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有它的大气候，然而当年的上海交大在反右派当中，它的规模之大，划成右派的数量之多，对右派的处分之重以及后来在1960年对在乡下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甚至留在学校未毕业的右派学生统统采取放逐新疆永远卸却包袱的措施等方面，在所有上海高校之中，在那条“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遥遥领先，绝无仅有的。毋庸讳言，它的直接的后果是摧残了一大批人才或者是把他们扼杀在培养人才的摇篮里。在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有的还为此而葬送了性命。
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新近已经闻世，作者以尊重史实为本，在伸张正义和匡正历史等诸方面开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头。这足见改革开放，政治清明，才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审视历史事件。我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今天回顾这1957年沉重的一页，正是希望不该发生于人间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历史教人清醒，历史悲歌催人奋进，叫人珍惜今天和未来，今非昔比，在科教兴国，尊重人才的今天交大校园的年轻一代，他们是多么幸福。 (博讯 boxun.com)
1957年的这一代人即将成为过去，这些被“反面教员”这个蔑称羞辱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们的经历，确实从反面给历史留下了一页教材。今就我们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
（1）共历阳谋 神魂颠倒
1957年的早春，交大校园里风平浪静，校本部的大部分高年级同学正在工厂实习，分部一年级同学多在埋头读书，穷于应付功课，大约到了5月分，党委副书记万钧在分部大饭厅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诚恳地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号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特别说明，只限于师生，“工人不参加”。那段时期，从报纸杂志上看，社会上民主党派，文艺界的大鸣大放很是热烈。在五 六月间，同学们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内容从要求考试缓期开头，大都是比较具体的意见批评和要求，有教学条件上的，后勤管理上的，小到浴室开放时间，伙食卫生差，菜里面吃出苍蝇，最为大胆的一张大字报要算一张漫画配打油诗，画面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澄亮的小轿车里，上半身伸出车窗之外，手托一盘饺子作恭请状，因为这幅漫画鹤立鸡群，艺术上无懈可击非常完美，形象又如此惟妙惟肖，所以才几十年不忘，显然批评造船学院院长胡辛人的官僚主义的，意思是平常不来分部，只是过年来一次。后来知道，这张漫画的作者姓杨的同学为此也打成了右派。
这期间，上面还布置了开鸣放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现在看来，校方号召鸣放，贴大字报和开座谈会，都已是在毛泽东部署了阳谋之后，只不过大家都蒙在鼓里罢了。
紧接着，七月分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斗争是急风暴雨般的，各班停课学习和揭发批判，两个星期下来，被公开批判的却是寥寥无几，分部有一位叫杜锡焕的同学最为有名，揭发他的大字报琳琅满目，并且已经公开点名称呼他是右派分子了，不过，所有针对他的大字报所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后，牢骚怪话多的一个学生，这个人居然对自己被批判和被斗争抱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的结果，却是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带走，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
这个57年夏季的反右派运动在交大，虽然轰轰烈烈，也弄得人心惶惶，但是真正定上右派分子的为数不多，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人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也尽管经过了引导启发，连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也算不得热烈，远不如北京的人民大学，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鸣放活跃和反右派的激烈，远离政治中心信息滞后和本身学生不太过问政治的原因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到了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课，进行“反右派补课”，就在这次只有短短两周时间的“补课”里，一下子把近三百个学生打成了右派，如今回顾，仍然是多么令人震惊。
可以确切的说，交大数百右派当中，没有一个象样的右派，所谓系统的右派言论，没有，对当时最为敏感的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对“肃反扩大化”，“反胡风运动”等的公开质疑，没有，一概没有。为什么交大把划右派的标准定得那么低，划上的数量要那么多，以及全国反右运动进入结尾的时候，交大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右派“补课”，这已经成了历史的谜了。
有一位作家说过“右派分子是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交大大多数学生右派分子来说，这实在是溢美之词，当之有愧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对党和国家的大计方针有什么铮铮忠言，也没有切中时弊的尖锐批评，但他们都确确实实是一群无辜的牺牲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从反面教育了大家，谁能理解得了反右斗争中是怎样地罗织罪名和以言定罪的，他们共同的经历不外是被演绎推定，指鹿为马，分析上纲，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不容申辩，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鸣放中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他们的言论和情绪，有的是会上发言，有的是平时的言谈，都让在这样的一次补课当中被深挖细揭出来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金切专业学生团员范文在班级鸣放会上说到农民生活苦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机制学生施永佑因为“宣扬”资本主义（其胞姐在美国，家中有汽车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应而成为极右分子，有的是本来说过就忘的玩笑话也成了罪名而影响一辈子，“苏联的手表大如葱油饼钢笔象手电筒”成了反苏的右派言论，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有人言“我的头发象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状，留英造船专家王公衡教授以“英国绅士式”的幽默而言“反革命分子害死人，右派分子气死人”（不满运动，讨厌开会）惨遭批判，那位口出狂言“要是鲁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的学生也成了右派。有一张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揭露：某同学在寝室躺在床上，大腿翘二腿，阴阳怪气的说：“成绩是主要的”，被指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笔者正是因为一篇《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的小小稿子（因为对生硬粗暴的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具体事例提出异议）被说成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文中“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一句被分析为“反动口号”，真让人毛骨悚然，当然地成了右派……
交大西迁问题上以各种形式包括会上发表过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的许多师生也都为此而成了右派，本是对政府具体工作有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赶上这场运动而变成了敌人，成了言者有罪者。
在欲加之罪方面值得书上一笔的是“右派小集团”的应运而生，一旦涉嫌“集团”，暗含着有组织，其罪必重，历史上已经很吓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小集团”，“章罗联盟”……，学生当中，几个人关系接近一点，就有“小集团”的危险了，船电专业的何国莹，薛文蓉，赵长根等学生被打成是“朝霞社”右派小集团，原来这个“朝霞社”只是开过的一个玩笑。
几个数字：交大师生右派总数大约是330人，大会公布过学生右派的确切人数是279人，当时上海交大（包括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学生总数是4000人左右，右派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这个数字是毛泽东规定比例1，2，3％的2－3倍，当然，这个所谓比例也是信口开河的。而教师右派是个估计数，约50人（照下乡20人推出留校30人）。
据1958/2/12《交大》校刊所载仅四个系的学生右派总数为226名，其中船制系62名，船动系37名，电力系25名，运起系102名，未包括最大的机制系和电工系等系以及此后又划入的数字，揭发出的“右派小集团”船制系4个，电力系3个。
日历翻到1979年1，2月，经审查，交大三百多右派师生全部改正，无一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