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海转自《财经》杂志
买卖双方如果具备上面三个共识，则容易达成均衡价格。 这并不意味着相似的官位价格必然一致，其间甚或可有较大差异。
——“单一定价”和“一揽子定价”。 如果我们把韩桂芝-马德-李刚作为一个“卖官链”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现象：韩桂芝受贿950万元，马德受贿600多万，李刚受贿210多万，接近一个等差 数列。
其内在含义在于官位“批发”与“零售”的销售收入差别：李刚是“零售商”，向马德寻求在绥棱县经营官位的特许权；马德则向更大的“批发商”— —省委组织部领导进一步谋求在绥化的官位经营权。
因此，下游卖官是零售，属于“单一定价”；上游卖官实际上是批发了买官者治下的全部官职经营权，是“一揽子定价”。 于是，上游市场与下游市场自动实现全面出清，达到一般均衡。
体制条件：
马德们为何前仆后继
卖官市场规模越大，利益共同体越稳固，相互掩护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很难指望通过当事人举报曝光
卖官、买官行为在理论上是最高层次、最具破坏性的腐败行为，按理说应该是最具风险性的行为，因而容易成立的推断似乎是：卖官行为属于极端的偶然现象，即 要么卖官者具有极端的高风险偏好，要么卖官者极度善于伪装。 但是，我们从马德案发到受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以上演绎推理并不成立。
首先，马德并不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狂人；其次，马德也不是一个心理素质超乎常人的善于伪装者。 要理解这种矛盾，有必要深入探究一个普通官员涉足最高层次腐败行为的体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