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辉转自chinaelections.com
人类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项飙在过去先后就他的家乡温州息息相关的北京城乡边界“浙江村”作为研究对象，其后在赴海外求学与工作时，又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则呈现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和《全球“猎身”》这两部著作，两项研究也都对人口流动与迁移展开了讨论。在《全球“猎身”》的序言里，项飙曾经提出，作为中国学者，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议题不仅仅是所谓的与自身身份密切相关的中国研究，而更应该像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一样，开展海外民族志的写作和研究。在12月20日晚于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系列讲座上，项飙的关注点又落在了中国问题上，但与他之前一直关注的研究一样，这场题为《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Working Abroad: Commercial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the “Society People”）》的讲座，内容上同样是关于人口流动问题，并且关注的是中国劳工的海外务工之路。
这项研究最早于十年前展开，项飙通过在东北等地展开人类学调查，力图展示东北的所谓“社会上的人”是如何通过层层关系，最终以合法途径外出到海外打工的。在讲座一开始，项飙就这项研究的基本主题，和他此前的研究的一个主要脉络作了联系和区分。在项飙看来，讲座中提及的研究，着眼于“秩序”，而 “浙江村”研究更加重视“变化”，而从关注变化到关注秩序，项飙也试图厘清这种演变出现的原因。在他看来，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经验出发的话，很容易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某种“失序”（disorder），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以及宏观视野下的阶层分化，与社会上“戾气”的盛行，似乎都在佐证这种失序。但反过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却又在走向一条正规化的道路，例如在购买火车票、飞机票时，购买手段是变得合乎规范了。项飙认为，这种规范秩序的达成，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治理手段的改进，例如电子技术的升级等。
这种正规化或规范化所折射出的秩序，也在他所关注的出国打工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就项飙研究的中国东北地区来说，这些地方出国打工的人，大多数是初高中教育经历，年龄介乎22岁至45岁之间，其中尤以25至35岁的年轻人居多；其中六七成打工者来自东北农村地区，其余大部分来自东北二三线城市，仅有一小部分来自沈阳和长春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出国务工的东北人，往往会去到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而在2000年之后，出国务工在经过了出国流程的规范化之后，其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换句话说，至少在他这项研究的调查访谈范围内，如今的出国打工现象绝大多数都是走合法渠道。
就出国打工问题，项飙提出了“社会上的人”，或“社会人”的概念。这一个称谓在百姓日常经验里，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所谓社会上的人一说，意味着这类人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从属单位，遑论拥有房产或其他特征来表明其稳定性。这样的一个群体，对生活有较高期望，但其生活状态又呈现出“不稳定”的一面。这样一群不稳定的“社会人”，在西方近年来社会运动中的主力，但是中国的社会人相对安稳。就这种安稳，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方便”：网购和电子支付让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方便，而这种方便其实是作为悬置存在，它让人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继续其惯常行为，过上一种“无摩擦化”的生活。而这种对方便的依赖，背后又是民众对强有力的治理权力的信任，换句话说，方便程度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指标出现。
在项飙的调查对象里，东北的出国务工人员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类社会人，他们无法进入到赋予其稳定身份的体制内，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他们需要在成为体制内人士之外另求他路，而出国打工则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道路，“能赚钱”成为了这些务工人员最大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