進了去出不來了。於是先放下﹐看下面的平面幾何題。這題更難﹐是證明四點共圓的﹐佔17分。此類證明題我向來覺得吃力﹐但無論如何也得勉為其難﹐努力一試。這一試足足用了近20分鐘﹐毫無寸進。望了望教室高懸的電鐘﹐那‘滴滴搭搭’ 走動的時針﹐像敲在我的心窩。我的睡意全消失了﹐換成一片緊張。隨後定了定神﹐再看別的題﹐找那些看來容易的先下手。一輪掃蕩﹐很快把輕量級的全攻下來。可是一計算分數﹐還不到50分。這下我發毛了﹐心想自己在本校一向名列前茅﹐這次竟一落千丈﹐真是顏面何存﹖即使被第五志願的學校錄取﹐又怎樣面對一眾師長同學﹖想到此﹐不禁臉紅心跳﹐‘驚驚惶惶﹐汗出如漿’。抬頭環顧同室考生﹐都在聚精會神地應試﹐似乎無人像我這樣停筆遐想。
我重又定下心來﹐逐一審視那幾個‘攔路虎’ ﹐它們每題都佔十分以上。時間已過大半﹐我只能集中力量解決兩至三題。於是當機立斷﹐決定放棄那道重量級的證明題﹐先著手攻一道立體幾何題目。後者似乎佔12分﹐本屬我較擅長的﹐兼以情急智生﹐幾分鐘便得手了。粗略計算﹐已夠及格分數﹐這一來信心大增﹐乘勝擴大戰果﹐突破了那代數題的圈子。之後再嘗試對付另一難題﹐可是時不我予﹐尚未有頭緒即聞鈴聲大作﹐遂匆匆檢視一遍答卷﹐結束該場‘硬仗’ 。步出試室時﹐上衣全濕﹐但總算鬆了一口氣。
首日試畢﹐情緒平復。當晚睡眠正常。次日再戰﹐理化英語﹐越來越順手。化學尤覺不在話下﹐英語更是從容不迫﹐游刃有餘。可惜後者不算入總分。但我秋風掃落葉般的氣勢﹐似乎連兩邊鄰座的女生都有所感受。她們對我說﹕看你的樣子﹐一定拿高分。我搖了搖頭﹐答稱﹕只作參考﹐沒什麼作用。話雖如此﹐我還是對自己英語考試的表現感到滿意。
不過﹐事實上這科考得再好也沒什麼用﹐因為我們一進大學就轉學俄文﹐多年的努力大都白費了。政策傾斜
大陸高校的外語課﹐自1956年秋季起一刀切﹐全部改成俄語。中學也不例外。教我們的英語老師﹐都奉命到西鄰的中山大學進修﹐然後改教俄語。這當然同最高49年7月宣稱外交‘一邊倒’ 有關﹐但其實到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情況已有變化﹐中蘇關係蜜月期已結束﹐‘老大哥’舊情不再﹐最高對赫魯曉夫已生疑忌。此時仍堅持‘一邊倒’ ﹐並在外語教育方面棄英取俄﹐強令大中學一體實行﹐其實是魯莽短視之舉。我便深受其害﹐弄到‘兩頭唔到岸’ ﹐英語丟了﹐俄語又沒學到手。
如果從宏觀的角度看﹐則自56年至60年代初﹐每年十幾萬大學生﹐上百萬中學生都只學俄語﹐不學英語﹐那正應了一句俗語﹐叫做‘拾了芝麻﹐丟了西瓜’。因為中蘇反目成仇﹐學了俄語毫無用處。而國際交往中應用廣泛的英語﹐青少年卻都不會。這無疑是培養人才方面的重大缺失。
問題遠不止此。培養人才的另一缺失是首重政治﹐而未兼顧才智﹐也不大注意體質。用時下的術語叫做政策傾斜。上述留蘇預備生的選拔即是一例﹐還有別的例子。如我們同級的同學中有三人被挑中﹐未經高考即免試升入某軍醫大學﹐享受預備役軍官待遇。其中一名與我同班﹐他本來就學業成績甚差﹐升大學後根本應付不了醫科繁重的功課﹐過了一年實在呆不下去﹐只好退學了事。那一年的培養費白白浪費掉。
另外﹐有一些非軍事院校﹐因與國防或對外交往有關﹐需要由學校保送報考。如北京/南京航空學院﹑大連海運學院﹑上海造船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等等﹐<升學指導>上雖有列名﹐卻是‘非請莫進’ ﹐不是任何有志者都可問津的。由於被保送者仍需通過高考﹐若其分數未達標準即無緣入學﹐倘如此便又浪費了一個指標。
對以上這些﹐我當時並未妄加評論﹐因為根本不容我輩置喙﹐且區區亦有自知之明﹐只求得以升上較合心意的大學﹐於願足矣。福兮禍所倚
當年8月中旬開始﹐高校陸續放榜。我收到交大的錄取通知書﹐心情正如大哥後來信中所稱﹐覺得雖稍遜清華﹐但在機械工程方面畢竟屬數一數二的名校﹐其鐵路機車的專業又是全國僅有的﹐故還是值得高興。
交大在廣州地區共招生近200名﹐學校派人將我們組織起來﹐任命了一位大隊長﹐姓李﹐是個調幹生﹐似乎原在公安局工作。底下分若干中隊﹑小隊。專門包了兩節車廂﹐確定了出發日期﹐屆時一起啟程前往西安。
本校還有四人亦獲交大錄取。考上西安別的院校的有兩人﹐加上已免試入讀第四軍醫大學的三人﹐共十人遠赴長安。此外﹐上一屆有一名女生正在當地的外語專科學校就讀﹐故他鄉的‘故知’ 不少﹐當不致寂寞。
當時本班絕大多數人選擇北上升學﹐只有三名復員插班的同學例外。他們報讀的院校全在廣州市﹐其中兩人入讀的還是廣州師專﹐這是剛成立的一所專科學校﹐學制一年﹐畢業分配就在市區。或許因為他們參軍回來﹐年齡較大﹐急於工作。但留廣州而避北上﹐則應與年齡無關。其中奧秘﹐我們赴西安途中到了武漢就恍然大悟。原來廣州人最適宜留在羊城﹐到北方可以作為壯懷激烈的一個理想﹐或男兒‘志在四方’ 的一個嘗試﹐真要付諸實行﹐就往往會後悔莫及。我們當年北上升學的同窗﹐包括只是越過五嶺到了湖南或江西的男生女生﹐畢業後幾乎全部分配在外省﹐為此﹐他們大多數人千方百計調回廣州﹐多半是文革後才如願﹐那已經是離開羊城超過四分一世紀的事了。
由於前述的‘僧少粥多’ ﹐我校應屆畢業生幾乎百分之百昇學﹐但也有極個別例外。除因考前體檢不合格未能應考的兩三人外﹐我們班一位女生也未獲錄取。為此﹐考取廣州師專的本班一位復員男生深表同情﹐多方寬慰﹐令她得以紓解。但奇怪的是此後我們竟失去她的消息﹐直到40多年後才重新取得聯繫。原來她參了軍﹐一直在廣州﹐平平穩穩過了大半輩子﹐兩個兒子俱在供電部門工作﹐這是公認的收入優渥的部門。不能說她當年落榜是因禍得福﹐但比起我們班大多數人﹐她過得一點也不差卻是事實。
另一位同級的落榜者﹐甚至比我們大多數同學景況更好﹐活得更瀟灑。他當年就進入某新聞機構工作﹐後來有幸遍歷各大洲﹐出過幾本書﹐其中有兩本專講吃喝玩樂﹐暢銷省內外﹐再版三版﹐洛陽紙貴。名利兼收﹐他人難及。可見﹐以為高考/會考‘一箭定江山’ ﹐其實不然。事在人為﹐機遇與努力俱備便有可能打開局面。<紅樓夢>中薛寶釵詩云﹕‘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此之謂也。
亦有條件頗佳而發展平平者﹐如我班一位考上清華電機系的同學。他也是全級唯一躍入該校‘龍門’ 的佼佼者。以往在班中成績並不突出﹐也可能是‘真人不露相’ 。但他高考應試時肯定發揮甚佳﹐因為清華電機類最低分數線為420分﹐即數理化﹑語文﹑政治五科平均84分。屬於全國高校錄取標準最高的﹐比該校機械類亦高出20分。我估計他應屬我們全級理工類考生執牛耳者﹐說明實力非凡﹐兼且EQ甚高。相比之下﹐我的EQ就遠遠不及﹐即使實力不遜於他。可是雖然如此﹐他畢業後分配到廣州某著名工科大學任教﹐卻未見特別出色。至80年代中﹐他隨母赴美定居﹐以他的清華資歷及實際學識﹐在美應可獲較好發展﹐但他去了不到三年﹐又回到原來任教的大學工作。如斯選擇可謂令人費解。
不過﹐中國人認為‘平安是福’ ﹐從這個意義上他有福﹐雖無出人頭地﹐亦無大起大落。我則相反﹐數經起伏﹐以至顛沛流離﹐直到2001年獲配入住公屋﹐才算有個較安定的窩﹐時年已逾61﹐來日無多矣。告別六中
跟就讀五年的母校告別時﹐我還算16歲﹐未到17。或者那時說不上壯志凌雲﹐但充滿美好的憧憬卻是無疑的。詩人邵燕祥有兩句詩﹕青春的烈火在燃燒﹐青年的駿馬在飛奔。這道出了我們的激情。
畢業晚會在大操場旁的籃球場舉行﹐那個場地是長風時期留下的﹐用灰沙鋪成﹐雖多次整修﹐卻仍不免有些破敗。但這無損於大家狂歡的喜悅。當應屆生的代表﹑學生會副主席江日洪講話時﹐掌聲熱烈﹐這並不是因為他講的有什麼特別﹐而是由於他道出了與會者的心聲﹕幾十年後﹐當我們回校重聚﹐我們之中將會有許多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學者﹑教授﹑專家﹐以及各行各業的人才。大家將會以為人民服務的優異成績向母校彙報﹐答謝老師們的辛勤哺育與栽培。
他的話著重提到向老師致謝﹐可謂人同此心。中國人的傳統是敬重‘天地君親師’ ﹐師道尊嚴在我們畢業時仍屬社會風尚。儘管當局經常宣傳﹕是組織上培養了我們﹐所以我們要感謝它。但我認為﹐感謝老師才是具體實在的。我離校前便到班主任徐老師家裡道別﹐她住在學校旁的教工宿舍﹐幾年來每逢春節我都會去拜年﹐她待我特別親切﹐大概因為我年紀小﹐成績好﹐並且擔任學習股和英語科代表都很盡責﹐是她的好幫手。
我是跟另一位同學一起去的﹐那位同學對徐老師講了我和佳敏的關係﹐她聽了很感興趣﹐並表示祝福。我則引述了一首詩﹕‘黃鶴樓下鴛鴦笑﹐西望長安淚漣漣。洞庭湖畔千古恨﹐唯有長春百花開。’它講的是我們級四對相好的同學﹐有兩對考上同在一地的院校﹐分別是武漢(黃鶴樓)和長春﹔另有兩對卻分隔千里﹐其中一方獨在西安或長沙。詩作者不知是誰﹐寫得也不算高明﹐但徐老師聽我解說後哈哈大笑。
上述四對伴侶最終均無結果﹐可是‘洞庭湖畔千古恨’ 這句﹐我後來盜用了。在我寫的長篇歷史小說<西域恩仇記>﹐以及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劇本中﹐我把它作為某武林前輩贈給一對高徒的偈語。還望該詩原作者念在同窗之誼﹐恕小弟剽竊之罪。離穗之日
我們放榜的時候﹐佳敏不在學校。她參加省少年田徑代表隊的集訓﹐準備出席全國少年運動會。待我打聽到她的地址﹐她已遠赴青島比賽。我趕緊寄了一封航空信到青島﹐告訴她我北上的日期﹐希望能趕及在我啟程前見一面。
聽體委的人說﹐少年運動會閉幕她才能踏上歸途。算了一下日子﹐即使途中毫不耽擱﹐從她返抵廣州到次日下午我上火車﹐中間不足18小時。按慣例﹐她們回來後還要先開總結會才解散﹐不能立即自由行動。所以﹐我們未必可以有時間一敘。
這種忐忑不安的焦急心情﹐後來充分反映在我寫的小說<邂逅>裡。為了營造氣氛﹐我虛構了若干細節﹐把我們這次分別寫成跟某些電影或電視劇相似﹕火車啟動﹐她才匆匆衝到月臺﹐並且同漸漸加速的列車賽跑﹐我則站在車廂門口﹐但到底還是沒有能夠握手道別。
那種寫法屬於‘第三個用花譬喻女性’ 的一類﹐缺乏創意。何況亦不可能發生。大陸火車開車前已把車廂門鎖上﹐根本不讓乘客站在車廂門口。亦不允許送行者越線。
事實上﹐她是提前到達車站的﹐跟她姐姐一起來。不過由於給我送行的人不少﹐我們沒有機會單獨話別。她來的時候﹐我二姐起初沒注意﹐因為我並沒有逐一介紹我的同學。但她跟其他人寒暄時說昨晚才回廣州﹐路經長沙車站遇到我們級一位同學﹐後者在對面的北行列車上﹐大聲喊她的名字。她這麼一講﹐二姐立即轉過頭來打量她。但我竟一直沒有將她姐妹倆介紹給我哥哥姐姐﹐其實我應該大方地這麼做。因為她早就介紹我認識她父母。
如我所料﹐她那天日程很緊﹐幸好頭天晚上我跟她聯繫上了。她在東較場附近開完總結會﹐便匆匆趕到光復中路﹐出席一個為我們上西安的人設的午餐會。那是我們班幾位男生籌辦的﹐他們都是運動員﹐跟她很熟。
餐會設在一棟樓房的天台﹐一張大圓桌﹐擺了十來把椅子。她上來的時候﹐大家都起立鼓掌歡迎。菜餚頗豐盛﹐有酒有汽水。但我和她都吃得不多。主要是談話兼道別。那幾位同學也全考上了外省的院校﹐只是較我們動身稍晚。
餐後我跟她走了一段路﹐送她乘公共汽車。她還要去體委那邊取行李。我看見她穿的白襯衣上有道印﹐是肩上kua的棕色kua包壓成的。她說沒時間洗﹐也可能洗不掉。分手時她說會儘量早些到白雲路火車總站。
當時的廣州火車總站裡面並不寬敞﹐站前廣場面積也有限﹐而且實際上大部分是馬路﹐車來車往的。光我們交大學生組成的大隊﹐就把地方佔得差不多了。後來開了車才知道﹐西安另有幾所院校如西北大學﹑西安建築工程學院﹑西安外語專科學校的新生﹐也同車出發。因此站內站外﹐一片鬧鬧哄哄﹐熙熙攘攘。但全都興高采烈。沒有人表現出對廣州的留戀或依依不捨﹐包括我在內。
我有依依不捨﹐是對她﹐佳敏。萌發鄉情
生平第一次坐遠程火車﹐感覺還可以。我們帶的食物不少﹐主要是廣州出品的各種零食﹐以及水果﹐所以一路上吃個不停。她姐姐送了個榴槤給我﹐我接受不了那特別的氣味﹐無福消受﹐後來讓給別人吃了。
當時大陸列車服務態度甚佳。車上供應開水﹐身穿整齊制服的列車員提了個大水壺﹐外面包著白帆布做的壺罩﹐穿梭來回﹐給每位旅客倒熱開水。那壺罩是為了防止水壺外皮太燙發生意外。掃地﹑拖地﹑抹茶几﹑抹車廂壁和行李架﹐也是列車員的工作。他們簡直沒有停下來休息片刻的工夫﹐臉上還一直掛著笑容。這一切﹐使你不禁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據報導﹐來往廣州到深圳的列車服務最出色﹐它有個第二乘務組即‘廣深二組’全國聞名。我雖沒坐過她們提供服務的列車﹐但對報上的宣傳深信不疑。
我們這趟車到達粵湘交界處已是午夜﹐大家都睡著了﹐沒有看到坪石站外那塊著名的巨石是什麼樣子﹐也無從比較兩省連接部各有什麼地理特點。但到了衡陽卻都下了車﹐到站台上看熱鬧﹐或買食品。我二哥經常去北方出差﹐熟知各大站或小站賣的土產美食﹐他向我作過介紹。可惜衡陽雖是極重要的鐵路樞紐所在﹐站台上出售的食品卻並無給我多少驚喜﹐我一樣東西也沒買。
由於我們坐的車廂是交大學生包的﹐每人都有座位﹐沿途也不讓別的旅客上來﹐雖然並非臥車﹐也還相當舒適。我們同級五人坐在一起﹐互相照顧﹐食物共享﹐談笑風生﹐樂也融融。鄉愁起初並無出現﹐更多的是遠行千里的豪情。
坐在我對面的卡原非我同班﹐在學校中以擅長體育知名。他是高中才入讀六中的﹐為人豪爽豁達﹐心胸開闊﹐甚好相處﹐人緣至佳。我起初只風聞其父在香港<大公報>任編輯﹐有左派背景﹐故校方頗重視。50多年後﹐才從一位移居澳洲的香港名作家筆下﹐得知另有內情。原來那位新派武俠小說三大家之一﹐與另一‘大俠’ 均曾任職卡之父手下﹐從事編譯。卡之父抗戰時畢業於中山大學﹐精於英文﹐‘譯員每有疑難﹐他都可以隨問隨答﹐像一部活字典’﹔但他又‘是個直性子﹐樂於助人﹐亦不怕得罪人。即使被“左派” 目為頑固﹑落後﹐亦坦然置之﹗’這就埋下了文革期間他與<大公報>分手的伏線。
但直到文革前其父在港尚可立足﹐故卡的家境較好﹐經濟上遠比我們寬裕。每當我們同學數人外出﹐若‘打牙祭’ ﹐他必主動會鈔﹐無論在廣州或西安均如此。不過這回在火車上﹐我們實行的是各自竭其所有﹐大家分享﹐無需他一人做東。
車行一夜兼大半日﹐第二天下午三時許抵達武昌﹐即‘黃鶴樓下鴛鴦笑’ 的所在。‘鴛鴦’與我們無涉﹐我們卻要在此停留一晚﹐因長江大橋尚未建成﹐而當天漢口至西安的列車已開出﹐故只有次晨再渡江﹐到大智門車站換車繼續行程。
武漢號稱長江沿岸城市中‘三大火爐’之一﹐此時正當八月下旬的盛夏﹐驕陽似火﹐又熱又悶﹐比廣州的酷熱更使人難以忍受。晚上當地人俱從家中取出臥具﹐到外面馬路納涼過夜。自然﹐這樣做的前提之一﹐是其時城市治安良好。
我們被安排入住某小學﹐也沒帶什麼被席之類﹐就在一間教室睡了一晚。沒有地方洗澡﹐將就著在水龍頭下沖了沖。隨後我躺在一條長凳上﹐凳寬不足30公分﹐睡得很不舒服﹐又有蚊子﹐幾乎沒有合過眼。正是在那時﹐思鄉之情油然而生。語云﹕‘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日難。’信焉﹗而且‘家’還得在廣州才習慣。這一下完全明白了﹐為何班上三位復員軍人俱報讀本地院校﹐而且還事先考慮好將來畢業分配的去向﹐保證不會遠離廣州市區。真像粵語所說﹐他們‘吃鹽多過我們吃飯﹐行橋多過我們行路(走路) ’ ﹐故有此深謀遠慮。西行入秦
生米已成熟飯﹐唯有硬著頭皮走下去。或如胡適博士題詩﹕‘做了過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 。我們過的是滔滔東去的滾滾長江。
古人說‘聖人出則黃河清’ ﹐那時黃河已修了三門峽水庫﹐原意在解決其千年水患。可是因盲目聽信蘇聯專家意見﹐置本國專家如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等的忠告於不顧﹐造成庫底淤泥沉積﹐與預期效果背道而馳。黃河水清無期﹐長江情況亦不見佳。我們乘渡輪過江﹐但見濁流滾滾﹐水呈褐色﹐其含泥沙之多不難想見。
更不可思議的是﹐江中停泊大船多艘﹐其中一艘裝載沙石﹐上有一名大漢﹐竟蹲於船邊解手﹐其‘尊臀’ 向著旁邊來往的渡輪。我們經過睹此﹐不禁為之嘩然﹐他聞聲回頭﹐氣定神閑﹐毫無愧色地向我們一笑。號稱九省通衢的武漢發生此等情事﹐則後來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在首善之區的北京拍攝市民當街吐痰或擤鼻涕﹐也實在不算對我國民大不敬也。
一江之隔﹐兩地市容頗不相同。漢口的街道及房屋顯見西方痕跡﹐與武昌的棚戶區判若天淵。京漢鐵路在近代史上以‘二七’ 大罷工聞名。逗留武昌的短暫時間﹐曾就近瞻仰過江岸區一紀念地﹐即當年宣稱‘頭可斷﹐工不可復’ 的林祥謙就義處﹐是一根電線桿。週圍建築簡陋﹐與影劇中所見‘二七’ 時期之破舊相仿﹐也許抗戰毀於戰火迄未重建﹖
自漢口至鄭州沿途頗多風味小食﹐孝感麻糖與漯河燒雞即其中兩種﹐均為鐵路線附近農民自製兜售。前者甜而軟﹐大異於廣州出售的芝麻糖﹔後者除鹹之外﹐實在別無可言。倘視為廣東的燒鵝﹑燒鴨之同類食物﹐則大錯特錯矣。
近漯河處﹐有一地名駐馬店﹐我之所以留意﹐是因為幾年前二哥曾出差該地月餘﹐我當時上幾何課﹐急需量角器﹐他買了寄給我。信封上的地址寫了駐馬店﹐印象很深。但那量角器其實只用了一次﹐後來根本無用武之地。教我們的鄭老師常說﹐中學生所需數學儀器唯圓規與直尺而已﹐無論作圖題或證明題均可藉以解決。要借助三角板的話是違規的﹐量角器就更不用說了。
由此想起高考那道‘四點共圓’ 的證明題。試畢問了多人均稱未完成﹐但睡在我下鋪的江卻解開了此難題﹐用的是‘由特殊到一般’ 的歸納法。即先假設特定的情況﹐較易於證明的例子﹐使命題得以成立﹔然後捨去其特殊條件﹐推演至一般。此種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由一般到特殊’ 的推理方法﹐是相反相成的。另一位教我們的廖老師﹐曾多次講解過這兩種方法。可惜雖言猶在耳﹐我卻未得其真諦。而我受命擔任本校數學興趣組組長時﹐廖建議我們研究的課題是‘方程的同解性’﹐ 與此亦不無關係﹐但我失之魯鈍﹐並未開竅﹐遂貽終身憾事。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