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转自博讯网
张善光（右）与李旺阳（中）、黎建军合影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张善光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26日
受访人简介：张善光：出生于1955年，湖南溆浦县人。1989年因反对、抗议当局对学生民主运动的镇压，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判处七年监禁，1996年刑满出狱。1998年，因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被以“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十年监禁，2008年刑满出狱。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您简要地回顾一下您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心路历程。
张善光（以下简称张）：我在青少年时期，虽然时值“文化革命”，但有机会接触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到了我的灵魂。
1973年，我高中毕业“下放”到本地农村，在“下放”期间，我喜欢同那些“右派”以及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农民接触，他们的生活和个人经历比普通人更为悲惨，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不合理性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此外，我还不时收听台湾的中文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在对比思考的过程中，我有了“我所处的时代比历史上的任何帝王体制还要黑暗，这样一个社会不会存在太久”的认知。
1976年清明节，我从官方的广播、报刊上获知北京发生的“四五”运动，这次抗议的矛头直指毛泽东，虽然那场运动最终遭到镇压，但我却深感振奋，我知道，对现实不满的不仅仅是我和我周围的一小部分人，光在北京就一下子站出来那么多人挑战当政者，直觉告诉我，在全国，有更多的人在诅咒、在反抗这样一种黑暗的生存境况。这说明我的认识和判断并不是狭隘的个人偏见。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此后，我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形势。
1977年，我被招工回城，在一家县办工厂上班。1978年，我去湖南省城长沙某工厂参加培训，这正是1970年代末的那段有限的“解冻”岁月，在长沙市政府门前的外墙上，经常贴着市民写的“大字报”，表达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很多读者也经常用笔在这些“大字报”下面写下自己的人生感悟，大多表达对现行体制的不满，类似于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感。在培训期间，我经常光顾这个地方，去阅读，去感受，我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人们的思想正在发生改变，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正处于酝酿之中，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即将来临。
然而，当我回到溆浦县城之后，却发现这里依然是死气沉沉，死水一潭，和省城长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萌生了创办一份自由刊物的构想，不久，这些朋友要么上了大学，要么调到外地工作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这种思想意识，因此，在后来我反对政府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运动就顺理成章了，并不是我一时的愤怒和冲动或心血来潮所致。
1986年，安徽合肥科技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抗议当局的所谓“清污”，上海、北京等地的学生也有行动。后来，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开除了共产党的党籍，我还专门写信给仍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刘宾雁，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马：请您谈一谈1989年被逮捕的原因。
张：198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当时我早已辞去了单位的工作，正在创办一家“野生动物产品研究所”。我一直在关注北京的政治形势，并以“野生动物产品研究所”的名义给北京的“高自联”发过多次电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并要他们告知详细的收款地址，希望捐款相助。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我在之后多次给国务院、中共中央发电报表示抗议。6月4日晚上，我从多家国外电台得知消息，知道当局已经开枪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6月5日上午，我再次向共产党的最高层发电报，表达抗议，在电报的内容里，我表示不再承认国务院是人民的政府（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
等到发完电报，我立刻草拟了一份“血的真相”的传单，揭露政府命令军队在北京动用枪炮、坦克野蛮屠杀学生、市民的暴行。我在县劳动服务公司的打字室打印了两百份，骑着自行车到学校、车站、街道散发。不久，有警察匆匆赶到，把我手上还未散发完的几十张传单没收了。
6月16日，四五个警察来到我家，向我出示了工作证、搜查证和传唤证，把我送进了溆浦县看守所，这就是我第一次被逮捕的经历。
马：请谈一谈您在溆浦县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张：我是6月16日中午被送到看守所监室的。当狱警打开监室的铁门后，里面的人正躺在板床上休息。听见铁门打开的声音，他们都齐刷刷地坐起来，眼鼓鼓地瞪着我看，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只模糊地看到一个个光秃秃的脑袋，我是近视眼，但眼镜不允许带进监室，在进号之前就被取掉了。见到这样的场景，一股凉意从我心里冒出来，此前，我曾听说过看守所内打人的传言。
这是一间余刑犯的监室，大约有十多个人。当时的看守所秩序非常混乱，新人通常都会遭到牢头狱霸的殴打、虐待，不过，余刑犯监室的秩序稍微好一些。所谓的余刑犯，是指那些已经宣判，但刑期不长，留在看守所内服刑的犯人。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窘境，除了内心有些慌乱、恐惧，我转念又想到了杂志上曾经披露过有记者进看守所当卧底、体验生活的报道，那文章谈到记者在里面如何受牢头狱霸羞辱的细节，以及记者如何求得生存的描写，我马上想到了应对办法，我双手抱拳，装成一江湖好汉，冲着里面的人说：“各位兄弟，打扰你们了，请多关照！”他们没有搭理我，而是用带有敌意的口气盘问我的情况。当他们知道我是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逐渐消除了对我的敌意。当时每个监室都发一份《湖南日报》，他们从报纸上知道外面的一些事情，于是，他们就围绕这件事情向我打听外面的真实情况。
等到熟悉了里面的环境，我才知道，每个监室都希望不断有新人被送进来，一来，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新人了解外面的世界，另外，他们可以从新人身上找乐子，寻求感官刺激，打发被囚禁生活的无聊时光。
在新人身上找乐子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吃包子”、“拜码头”，等等，“吃包子”的玩法是让新人靠墙站直，每个老号轮流过去照他的胸口打几拳，一轮打下来，新人的胸脯就会像包子一样肿起来。而“拜码头”则是让新进来的人跪下给所有的先关进来的人叩响头，嘴里还要不停地喊求饶：“爹爹，请你饶了我吧。”如果新人跪得不合规矩，或者喊得不够响亮，牢头就会安排打手对他实施体罚。
在看守所，除了在押人与在押人之间相互整，狱警也会拿在押人开心。我亲眼看到过一个场面，有位在押人在里面违规了，狱警把他的双手反铐，再在反绑着的手上插上一根竹片，这叫“将军背箭”，然后，由狱警和劳动号押着，在每个号的门口轮回示众，这叫“游监”，每到一个监室，这个受罚者口里要不断地念念有词，作悔过声明：“我做错了事情，希望你们以我为戒严，不要学我，不要违规。”但是，具体是什么事情违的规，得罪了狱警，里面的人不敢问，他也不许说，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羞辱人，并且恐吓所有在押人。
当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之后，牢头对我有了好感，把我直接安排在靠铁门的第二个铺位，挨着牢头睡。在号子里，一般靠前的铺位都是由号子里的强势人物占据，比如，牢头，打手或者他们的亲信，新人一般都是睡里边靠马桶处的铺位，如果没有铺位，就直接安排睡在过道的上的水泥地板上。后来，我在这个号里说话比较有份量，大家都爱同我聊外边的事。就这样一路平安地关押了半年，直到1989年12月6日被送往龙溪监狱正式服刑。
大约在11月份，我在看守所受到过一次虐待。在看守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例行的“清监”。清监的工作由武警执行，在11 月份的“清监”过程中，武警要求所有人都退到放风场，面墙而立，并且要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此时已是11月下旬，天气十分寒冷，我也把衣物脱了，但不愿像其他人一样把内裤也脱掉。一位武警走过来，命令我脱，我坚决不脱，他凶狠地盯着我：“你这个反革命，为什么不脱？！”我也针锋相对，他上来就朝我胸口打了我一拳，我正准备还手。这时，另外一个武警走过来，看模样应当是中队长，用手架住那个打人的武警，把他连拉带扯地拖出了风场。在此之前的清监，在押人是不需要脱衣服的，这是武警故意戏弄在押人，因为天气凉了，他们想从在押人身上找刺激，看这些在押人被冻得瑟瑟发抖的狼狈场面。
在看守所，余刑犯要从事劳动，但相对比较轻松，种点菜，有技术的，比如泥工，就给看守所的楼房修修补补。有个广东人，被判了八年监禁，按规定是要收监的，但他有做木沙发的手艺，于是，看守所把他留下来，专门给看守所的狱警私人做沙发。
看守所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菜里面没有油，主要是萝卜、白菜、南瓜和海带，并且这些菜都没有洗干净。如果家人往账上存点钱，在押人可以在看守所的小卖部买点零星食物，比如，饼干、月饼之类的。实际上，这小卖部里的食物很多都是发霉变质了的，掰开月饼，里面甚至还有虫子。主食是米饭，早餐是二两米糕，中午和晚上是二三两米饭，因为菜里没有油水，所以在押人的饭量就特别大，而看守所的实际供给又不足，所以，普遍的饥饿就成为在押人生活的一种常态。
我是被以“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正式起诉的，不过刚开始是“收容审查”。在收容审查期间，被审查对象要自己交生活费，我一共被审查了30多天，看守所从我的账上扣除了将近40块钱的生活费，相当于一天一块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一个多月以后，我才正式被逮捕。
9月上旬，我的案件由怀化中级法院在溆浦县法院的法庭开庭审理，直到9月下旬才宣判。当时，溆浦县政法部门在溆浦县人民会场（二中门前的大广场）举行“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即公开宣布逮捕，公开宣布判决结果。开会之前，我们这些人都被警察反绑起来，胸前挂一块牌子，我挂的牌子上写着：反革命犯 张善光。
当时一共有十七、八个人，除了我一人是政治犯，其余都是刑事犯，其中有两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下面围观的人群都是由政府组织和安排的，包括各单位的职工，街道居民，还有附近乡村的农民，整个台下黑鸦鸦的一片。
等到宣判完毕，警察把那两个死刑犯直接关进囚车，送往刑场执行，而我们这些人也一同被押往行刑现场，这叫“陪杀”。当时，我们距离行刑现场只有三十来米，由于没有戴眼镜，我看不清执行枪决的过程，但对我们来说，强迫看这样的虐杀场面，是一件十分残忍、不人道的事情。
我被判了七年监禁，当天下午，有两个怀化市中院的法官找到我，他们大概认为我被判得太重，一再劝我上诉，我坚决不上诉，一方面，在共产党的体制下，上诉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看守所的生活空间太狭小，非常沉闷、枯燥、单调，并且吃不饱，我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上诉的话，就还得继续蹲在看守所里，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即便如此，我也被拖到1989年12月才送往监狱，是邵阳的龙溪监狱。
马：请谈一谈您在龙溪监狱的生活经历。
张：12月6日，我被送往湖南邵阳的龙溪监狱入监队，当时这个入监队关押的全是因“六.四”事件被判刑的所谓“动乱分子”，有七、八十个。当时，湖南因“六.四”事件被判刑的政治犯主要集中关押在两个地方驯化，一个是衡阳，一个就是是邵阳的龙溪监狱。在这里，除了参加一定量的劳动外，主要是听狱警给我们上有关“六.四”事件的“洗脑课”，并对我们进行专门的入监教育。一直关押到1990年3月20日，大家才分别被送到省属的其它各监狱。我和另外八人被押往到了位于洞庭湖一个岛上的赤山监狱，即湖南省第一监狱。
在龙溪监狱，犯人的伙食条件和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但活动的范围稍微大了一些，而且，只要有钱，改善生活的机会也多了一些，比如，在龙溪监狱，有专门给犯人提供的小炒部，而且，警察也会从犯人身上捞点“外快”，把家里的鸡蛋拿进来卖给犯人，价格比外边要高，我因饿的慌，一次就从一位警察手上买了五十枚鸡蛋，给小炒部一点加工费分几次炒熟，这样就能改善一下伙食条件。当时，犯人的钱物主要是由监狱管理，你的家人往账上存了多少钱，监狱方就发给你多少监票，然后，犯人再拿这些监票去买东西，而狱警则拿这些票去监狱的财务部门兑换现金。
在龙溪监狱，犯人刚一进去就要劳动，我们当时是锤石子，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子，可能是用来盖房子或者铺公路的地基。每个犯人都规定了劳动定额，不过任务不算太重，犯人在规定的劳动时间内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务，而我主要是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扫地。
在这批政治犯里，真正以政治名义定罪的其实只有我和邵阳的李旺阳，其他人定的都不是政治罪，比如，有两个常德学生是以堵塞公共交通秩序定的罪；湘潭的很多工人因为围阻了公安局和派出所，结果以所谓的“流氓罪”被判刑的较多；而邵阳的一些市民因抗议当局对学生的镇压，烧了一辆汽车，就以“破坏交通工具”的罪名定罪，其中有一个主犯，只有十五岁，被判处无期徒刑，据说，其他人将汽油浇到了汽车上，是他点的火柴。
在龙溪监狱，除了白天的劳动，还要进行操练、军训，还要经常参加各种政治洗脑的学习、会议。当时，当局一心想漂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这些学习班上，狱警们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暴徒”率先攻击戒严部队的士兵和警察，军人被迫向这些“暴徒”开枪射击，而他们举的例子都来自于官方报纸，观点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强行灌输。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亲眼看见李旺阳被一位老警察折磨的情景。那是在一次批判李旺阳的学习班上，参加者主要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动乱份子”，这个狱警姓周，50来岁，借口李旺阳的思想特别反动，同时借整李旺阳的机会给我们造成心理震慑。当时，李旺阳被戴上“土手铐”，这种手铐可以用钳子不断地把罗丝拧紧，李旺阳被上铐子以后，这个狱警就用钳子不断地往死里拧，只听到李旺阳突然“唉呀”一声，倒在地上就不醒不事了。这种手铐被拧到一定程度，就会压迫血脉，会置人于死地。后来，经过抢救，李旺阳脱离了生命危险。
还有一次，是在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李旺阳，还有两个常德学生在监室里玩牌，被“犯人积委会”的“宣鼓”看见了，他命令我们不准打牌，我们据理力争说监狱有扑克卖，现在也不是劳动和学习时间，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有娱乐活动。这位“宣鼓”说：我说不准就不准。我们没有搭理他，继续玩牌。结果，他向狱警报告。于是，我和两位常德学生被送到“严管队”，李旺阳则被送进了“小号”，关了禁闭，警察认定李旺阳带头违反监规。
在“严管队”，严管犯人每天都必须规规矩矩、端端正正的“坐板”，头要摆正，腰要挺直，从吃完早餐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都必须如此。在“坐板”期间，始终会有看守犯人监视，“严管”对象没有任何自由，连上个厕所都要打报告，如果看守犯人不同意，就只能强忍在裤裆里。更要命的是饥饿，因为严管队不能买东西，而那些看守我们的囚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当着我们的面炒大鱼大肉吃，这更加刺激我们的食欲，这种情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我在严管队被关押了将近一个多，直到送往赤山监狱的前两天才被解除严管。
马：请谈一谈您在赤山监狱服刑的生活经历。
张：1990年3月20日，我被送往赤山监狱，一起送去的共有9位。不过，这次监禁生涯我倒并没有受太多的罪，可能当时在狱警中有一种观念，认为这场运动会像“反右”或“文革”一样，迟早会被“平反”，所以狱警对我们这些所谓的“动乱份子”还算宽容，我并没有受太多的逼迫和虐待，相反，我甚至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和狱警以及监狱的控制规范进行博弈。
有一次，我在监区过道上和监狱的狱政科科长狭路相逢。按照监狱的规定，看见狱警从对面过来，犯人要停下脚步，面壁站立，直到狱警走过，才可以继续走路，但我在监狱从来就不这样做，一般是侧个身给他们让一下道，而狱警也没有对我这种“违规”行为真正处罚过。这一次也一样，我像平时那样从他身旁走过去，刚走过他身后，他便停下来，回头冲我喊：站住。就开始教训我不懂规矩，我也不示弱，说路这么宽，一人一边，我没有挡你的道，我们各走各的路。他开始咆哮，说：你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你是一个罪犯。我口气很硬的回嘴，说我不是罪犯。他说：你不是罪犯怎么会到这里来。我说：我没有罪，是政府拿着枪杆子强行把我关在这里的。这个狱政科长气得嘴唇直打哆嗦，而我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开了。当时有犯人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幕，都吓坏了，事后纷纷对我说得罪了狱政科长，估计不会有好果子吃。他们都很担心我的处境，为我捏了一把汗。在一般的犯人眼里，别说是狱政科长，哪怕是一个小狱警，都是得罪不起的。在监狱，狱政科主要负责犯人的各项“改造”工作，包括减刑，对犯人进行处罚，都是由狱政科说了算。因此，狱政科长的权力非常大，但后来，这位狱政科长并没有借此报复我，这原因恐怕也与我是“动乱分子”有关。
一开始我所在的监区是红砖队，有一段时间这个监区还搞了个绿化队，专门负责给监狱栽花、种树，搞些绿化工程。带队的狱警认为我为人比较正派，公道，有一段时间让我来担任绿化队的记工员，
犯人每天的劳动都是有定额任务的，例如挑土，根据远近，或六十担或八十担，在正常的八小时劳动时间内，犯人要完成这个任务一般都很辛苦，像这种情况一天两天还可以，但如果长期如此，犯人是吃不消的。所以遇到囚犯劳动任务大的时候，我常常悄悄地跟这些犯人打招呼，说统统都可以少跳十担或二十担，记数簿上则写上完成任务，
一视同仁。当时绿化队一共十来个犯人，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不会因劳动任务繁重而叹气。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比如，种树，一天规定每个人要种多少棵树，可以量化，因为有具体的数目，无法造假，而挑土，无法实际核对，有空子可以钻，记工员可以视情况减免一些任务。
有一段时间，我被抽调到一个生产车间劳动，这个车间主要是锯钢材，用电锯把一根根粗圆形钢条锯成一截一截的，约三、四公分或五、六公分长，一位50年代因政治原因判刑后刑满留监就业的老工人教了我半天，我就独立操作了。不久，这个车间送来一批新的钢锯片，我上好一块去锯钢材，没多久，这块锯片就断裂了，不过幸好没有伤人。这个车间的狱警认定是我操作不规范造成的损失，给我扣上一顶损坏公共财物的帽子，要我赔偿，当时这种锯片可能要上百块钱。
我坚持说自己的操作没问题，应该查找其他原因。 双方争执不下，他起了高腔，我也跟着起高腔，于是，狱警把我退回到原来的红砖队，让红砖队给我施加压力，要他们向我索赔。红砖队的狱警找我谈话，了解情况，但在还没做出处理决定时，结果在此期间，那个车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故，那位老工人也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并且一天就坏了两块锯片，这证明是这批锯片本身有质量问题。后来，狱警再也没有就此事找过我。
1996年元月份，我被释放。在监狱，我从不低头承认自己有罪，但监狱方面还是给我减了五个月的刑期。
（未完待续）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