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文学城
告密，古今中外皆有之，众所周知的“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犹大卖耶稣则是中外最著名的告密事件。告密又称其“告讦”、“告发”、“告奸”，告密者自古以来为仁人君子所不齿。之所以说其危害巨大，是因为告密并非发生在敌我之间，它只发生在朋友、同事、师生、血亲、同乡、邻里之间，告密者靠出卖友情、亲情、乡情获取利益，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严重冲击社会道德体系，损毁纲常，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儒家认为，告密这种行为不会让国家兴盛，政权稳固，孔子就反对告密，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所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代统治者，对告密这种恶行在公开场合、在法律层面不得不予以谴责和限制，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鼓励、纵容，甚至会制定一些对其压制和打击的律法。有些统治者即便是因为形势所迫而为之，也不敢容许其长期的、大范围存在。
由于告密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于是“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该原则要点其一是，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其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当然，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行直接侵犯皇权，皇家和他们的法律也就顾不上什么冠冕堂皇的原则了。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此类诉讼，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理论上虽如此，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往往有很大出入，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和政权的稳固，常会顾不上那些虚头八脑的“社会伦理尽丧”、“冲击社会道德体系，损毁纲常”等远在天边的潜在威胁，以维稳压倒一切，因而会鼓励、纵容告密。有些皇帝甚至直接把心腹、间谍派到大臣家做卧底，以掌控臣子的动向和忠诚。例如清雍正朝状元郎王云锦元旦在家打牌莫名丢失一张。次日雍正随口问他新年做了什么，王云锦如实回奏，雍正龙心大悦，喜其不欺君，并随手把那张丢失的牌掏了出来。告密，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维护政权的利器，因而中国自古历朝历代，告密都被视为维护政权最重要的有效手段而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于是告密这个瘟疫，曾肆虐于九州，摧残和侵蚀着国人的肉体和心灵，华夏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奇葩，由于从中得到实惠，历代的告密者们也并不以此为耻。
有人说，“告密看要告什么样的密，对危害社会和他人的犯罪行为就要去揭发告密”，这是对“告密”的误解。通常所谓的告密是指向当权者举报、告发他人有违或危害当权者利益、权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依正常的法律并不犯法，甚至是有益于社会公正、有益于民众的公民权、对不义的当政者的抗争。而且告密者的动机大都是想取悦、投靠当权者，以谋求更多个人利益。当然，告密者中也有部分所谓的“被动告密”者，他们的告密并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只是在当局的高压胁迫下，或蛊惑欺骗下，为了与被告密者划清界限以自保不得已而为的。还有一种在“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蛊惑下自证其罪的“自我告密”，每人都被要求自我告密，刺刀见红，自我揭发，脱胎换骨。最通常的说法是“向组织交心”，“向党交心”，逼人自剖而见心红心黑，污人以及自污，告发他人和自我告密，以彻底丧失尊严和人格才能过关。
西方耶稣教里，教徒在教堂的“忏悔室”向牧师和神职人员掏心掏肺、毫无保留的忏悔，大概也应算作是“自我告密”吧。不过虔诚的信徒们认为这是在向神、向上帝敞开心扉，是灵魂净化的一种必要途径，于是争相为之。可如果遇人不淑，像《牛虻》中的亚瑟那样遇到的卡尔迪神父，于是他的忏悔被告密，组织被破坏、自己被逮捕，被同志们视为叛徒，酿成了一场悲剧。
二
历史上首先以国家立法将告密列为民众的法律义务来规范和实施的则是战国时的“虎狼之国”秦，而始作俑者正是大名鼎鼎、被视作改革家的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将法与军事视为同等，把告密等同杀敌，不告密则等同降敌。
以“雄才大略”而载于史册的汉武帝曾以出台告密恶法《告缗令》而饱受诟病。因其穷兵黩武导致国库空虚，为弥补财政亏空，遂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布《算缗令》，征收商人的财产税。但一些富商隐匿家产，偷漏虚报，致使汉武帝大伤脑筋，于是又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规定，凡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对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结果“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汉书•食货志》）国家虽因此得到大笔财政收入，解决了财政的困难，但这一饮鸩止渴的酷法却不仅沉重打击了商业，而且损害了朝廷的诚信，败坏了社会风气。
告密最盛的当属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当政时期。当时的社会舆论视女皇当政犹如牡鸡司晨，难服众人。于是武则天亲手制造白色恐怖的血色政治，以图镇压一切敢于和她叫板的个人和政治力量，朝廷竟不顾历史传统和人伦道德，公然鼓励告密，命制“铜匦”（类似于四九年后的“检举箱”）四面，置之朝堂，以纳告密信。为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女皇还不吝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据《唐•六典》五品食则是：“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告对的，封官做；失实的，不追究。由此告密成了一件害人利己且无成本和风险的升官发财之道，“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资治通鉴》），天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涌现了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众多告密精英，攘攘如蚁不可胜数。他们被封官受赏，一时极尽荣华富贵。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残暴、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实行厂卫特务统治，告密之风大行天下。这些特务组织的鹰犬遍布全国，监视着朝野官民的动向，随时可密报皇帝，人人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尤以谋反、篡权夺得皇位的朱棣在位期间为最。其常惧名不正，为固其皇位、控制天下，遂建立严密的御用特务组织，大行告密之风。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文字狱”最盛的清朝，告密之风也不遑多让。雍正发明了“密折奏事之权”，即直接密奏皇帝之权，鼓励官员每天都上密折，说话不必瞻前顾后，事无巨细都可以说。此权不论官职大小，只要皇上宠信便可赏赐，而且并不公开。不可小觑这种权便，因为无人可知何人会上密折，也许你的某个不起眼的手下就有，他就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随时上达天听。由此大小官的一言一行皆在皇帝的掌控之中，官员们便不敢随意信口开河，更不敢妄议朝政、揣摩圣意。由于官员之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导致人人存戒心，不敢造次妄为，以防暗中被检举，于是官员们都服服帖帖，个个规规矩矩，皇帝自然就放心了，也省心了。
三
封建社会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没有不喜好告密这一法宝的，但惧于儒家思想几千年的影响和传统伦理的威慑，还都要戴上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具，有时会假惺惺地批批告密，甚至会出台一些抵制、惩罚告密的法规。即便是倡导告密并将其登峰造极的武则天，也因“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烦”于是命臣下拘捕诬告者“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以至以后的“罗织之党为之不振”。清康熙也为蒙文字狱之冤而被告密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平反，称“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如人罪”，还将使其陷罪的《虎丘诗》命陈抄录成幅，并提跋记述始末置于宫中。当然如陈鹏年如此幸运者，在历朝历代都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则都成了屈死于告密的冤魂。
纵观古今中外，不难发现告密恶行大都盛行于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之下，发生的烈度和频率与社会的黑暗和残暴程度成正比，且往往是发自权力中枢，在最高统治者的组织和鼓动下由上而下逐层推向全社会的。依赖和推崇告密，并将其作为维稳和巩固政权的最重要手段，则是统治者丧失民心、及其不自信、行将末路的先兆。
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运动，以“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的许愿，号召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1917年，列宁带着德皇的五千万金马克和颠覆合法临时政府的使命发动了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俄国暴力夺权成功。为了巩固这个由勾结德国、用阴谋诡计和暴力所得的非法政权，列宁在俄国施行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杀光另一半俄国人”（普列汉诺夫语）。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虽与此前历朝历代的法统、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为了达到其目的，他们从不择手段，因而历代屡用不爽、卓有成效的告密法宝，自然受到青睐。前苏联和东德极权覆亡后，据档案所揭露的线人和告密数量都震撼世界。
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苏联社会告密成风，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被一张告密的大网罩于其中，没有人敢对他人敞开心扉，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也不行，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告密的受害者，成为国家的敌人。甚至在监狱里，在劳改营里，当局都在不断地收买眼线，要逃避收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从小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少先队员帕夫利克揭发自己的父亲，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广为宣传，甚至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关于帕夫利克告密的故事，有多个版本，胡适提供的这个是其中较可靠和流行的之一。当年胡适滞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揭发、批判他，以示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可惜的是尽管如此，胡思杜依然没有逃过厄运，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难忍迫害而上吊自杀。为此胡适刻意研究了在共产极权下，为何会出现亲人之间互相揭发、告密的原因。他以“小心求证”见长的功夫深入研究、考证后得出，在提倡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出现此忤逆行为的根源来自苏俄的结论，并挖掘出帕夫利克告密的故事。
弱智少年帕夫利克的父亲是一集体农庄负责人，当时苏俄政府实施粮食管制政策，横征暴敛农民的粮食，为免一家人饥饿而死，他将几百斤小麦藏在地窖，并示意庄员们也如法炮制。帕夫利克的母亲与丈夫因感情问题反目为仇，于是唆使傻儿子去政府告密，企图以此将其置于死地。结果藏匿的粮食统统被没收，所有藏匿粮食的人也被押起来判了罪，此举引起农民们对政府的极度不满和仇恨。几个月后帕夫利克被谋杀于树林中，当局遂莫须有地迁怒于帕夫利克的父母和邻居，竟罔顾法律，不分缘由地将他们统统处死，那个始作俑者的母亲也没有逃过厄运。
在高尔基的呼吁和斯大林的首肯下，于是帕夫利克成为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并举行大规模的公葬仪式，当局命令全国所有城市村镇都要以一条街取名为“帕夫利克街”以纪念帕夫利克。以此为契机，全苏联迅速掀起告密高潮，尤其号召所有的孩子们都要监视自己的父母和邻居，并随时控告他们的不法和可疑行为。于是一些天真、不谙世事的孩子们，为了学习帕夫利克争当英雄，在帕夫利克事迹的“鼓舞”下，残忍地以无中生有、或恶意曲解、不实污蔑等手法，将自己无辜的父母、亲人告发到当局，全国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胡适还谈到了当时大陆亲朋间控告的现象，认为“儿子控告父亲”是铁幕政权的特色。
苏联覆灭后，解密的档案揭示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都是杜撰的，他实际上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杀害的，当局就是要用他的血来煽起告密的高潮，以此威慑和恐吓对当局不满的民众，巩固专制独裁的极权，随后，大规模的清洗席卷整个苏俄。其实斯大林干过的这种卑鄙龌龊之事多不胜数，例如1940年在卡廷森林屠杀了两万二千名波兰战俘，事后嫁祸于入侵的德国纳粹。苏联官方一直否认卡廷大屠杀，直到1990年真相大白，才被迫承认是由内务部实施并隐瞒了卡廷大屠杀。
四
虽然自辛亥革命宣告推翻了皇权和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但皇帝和专制却始终没有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甚至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变本加厉地横行于当代，腥风血雨肆虐于神州。同为共产阵营的一员，作为由苏俄一手创建和扶持的中共，自得其师真传，而且胜于蓝，将告密这一法宝舞得风生水起。即便在落草为寇和割据成藩年代里的内斗中也频频祭出、屡用不爽，尤其在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中，和严刑逼供交替使用，更是相得益彰，由此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升起了“红太阳”。
四九年毛曾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历史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实际上只有毛一个人站起来了，不但全国人民跪下去了，就连毛的走卒、吹鼓手、奴才们也只能匍匐在他的脚下。历代皇帝们的驭权术被毛玩得炉火纯青，告密自是维权的第一要术。作家冉云飞曾撰文《可怕的职业革命家》，“其中谈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其文献来源皆有案可稽。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里充满许多次告密经历（当然是别人向其告发，这些都可以从各种材料里稽查到），他本人受惠于告密甚多，因此说他对告密比较有心得，不是诬枉不实之辞。”
中共在各次运动中公开号召人们告密，其用语是：思想汇报、检举坏人坏事、大义灭亲。它谆谆告诫人们在出卖别人时是高尚的，是警惕性高、革命觉悟高、是对组织的忠诚、对革命的忠诚，是站稳革命立场，是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阶级敌人的同情和包庇，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因而可以完全心安理得，这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云云。卡夫卡曾说，人类有三种恶，一种为自然恶，一种为习惯恶，一种为正义的恶。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第三种，其在“正义旗帜”的掩盖下，对人性做出苛刻的要求，让人于不自觉中放弃自身善良的初衷，而委身于空洞的价值幻想，此所谓“以理杀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个单位都挂有木质或铁质的“检举箱”，鼓励人们告密，为告密提供便捷的条件，并对一些典型的告密者给予奖励和实惠，公开号召民众向他们学习。各单位的积极分子，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始终是告密的主力军和先锋。
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从“胡风事件”、“反右”、“庐山会议”直到文革，每一场运动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告密者、大量的告密者，一幕幕人伦惨剧相继上演，大批无辜者通过告密者而被送上了极权专制当局的祭坛，成了任人宰割的牺牲。
1955年5月9日周扬把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呈送毛，于是毛亟不可待地抓住此机，在全国发动了反胡风运动，将胡风从反党小集团渐次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团”。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在此冤案中舒芜的告密功不可没。舒芜早期曾追随胡风，视其为良师益友，并得到胡风的赏识和提携，在文艺界开始崭露头角。1945年1月舒芜在胡风主持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论主观》一文，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主观精神的作用，呼唤个性解放，与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的“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思想相对抗。四九年后，自以为“功不可没”的胡风被边缘化，遂不满和抵触情绪日渐加深，舒芜一旦发觉自己过去的同道师友已为主流所震慑，处于自保和前程的需要，唯恐落伍的告密投诚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这个案件中，很多令我们尊敬的名人、大师都扮演了丑陋的角色，他们纷纷告密、落井下石，发表效忠当局、给胡风捏造罪名的批判文章和讲话，推波助澜。这些人大多是胡风以前的老朋友、亲密战友，一夜之间的反目使得胡风及其一干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他们中有戏剧家夏衍、冯雪峰、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吴伯萧、老舍、丁玲、冰心、巴金、曹禺、赵丹、翦伯赞、画家丰子恺、豫剧名角常香玉、音乐家马思聪······。而且作为胡风多年挚友的冯雪峰，竟第一个建议当局法律处理胡风，虽如此他最终也没有逃脱毛的大网，仍被划为胡风集团成员。
反右过程中很多所谓的精英们跳出来主动告密、互害。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右派，结果很多人为了表忠心保自己，划清界限求进步，纷纷跳出来告密、相互揭发，积极批判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家属及亲属。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比当政者还要积极反右，比如沈钧儒，史良（七君之一），胡子婴等，利用他们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有密切接触，于是争先告密、揭发以表忠心，高举反右大旗，成为反右急先锋。同时具有中共党员双重身份的胡愈之，坐镇民盟，手握生杀予夺之权，几乎将往日的盟友一网打尽；为了显示与大右派章伯钧划清界限，反戈一击，身为司法部长、与章莫逆之交的史良竟可利用与他们一家的亲密关系，主动“钓鱼”，将章对她的“知心话”加油添醋地告密于当局，自己成了红人，而将章打入地狱。面对从前挚友致命的暗算，章痛心疾首地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许广平在全国妇代会上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丁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还跟艾青等人商量着如何去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明显比他们问题小很多的右派；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老舍，茅盾，曹禺，巴金等人对丁玲等右派分子以告密方式痛打落水狗的批判。反右运动中，吴晗，梁思成等人也积极加入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队伍。翻译家傅雷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但是在反右补课中，批判右派的傅雷也被打成了右派。
把一些高级统战对象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们心里究竟服不服，还会不会进行新的“破坏”活动，上面对此很不放心，必须要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边安插耳目。原为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和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冯亦代亦被打成右派，他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于是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他继续以“右派”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中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他“马不停蹄”（章诒和语）地记载、并及时告密了卧底于章伯钧等大右派处所得，他所告密之多涉及了章氏夫妇、罗隆基、浦熙修等近三十名大右派，“劳动强度也够大的”（章诒和语）。
五
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告密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在“誓死捍卫”的“正义的旗帜”之下，在《公安六条》的威慑下，以“大义灭亲”、“划清界限”为标志，告密范围越来越普遍，告密的个人私密空间越来越深入。从告密一般人到告密同事，告密朋友，告密师长，告密配偶，告密父母，以致许多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阋墙。人们失去了倾诉真心话的空隙，没有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人能摆脱告密的大网，整个社会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安徽固镇县方忠谋因在家中说了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的话，并表示：“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于是其夫张月升伙同其子张红兵将方告密于当地军代表，方随即被批斗后遭枪杀。
作为书画家的黄苗子告密被誉为鲁迅之后“中国杂文第一人”的聂绀弩之案，则是引人特别关注的一例。2009年2月《中国作家》杂志上刊发了前山西省高院院长寓真（本名李玉臻）《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言，“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聂曾赋诗一首于黄，涉及丁玲、冯雪峰及黄苗子和他自己几位文艺界的落难人士，“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后来流到公安机关案头，被司法机关定性为“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反动诗”，成了聂入狱的罪证之一。
据称，“聂喜欢在宴席上对政治人物品头论足、陟罚臧否。他曾经批评毛泽东不懂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对中共的自我宣传，聂也表达了理解，1965年8月4日，和朋友在家吃饭，聂绀弩大放‘厥词’：‘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从1962年9月以后，聂绀弩的写作和他的言论就被告密者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报公安机关，并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聂黄二人同为五七年被打的右派，又在北大荒一起度过了多年的“劳改”岁月，精神上相互支持，交情之深，一向为人所称道。黄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被捕入狱，聂则于1967年“文革”期间以“反革命罪”系狱近十年。这样的同命运、深交情的挚友，被爆出“告密”卖友，实非精神正常者能接受，于是舆论大哗，震动文化界，对黄苗子告密的猜疑更被迅速放大。虽将此案公开化并直接点名黄苗子的章诒和撰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中认为，黄苗子在1962年起向政府告密，使聂最终入狱。并指出，“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聂绀弩入狱被捕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她“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有人同意她的“揭露”；也有人表示反對，認為在李玉臻的報告文學中根本找不到揭露黃苗子“主動告密”的片言隻字，章詒和是牽強附會，是捏造。
迫于形势，始作俑者李玉臻出面說，根本不存在黃苗子告密的問題，更談不上什麼“主動告密”。對聶紺弩深有研究的李私下說，其實聶被送進監獄，不是由於什麼人告密，而是由於他對別人說江青和林彪有曖昧關係。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称：“（我刊）找到大陆知情人了解实况······寓真只是没有直接点名指出黄苗子，他文章中引用的不少材料就是出自黄苗子之手。······寓真文章要在大陆发表，他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
结合2011年9月浙江富陽舉行了黄夫人郁風、黃苗子藝術館成立典禮，众多文化界名人出席，國務委員劉延杔署名信贺，信中指出，“郁風、黃苗子伉儷是我國當代卓有成就和影響的著名藝術家，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即投身於左翼文藝事業，在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中也貢獻良多。”及诸多言过其实的过度褒奖，再联系2011年黃苗子又獲得了“中華藝文獎的終身成就獎”这一殊荣，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开放》杂志总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谁能想到，就像章诒和这等饱受当局迫害的落难人也没有逃脱“告密”的窠臼。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她坦言，某次去探望聂绀弩，“谈及她的狱中生活，她对聂说自己也曾经告过别人的密。从(自己)被抓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被她揭发的人被枪毙的那一天开始，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聂开导她说，“罪不在你，错不在你，告密，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告密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此话可谓一言中的!呜呼，夫子曰“苛政猛于虎也”确是切身体会后的至理名言啊！
在如此政治生态里，人们视告密举报他人为天经地义，于是都像野兽面对猎物一样，时时瞪大眼睛窥探他人隐私，随时准备着张开血盆大口扑过去，人变成了兽。巴金在谈到人变兽时痛心疾首地称：“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我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著名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悲惨、坎坷的遭遇值得一提，他是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老师。他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物理人才。因恃才傲物、狂狷不羁，公开反对思想改造和马列主义宣传，称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在课堂上传播唯心论。从1952年起，他就被当局内控监视，1956年在肃反中被定性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头目”并被抄家，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个身份，殃及全家，六个子女全都在升学、就业、婚姻之类人生大问题上受到严重影响。虽然束氏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的，因而，其“反革命言行”皆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其遭如此厄运，也无不与一个卧底他身边的告密者有关。
从1954起，他就被一个他认为“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的学生王镇皋专门监视、告密长达二十余年。王的任务是以“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便利条件，密切接触束，了解其行动、思想和言论，以每周一次的频率直接向校保卫部汇报，并撰写周报告。由于王同学的“辛勤工作”，于是束的一言一行、甚至家庭私密都尽在校当局的掌控之中，直到1979年，王的特务线人身份无意间暴露时，束和其他人才知道自己已被监控长达二十五年。
更加令人难于置信的是，即便似束星北这般高傲的知识精英，对当局意识形态“冥顽不化”、顽固对抗多年的“阶级敌人”，在高压的摧残和暴力肆虐下，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减轻对家人株连的伤害，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束星北不认为自己负罪于国家和人民，但他摆脱不掉对家庭、对子女的负罪感。他曾幻想要凭自己的天才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引起上层的注意，得到当局的重用，立功赎罪，争取尽快“摘帽”。为此从六十年代初起，他以戴罪之身“请缨”研制原子弹，并不惜生生地编造了“曾是爱因斯坦助手”的假履历。为了取悦和得到当局的认可，甚至走火入魔地“曾为检举告密出逃计划而往朋友的两肋上插刀······”。一个“忧国忧民，刚直耿介，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却饱受屈辱，丧尽尊严的一介书生”，一个饱受特务线人告密几十年的人，为了立功也转过身来也成了告密者，告密、出卖了朋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难道真如圣经所言，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罪人？这些罪恶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7万多个家庭被毁。这里面不知有多少人就是被这种告密文化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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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过后，人们痛定思痛，批判和反思了文革中诸多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丑恶表现，告密就是其中最为人所痛恨的罪恶之一，不少揭露文革的伤痕文学和反映文革的史料就大量涉此内容。按说，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后，告密应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才对，但还是有人，而且是大人物们仍然玩得风生水起。
著名力学家钱伟长的告密轶事特别令人唏嘘。钱曾师从美国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后为“报效新中国”而回国在清华任教。因主张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与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57年被邓小平亲自圈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派一当就是二十二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1986年底，当年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说，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毫不迟疑地将此信转辗交将交给了当年全国反右运动大总管、三十年后仍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邓小平。并且在附文中给方励之一刀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当局表忠：“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见此信龙颜大怒，立马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严加训斥：“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这一次交信，在中国引起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一些右派党员被开除出党，总书记胡耀邦也因此下了台。而交信的钱伟长为党国立了大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作为海归的大知识分子钱伟长，自己就是极权暴政的受害者，他本应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能力，积极投身到当时正在汹涌澎湃发展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要民主、求法制的社会改革大潮中去。不料二十多年悲惨的右派生涯不仅没有使其醒悟，没有反思出一些利国益民的历史教训，在文革后十年，四九年以来的暴政被清算、被控诉、被批判之时，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自甘堕落、认贼为父，拜倒在当年亲手将其置于死地的刽子手脚下，以告密的方式卖友求荣，主动充当当局的鹰犬和打手，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震惊。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严，能置亲朋挚友于死地的人，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猥琐龌龊到何等地步。明代诗人曹学佺就曾撰写了“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一联，来抨击那些负心、无良的读书人。
近年来竟有人还要为钱卑鄙的告密行径开脱，说什么“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何谓‘告密’。”
更为甚者，对于钱伟长这种可怜可鄙的告密，有人不以为耻，反予以高度赞赏，为其喝彩，甘之若饴。2010年8月7日，笑蜀居然在《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对其无耻吹捧、称颂备之，称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民族需要那样高贵的绅士。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如果没有那样高贵的绅士引领，这个民族就没有精神上的风向标，就达不到精神上起码的高度，就会只追求野兽的一面而遗忘了对神性生活的追求。”
看来作者无疑是和钱一样的货色，攀权附贵、告密卖友就是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超越红尘”，就是他们的高贵所在，这样的无耻之徒就是他们敬仰的绅士，这样的“高贵绅士”不要也罢！任这种肮脏的不齿行径横行，为这种下作的恶行叫好，有这样的土壤，不出一代又一代的告密者都难。如果中华民族由钱伟长这样卑鄙的告密者来引领，将被“引领”到犹大的不归之路是毫无疑问的。
六
在笔者的经历中有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六四屠城之后，和以往大的抗争活动过后一样，血腥的当局要求民众告密举报积极参与者，欲秋后算账置这些人于死地。不料此举不仅被正义的广大民众抵制，拒绝告密和揭发，而且各级组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大部分被当局通缉的“罪犯”，在善良的民众、甚至公安和边防战士们掩护和“黄雀行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了魔掌。整個黃雀行動共救出約800人（其中包括黄鳥行动救出约400人），其中被通緝的23名學生領導人中有15人成功因而獲得營救，而藉此前往海外人士包括有李录、封从德、苏晓康、陈一谘等人。在六四后的这一波肃整中，民间鲜有告密发生，这与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后截然不同。天安门事件后，不仅大批北京的参与者被告密、揭发而被捕、入狱，而且不少在外地传抄、扩散声讨毛和四人帮诗文的人也因告密而受害。六四后的这一段短暂时间，是自上世纪四九年以来最值得称道的，社会回归了正义和道德，民众恢复了人性的善良和良知。
可惜的是，这种好的境况并没有能维持多久，随着专制极权变本加厉的倒行逆施，社会就又回归到老路上去了。特别是2012年以后，在一片公然复辟文革和将毛的僵尸还魂的喧嚣中，把包括钳制言论的高压统治变成常规状态，迫害、拘捕大批思想异议人士，告密又被当作维稳的法器而堂而皇之的祭出，腐蚀着社会道德和良知，又使民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除了建“防火墙”、删帖等控制、扼杀自由思想的手段外，又建立一套告密举报制度。凡在网络、媒体及公众场合表达与当局不同的思想和意见者都在告密举报之列，一时，风声鹤唳。一些有自主见解的人纷纷被告密举报而中招，被封杀、被喝茶、被刑拘，而且他们不敢面对这些正义之声，只好用“嫖娼”、“偷税漏税”、“寻衅滋事”等卑鄙手段来构织罪名予以陷害，包括艾未未、薛蛮子名人在内的一大批人成了受害人。
毕福剑被告密而受害则是一个典型实例。在一个私人酒会上，毕氏清唱京剧间夹杂了一些“点评”，调侃讥讽毛，引起在场宾客哄堂大笑。毕氏为央视名主持，在人前极尽风光，名利双得，为宣扬当局的“伟光正”，制造、批发欺骗民众的“正能量”也算呕心沥血。按说在这种小范围的私密环境里，有些许“放肆”、摘下面具说几句人话，放松放松也不为过。不料饭桌上出了个阴险下贱的告密者，此“有心人”把视频掐头去尾上传，并不顾廉耻，狂叫要有关部门严惩毕。同时此段视频立即引起网络沸腾，也引发网络上左右两派激辩，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官媒一面倒地批毕福剑，而大批网民力挺毕，并认为毕讲出了真话。批毕者则群起而攻之，恨不能“剥其皮食其肉”，嚷嚷着毕福剑吃着党的饭，沾着党的光，吃里扒外，是个“铲锅党”、“体制婊”，要央视以思想罪、言论罪开除他，并且要求继续深扒，认为像毕剑福这样的体制婊不止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次日深夜，央视发暂停播放所有毕氏主持节目的通告，随后毕福剑在微博上发出道歉并离开央视，离开了公众视线不知所终。
毕氏的遭遇所摧毁的是人类之间最基本信任，引起了又一轮信任危机，在这个社会里还有没有可信之人?无处不在的告密者，令人不寒而栗，整个社会仿佛一夜之间退回了毛的文革时代。正如一位网友评论，“我在想，那个告密者和这些骂街的人，到底都是一帮什么生物？个个磨磨霍霍，呲牙咧嘴，杀人吃人本性毕露，如今竟然还有这么一群低级人类在莫名地怀念那个人和那个时代，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哀！从1955年反胡风集团开始，将私人信件、日记公开，断章取义，摘录只言片字拼凑成反党叛国证据，然后配以最高对‘三批材料’的按语，株连九族和亲朋好友，欲置死地而后快，杀鸡给猴看，难道这样的教训还不够深？难道还有人再想继续玩这一次？可见文革余孽‘人还在，心不死’。以此观之，中国再次进入文革，还真是分分钟钟的事。”
七
当局为了窒息思想，钳制舆论，始终用其黑手死死地扼住高校的咽喉，毒害年轻一代和青年学子。他们公然招募学生为特务、线人，以监控教师的一举一动。中国大部分高校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这些学生信息员实际上就是学生特务，专事告密、举报老师不符合当局要求的“偏激”言论。厦门大学自2014年开始，实施严防“教学事故”措施，禁止教职员发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政策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言论。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在这些特务告密者的高效运作下，大批敢于有不同思想见解，对当局稍有微词的教师纷纷“落马”。
笔名“梁惠王”的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因“在个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频繁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给学校声誉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被告密而被开除。
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尹姗姗，在一个影视节目中批评了《战狼2》贩卖暴力和屠杀场面，而此剧深受当局吹捧，被美誉为“扬我国威、军威的正能量的典型”、有“爱国主义情怀”，“点燃了民众爱国主义激情”。这本是学术争论，见仁见智，却也不被见容，有70多万粉丝的尹姗姗个人微博认证竟被取消。还有人给她罗列了“价值观有问题、政治立场不正确”等五项罪名，威胁要将其开除。
厦门大学71岁的教授尤盛东自1981年开始教学生涯，2011年起在厦门大学主讲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学，深受学生欢迎。因授课中难免要涉及现实和社会，其实也就是实话实说而已，就遭特务学生告密举报而被解雇。数百名学生网上联署声援老师，要求学校撤回解聘的决定。校方官员指尤盛东涉“偏激言论”，中共喉舌小报『环球时报』称，尤盛东是最近数月老师因涉嫌政治不当言论而遭学生举报的最新一例。他们的言论“违反国家对教师操守的规定”。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因批评班上的中国同学上课不认真，称日本将成为一个比中国更优秀的国家后，遭学生告密举报，以“精日”的罪名受到行政惩罚。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在政治学原理课上批评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遭学生告密举报后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8月16日贵州大学发布“贵州大学关于给予杨绍政开除处分的决定”的红头文件。杨绍政是知名经济学者，已在贵州大学执教十多年，是该校经济学院教授。他主张宪政，认为“没有宪政，政党就凌驾于《宪法》之上”，并主张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公开。因他敢于直言和真诚，其授课受学生追捧。他说:“全体国民的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分布在政府、军队、社团、公有企业、事业单位、专职党务机关的每一个细胞，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并质问：“这么庞大的资源，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他的直言和揭露，直搗当局命门和痛处，被特务学生告密后遭到毒手。
这种遍及大学的告密，刻意在校园渗入告密文化，限制了学生独立思想，破坏了师生和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毁掉了大学思想自由、兼蓄包容的精神，使大学仅有一家之言，只有歌功颂德一种声音，是对教育精神，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极大破坏。用这种告密文化去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南辕北辙，就是白日做梦。
对于高校频频发生的学生告密和随即而来的教师被肃整事件，人大副校长吴晓求6月27日在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毕业典礼上表示，“要给2018届的毕业同学讲的主题是：坚守人生的底线。”他认为，“人生的底线，就是道德的底线、良知的底线、人性的底线”他对底线的理解主要是法律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其中，道德底线包括：一、不撒谎；二、不告密；三、不独利。他解释，“如果法律的底线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那么道德的底线、良知的底线则能让我们的灵魂自由。”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道德风气。
对于“不告密”，他进一步阐述为“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堂堂正正的人、心中坦荡的人。告密者，一般都投机钻营，灵魂和心灵都是扭曲的。告密者的眼神是游离的、黯淡的、阴沉的。”
很显然，吴氏以不告密为荣，告密为耻的这番大胆言论是惊世骇俗的，是与当局的一贯提倡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对着干”的。也与当局所宣传的党性、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占领高校、占领社科文化阵地等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作为高校的官员，吴氏此论的背景和真实目的不得而知，也无法猜测，但只要能公开鼓励学生坚持人生底线，特别告诫学生不撒谎、不告密这些正面和积极的操守，就是值得称道和赞许的。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称“吴副校长告密不告密不知道，但是不撒谎能爬到副校长的位置，你信我不信。说自己都不信都做不到的话，不虚伪么。”虽然中国官场的生态和规则确实如此，但我们也不可一概而论，这种推测其实就是对吴氏的诛心之论，实不可取。
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告密是一种吞噬良心的恶，是一桩伤天害理的罪，凡告密者其每一桩罪恶都会被历史一笔一划地记载下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极权倒台后，在被披露的前朝档案中，大批告密者无一遗漏地被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了应有的良心审判和惩罚。仍在告密作恶者应由此看到自己的下场。
2018年8月20日
参考资料：
1.《政治生态与告密》，谈士屺，《炎黄春秋》2016年第2期。
2.《胡风很惨，落井下石的人也很惨！》，孙盛起，《云堂说》2017年11月13日。
3.《反右前后》，蒋祖权，《华夏文摘》2017年1月13日。
4.《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章诒和，《南方周末》2009年3月25日。
5.《是黄苗子告密导致聂绀弩被捕入狱的吗？》，《南都周刊》2013年8月30日。（http://history.sina.com.cn/bk/lszh/2013-08-30/163552641.shtml）
6.《是還事實真相的時候了 黃苗子是告密者嗎？》，《明报月刊》，2012年3月1日。（https://mingpaomonthly.com/是還事實真相的時候了黃苗子是告密者嗎？）
7.《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朱长超，《爱思想》网，2012年6月26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68.html）
8.《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华新民，【华夏文摘】（cm1102）2011年2月18日。（http://hx.cnd.org/2011/02/18/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9.《高贵绅士钱伟长》，笑蜀，《辽沈晚报》，2010年8月7日。
10.《毕福剑告密者居然是他！谁在制造“饭局恐惧症”？》，已臻大成，《花粉俱乐部》，2015年4月11日。（https://club.huawei.com/thread-3683293-1-1.html）
11.《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滕伟，《腾讯》网，2015年3月25日。（http://news.qq.com/original/jdrw/j36.html）
12.《在中國天才物理學家自稱當過愛因斯坦助手的背後》，樊洪业，《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13.《坚守人生的底线》，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官网，2018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