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它的幾首插曲旋律優美﹐扣人心弦。其中一首唱道﹕ (博讯 boxun.com)
‘庫班河上風光好﹐青青流水起浪潮。。。日出之前我們勞動﹐在這美麗大地上。。。快收割﹐快裝上車。。。啊﹐我們的豐收﹐我們歡樂的豐收。’
襯以男女莊員愉快勞動的場面﹐簡直是一幅引人入勝的農家樂圖景。
還有一首訴說愛情﹕
‘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哥薩克你﹐勇敢的鷹。。。你為什麼﹐告訴我你為什麼﹐令我心碎。。。’
蕩氣迴腸﹐很能打動觀眾。
我跟同學們看了之後﹐都受到震撼和感染。那裡面的插曲成為大家經常哼唱的歌曲。比我們高三個年級的大姐姐們﹐在當年年底的一次大型聯歡會上﹐集體演唱那首‘庫班河上風光好’﹐ 不僅歌聲美妙﹐演唱者搖曳多姿﹐酷似影片的神韻﹐贏得一片滿堂彩。
不過﹐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過了沒多久﹐報上竟刊登報導﹐謂這部在蘇聯和中國都風靡一時的彩色電影遭到批判。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載文﹐指摘該片‘粉飾生活’。 也就是說﹐片中呈現的瓜果滿園糧滿倉﹐談情說愛歌聲朗﹐男女老少喜洋洋的五彩繽紛畫面﹐全屬編造的假象。
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但其後種種事實證明﹐<真理報>那篇文章說的是真話﹐蘇聯農業的情況一直都不妙﹐他們的農民過的並非什麼‘幸福的生活’。語文老師
縱使如此﹐當局仍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優越性’ 。 我們的老師全是‘從舊學校出來的’﹐對於這一套大概也很不習慣。不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他們只好實行‘教中學﹐學中教’ ﹐另一個說法﹐叫做‘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
首先要‘受教育’ 的﹐當然是語文老師。因為課本裡不少屬於政治性的教材﹐像毛的著作﹐其他領導人的講話之類。有個學期﹐第一篇課文是宋慶齡一篇講稿---<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開幕詞>﹐且不說寫作技巧﹐即從‘文以載道’ 的角度﹐該文亦無甚可取。我絕非對宋慶齡先生不敬﹐她的經歷和為人確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尤其她晚年﹐在文革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敢向毛說‘不’ ﹐這種非凡的道德勇氣﹐無疑令人擊節讚賞。但話又說回來﹐上述講稿未必出自其手筆﹐何況﹐她是用英文寫作的。所以﹐學那樣的課文﹐簡直是浪費我們寶貴的時間。
教我們語文的老師﹐先後換了幾位﹐還不算嶺南大學中文系來實習的畢業生。初二時任教的是瞿老師﹐她個子瘦小﹐戴一副近視眼鏡﹐聲音很柔和。她丈夫也在本校任教﹐不幸的是被懷疑是特務﹐1952年初被捕﹐文革後才說是冤案予以平反。可以想像﹐其間近30年中﹐她過的是什麼日子。但她依然盡忠職守﹐用心教學。那時的課文裡有一篇高爾基的生平介紹﹐剛好電影院放映根據其自傳<在人間>改編的影片﹐她就鼓勵我們班同學去看。影片末尾﹐有個鏡頭反映劇中一位婦女在海邊生孩子﹐一位同學看不懂﹐問是什麼意思。她沒直接回答﹐只說你們可以自己去想﹐又提了澤和我的名字﹐說我們大概會明白。能受到她的青睞﹐我深感榮幸﹐但說老實話﹐我也不明其意。也許澤明白﹖
課文中有個獨幕話劇<最幸福的人>﹐可能是根據美國短篇小說改編的。劇中出場人物兩個﹐是妹夫大舅關係。大舅任職運輸站﹐正急於聘請司機運硝化甘油﹐運輸這種烈性炸藥極危險﹐途中稍一顛簸便會爆炸﹐車毀人亡。妹夫則因妻子分娩在即﹐急需一大筆錢應付所需。大舅最後勉強同意﹐聘用妹夫做司機。後者自稱是 ‘最幸福的人’ 。該劇當然旨在抨擊資本主義社會﹐揭露其失業嚴重﹐忽視安全生產。但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嚴重的失業﹐工業傷亡率居高不下﹐都成了大陸今天嚴峻的現實。反觀大洋彼岸的美國﹐大概早就沒有為求一家溫飽﹐無懼車毀人亡的司機了。
到初三由一位黃老師接任﹐他並不長於言詞﹐但備課認真負責﹐材料豐富。他教的課文﹐有一篇講一位蘇聯初中生﹐由於上作文課時患病﹐中途回家休息﹐將自己的日記交上去作為代替。不料因此受到老師激賞﹐說他的日記‘五分還少了’ 。原來他每天摘錄報紙﹐將蘇聯好的和資本主義國家壞的事情﹐作為對比一一列出。如前者豐收﹐後者災荒﹔前者新建工廠﹐後者工廠倒閉﹐諸如此類。黃老師沒有從政治上發揮什麼﹐只是著重分析運用對比的寫作方法。他不像以前教我們歷史的叢老師那樣﹐整天把‘社會主義優越性’ 掛在嘴邊。但他鼓勵我們多看課外讀物﹐像魯迅所說的學蜜蜂釀蜜﹐先吸收各種養料充實自己。古麗雅丹娘
我的課外閱讀量是不少的﹐但未能如魯迅所鼓勵的那樣﹐多看科技或科普類書籍。我曾主動向圖書館管理員提出﹐以課餘幫助整理圖書為交換條件﹐取得進入書庫隨意瀏覽的方便﹐他接受了。我最初選擇了許多民間故事﹐中國外國都有。後來我讀得較多的是蘇聯青年讀物﹐包括<普通一兵>﹑<真正的人>﹑<古麗雅的道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和<我的兒子>等﹐這都是當局鼓吹的‘優秀作品’ ﹐在當年影響相當大。
上述五本書都以蘇德戰爭中的英雄為題材﹐全屬真人真事。<普通一兵>寫馬特洛索夫﹐他以胸膛擋住德軍的機槍口﹐為戰友前進開路。書中反覆宣傳的一句話是﹕你活著﹐要讓別人活得更好。<真正的人>描寫一位‘無腳飛將軍’ ﹐在切除了一條凍壞的腿後﹐還能再次駕機飛上天作戰。<古麗雅的道路>講到女主人公成長中﹐曾經歷四個高度﹐最初是從十米跳台跳下水﹐後來一次比一次難。<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和<我的兒子>相似﹐都是母親執筆的回憶錄﹐都富於文學性。卓婭又名丹娘﹐是一名游擊隊員﹐執行縱火燒燬德軍草料房的任務時被擒﹐受盡折磨而不屈﹐終被絞死。其弟坦克手舒拉則犧牲於戰場﹐年僅18歲。<我的兒子>反映烏克蘭‘青年近衛軍’ 首腦奧列格率眾反抗侵略者﹐最後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故事。
這些作品曾經使我深受感動。我至今認為﹐他們獻身於反法西斯的正義事業﹐值得歌頌。他們意志堅強﹐品質高尚﹐無愧於青年楷模。至於他們崇拜斯大林﹐那是時代使然﹐不應苛責。
也許因為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真誠相信以上青年英雄的理想﹐並將其與保爾。柯察金的名言結合為一﹐確認‘為人類解放而鬥爭’ 是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所以﹐儘管我對學校中團的活動毫無興趣﹐而表現出某種特立獨行的自由主義傾向﹐但在客觀上並無實質性的反叛行為﹐故雖早被極左的掌權者視為‘非我族類’ ﹐且遭前述的班會‘幫助’ 即批判﹐卻沒有受到進一步的整肅。我仍然可以依然故我地行事。
許多年之後我才明白﹐原來那個‘為人類解放而鬥爭’ 的神聖事業﹐是不接納我這種人的。這有點像魯迅的<阿Q正傳>﹐阿Q是被認為不配參與‘革命’ 的。誠然﹐我可以把保爾或卓婭她們當作英雄﹐但極左的‘革命者’絕不會輕易視我為同志。即使我能夠大義滅親﹐背叛家庭(實際上我並沒做到)﹐充其量也只是被看作‘同路人’ ﹐隨時會被無情整肅或棄之如敝履。前面提到的韋君宜的<思痛錄>﹐便提供了大量例證。
不過﹐當時我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覺悟’ 。我還是會做一些政治傾向與當局毫無二致的事情﹐這裡面並不包含任何獻媚或討好的成份﹐而只是出於我的興趣。‘岑敏覺’
我曾和同好者合作﹐課餘寫作兼畫畫。因為初二語文有一篇課文﹐介紹蘇聯以‘庫克雷尼克塞’ 為筆名的三人漫畫家小組﹐我們便傚法其命名方式﹐自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筆名‘岑敏覺’。
我們的的處女作是一組三樣作品﹕一篇類似小說的故事﹐一篇童話和一幅組字畫。採取集體構思﹐三人分別執筆的合作方式﹐這也是從庫克雷尼克塞那裡學來的。
重頭戲是那篇故事﹐由澤動筆。其梗概是﹕一對青年貧農夫婦在土改中分到了一棟村裡最好的房子。這夫婦倆苦大仇深﹐斗地主時立場堅定﹐十分積極。這回給他們分好房子﹐實際上也包含了獎勵的意味。不料他們卻拒絕接受﹐原因是認為這房子不吉祥﹐曾有人在裡面上吊﹐又曾發生過命案﹐據說老是鬧鬼。於是外來的土改工作隊長親自領著他們﹐到屋子裡現場察看。看著血跡斑斑的陳舊的繩子﹐指著傳說昔日曾發生搏斗的所在﹐他們逐一講述了相關的事件﹐顯出心有餘悸的樣子。工作隊長仔細聽畢﹐為他們分析其中的因果利害﹐強調這是‘階級鬥爭’ 的反映﹐並非神鬼吉凶等因素所致﹐特別指出現在已經斗倒了地主﹐農民翻身了。往日的受害者早已沉冤得雪﹐含笑於九泉﹐再不會鬧鬼了。結尾是﹐這對青年貧農夫婦思想轉變﹐欣然入住那棟房子﹐並且再未聞有任何異樣。當頭一棒
故事應是澤在家鄉時﹐聽過類似傳聞後加工而成。土改積極分子怕鬼並不稀奇﹐至於末尾思想一下通了則未必﹐只是在上頭壓力下﹐被迫接受分給的房子罷了。全篇重點在於那幾宗血案﹐藉以揭露‘地主階級迫害農民’ 。整個調子符合當局的宣傳口徑﹐政治上是‘正確’ 的。
但這篇苦心經營的作品﹐遭到時任班主任的陳瑞美老師的否定。陳老師20來歲﹐從某大學中文系畢業不久﹐思想新潮﹐篤信中共的文藝理論。她把我們三人找去﹐詳細地講述她的讀後感。其態度和藹﹐言辭懇切﹐條分縷析﹐細緻入微。主要論點為﹕主人公夫婦既能勇于鬥爭地主﹐說明階級覺悟高﹐加以清楚每宗血案來龍去脈﹐故絕不可能迷信鬼神﹐視該房子為凶宅﹐而不肯入住。現在這樣寫是自相矛盾。
說起來﹐陳老師的看法固然有點教條主義﹐但還是與人為善的﹐沒有上綱上線地指作品‘歪曲貧農形象’ 。所以我們聽了之後﹐雖然覺得像挨了當頭一棒﹐但大體上還是服氣的。這篇處女作就此宣告‘壽終正寢’ 。巧組字畫
另一篇童話的命運比這更糟。它原定由我撰稿﹐大意就像‘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個廟’ 的路子﹐講某少年歷盡千辛萬苦﹐尋寶以拯救世人的經過。還沒有寫完﹐陳老師就召見了。她的高見令我們意興闌珊﹐知難而退。澤寫的故事總算還有一個內行而認真的成年讀者﹐這童話則基本上是流產了。
不過﹐正如魯迅所說﹐流產說明還有生育能力﹐比不育好(大意如此) 。我們畢竟發出了一篇美術稿﹐那是一幅內容為‘一定要解放台灣’ 的組字畫。它將上述七個方塊字各自變為圖形﹐組合成一個帶槍(槍上了刺刀)的軍人的頭像。
這種組字畫50年代初在大陸很流行﹐用於各種政治宣傳﹐實質是略加變形的標語口號﹐藝術性不高。今天似乎較少見到了﹐但並未絕跡。早些時候宣傳香港的飛龍圖案標誌﹐便是由‘香港’ 兩字變形而成﹐與組字畫相似。
我們將該組字畫向<廣州日報>投稿﹐結果未獲刊用。但該報將稿退了回來﹐並沒有丟進字紙簍了事﹐算是對年輕的作者們的一種尊重。
倒是我們自己﹐把這幅組字畫扔進了字紙簍﹐從而給‘岑敏覺’首次也是最後一次創作劃上了句號。球場‘乞兒’
我的課餘文學創作頭一次雖流產﹐但多少算有那麼一點文藝細胞﹐或稱潛質。可我另一項少年時期的愛好﹐卻真可以說不自量力﹐與本身體力條件完全不相稱﹐那便是足球。以我又瘦又小的個兒﹐站在偌大的足球場上﹐確屬名符其實的‘塞豆窿’(小不點) 。但我對足球依然趨之若騖﹐每天下午體育活動時﹐一定跑到足球場邊﹐觀看高年級的球員練習﹐並把被他們踢出界的球撿回來﹐然後一腳踢還他們。這種做法﹐被稱為球場‘乞兒’(乞丐) 。但那是沒辦法的事﹐因為學校只有一個小型足球場﹐此外別無可以踢球的合適場地﹐因此我毫不在乎那個嘲弄的說法。
由於我來自培正﹐我還有另一個外號﹐叫‘培正龍門’。 這是因為每逢課間休息十分鐘﹐我都會急奔往操場﹐跟別的幾個熱心者練習足球射門。有次輪到我守門﹐眼見飛來一球﹐襲我左手方向空檔。我情急之下﹐飛身撲救﹐‘啪’ 一下倒在門柱邊﹐沒擋住球﹐膝蓋卻摔破了﹐沁出殷紅的血絲﹐不過完全不覺得疼痛。這並不高明也不成功的撲球﹐竟得到同伴的讚賞﹐並贈我上述名號。
當時珠江雖學生不多﹐但足球卻水平頗高﹐曾在廣州市‘國防杯’ 比賽中﹐擊敗培正等名校奪魁。校隊靈魂龍仕君為馬來亞歸僑﹐個子不高但結實靈活﹐他比我高三個年級。少年兒童隊一次活動﹐特地請他給我們講課。他引述了斯大林的話﹕‘應當使紅軍擁有書籍和足球。’以此說明足球運動之重要。過了一個學期﹐他就被抽調到中南紅隊﹐成為該隊的主力隊員。其時的中南區包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和河南五省﹐網羅了一批優秀選手﹐組成中南體育大隊﹐下轄男女籃﹑足﹑排球隊﹑游泳隊等。內足球又分紅﹑白兩隊﹐紅隊為優。
受了這位足球明星的影響﹐我們班幾個足球‘發燒友’ 自發組隊﹐到市區東較場﹑越秀山等處﹐與市二中等校切磋。我因根本不入流﹐沒人邀我加入﹐只有在他們出征歸來後﹐聽其講述戰況的份。
初二學年末﹐我們班集體斥資﹐購買了一個籃球﹑一個足球﹐這可讓我高興極了。班裡同學本來多是申請助學金的﹐何故竟有此‘巨款’呢﹖事緣一位僑生胃潰瘍大出血﹐送往省人民醫院搶救。全班自動捐款﹐幫他繳付部分醫藥費。後來好像是華僑事務委員會決定援手﹐把我們的捐款退回。經討論﹐這筆錢拿來買籃球﹐剩下的買足球。球是從美亞美商店買回來的﹐那是市內著名的體育用品店。此後我就經常拿班裡的足球來玩﹐而不必到學校體育室去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