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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迫害观察

2018年11月02日 综合新闻 ⁄ 共 363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刘增云转自对华援助协会:

文革系列:大陆教会文革见证者---内蒙古包头教区边振方神父


10/30/2018

边振方神父跟修女们在文革时常遭批斗的模拟图
(法新社)

边振方神父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小淖尔村,家里几代人都是天主教教友,在边神父会走路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进教堂念经、望弥撒。

边神父十四岁时进入包头市小巴拉盖村的培英中学读书。培英中学是当时绥远地区非常有名的教会学校,学生来自山西、宁夏和内蒙古等各个地区;教师大多是来自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神父。

在边神父十八岁时,考进了位于土右旗二十四顷地的小修院,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学习生涯。之后,又考进了绥远地区(今「呼和浩特」)的神学院。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卅一日,也是边神父三十岁时,在呼和浩特被祝圣为神父,当年即被派往大后山固阳做副本堂,几年后又被调往小巴拉盖做本堂神父。

小巴拉盖是当时绥远地区教友最多的村庄,近万人的村中有百分之六十村民是教友。当时教会在小巴拉盖占地约三十亩,有培英中学(男校)、启秀中学(女校)、修女院和育婴院等。

文革初期被批斗

一九六五年,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批判边振方神父,因为边神父服从教宗的领导。那时候爱国会说教宗是大地主,占了中国很多土地,应该批斗教宗,神职人员也应该批斗教宗,不能服从教宗。

边神父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教会无头不行,不论教宗怎样,他也是教会的头。没有教宗不行,我既承认教宗的领导,也服从教宗的领导。」包头市一位老会长王保禄补充说:「当时内蒙古只有三位神父没有脱离教宗的领导,边神父就是之一。」

王保禄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包头一中的学生戴着红袖箍冲进教堂,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将边振方神父和韩进贞、陈德英两位修女戴上高帽,挂牌子批斗。

白天让神父和修女到地里耕田劳动,晚上进行批斗,轻则让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重则拳打脚踢,逼迫他们交出电台和强制武器及金银财宝。

边神父对王保禄提及的这段历史,表示了肯定,说:「我们哪儿有什么电台和强制武器跟金银财宝啊,他们抄了很多次都没有抄到。但我们不交代,就进行无休止的批斗,白天给你脖子上套个绳子来着去游街,路上见到人,那个人就必须以唾骂和踢打我们的形式来表示跟我们划清界限,否则也会被批斗。那时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现在的人是无法想像的。」

在一次批斗时,一个老汉真的拿棍子打边神父,其中一棍子就打在了边神父的腰上,痛得神父只能趴着走。也正是这次被打,导致神父腰部受损。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五日,造反派宣布消灭小巴拉盖反革命的「大本营」,拆毁了于一八八九年建造的哥特式教堂。

造反派将教堂钟楼上的大铜钟吊下来,让边振方神父背到五百米外的铁匠炉销毁。那座铜钟是国外用响铜制造的,重约二百斤,对于腰部受损的边神父来说,背起那座铜钟简直是最大的肉体折磨。

边神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那个时候,我就把那座铜钟当作了十字架,效法耶稣被鞭打后背十字架上加尔瓦略山受死,与耶稣一起受苦。」神父一边忍受着肉体上的折磨,还要面对围观人们的辱骂和羞辱。

一九四九年在小巴拉盖村出生的乔根柱教友从十岁开始就跟边神父辅祭,一直到文革而停止。

他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开始,边神父就被软禁了,翌年包头市一中的造反派到小巴拉盖,边神父受到了毒打。造反派用绳子套住边神父的脖子,脖子上还用细铁丝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头上还带着大纸帽,上面也写着同样的字词。

他又说,逼迫边神父跪在砖头上,砖头是立着放的,并且跪着的时候不能弯腰,只要一动就揪起来毒打一顿。每天都一样重复着进行,白天晚上不停歇,轮着批斗,当时和边神父一起被批斗的还有韩进贞、陈德英两位修女。

造反派让边神父背弃信仰,但边神父始终说自己信天主。造反派就让边神父骂街,边神父不骂,他们就毒打神父,神父被打得蜷缩成一团,如同小孩子一样,打昏过去就给扔到关押着他的小屋子里。

那时,造反派还把外国到内蒙传教去世的神父坟墓挖开,因为墓里有很多水,就让神父下去用手捞外国神父的骨头。当时墓里面的水都是泥水,浑浊不堪,造反派把边神父推下去,逼迫神父用手在水里捞外国神父的残骸,边神父一边捞,一边为这些去世的神父们祈祷。

八年的牢狱之灾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造反派说边振方神父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判决书,更没有说关押期限,就把他送到了包头东河区衙门口二号监狱。以至于边振方神父被关押很长时间,连监狱里的干部都不知道边神父究竟是因为什么被关押的,仅仅知道他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父。

边神父所在的监狱号子里,二、三十人挤在十五平米的地方,吃喝拉撒睡都在那个号子里。监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新进去的犯人都要睡在靠马桶的位置,其实就是紧挨着,边神父也是如此,但从边神父进去之后,就一直在马桶边上,从来没有更换过。

边神父坦然地说:「我不想让别人和我一样遭罪,所以我宁肯自己受点罪。自己受点苦没什么,我可以把这点苦献给天主。不过在监狱里总要好过在外面被批斗,至少在监狱里不要被批斗,吃不饱但也饿不死。」

后来,负责边神父案子的地审判长也被批斗了,也就造成了边神父的案子彻底成了无头案,再也没有人过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出去。

在号子里,不允许交谈,也没有任何娱乐,每人只是发一本《毛主席语录》,犯人枯燥的都要发疯了。唯有边神父淡然的面对着在监狱里的时光,他每天除了念经,就是进行自我反省,还会将以前在修院时学过的知识再次进行默想。边神父还在监狱中写了一首名为《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中的信仰》的歌曲。

虽然被关在监狱里,但边振方神父也没有忘记牧灵的工作。有一天,一个带着手铐脚镣的重刑犯被带到了边神父的号子里,管教让边神父看着,不要让犯人自杀,因为不久后这个重刑犯要被枪毙。

边神父认识这个重刑犯,是小巴拉盖村的冷淡教友,叫曹明,不知为何杀了老婆被判死刑。边神父就每天细心照顾曹明,把自己的馒头让给曹明吃,晚上把自己的被子给曹明盖,曹明大小便时神父给他解裤带、系裤带,给他擦屁股。

为了能够拯救曹明的灵魂,边神父让曹明睡在自己的身边,悄悄给他讲教会道理,启发曹明悔恨自己的罪过。因着神父悉心照料曹明四十多天,最终感动了曹明,也感动了号子里的其他犯人,曹明悔改了,神父给他赦了罪。神父回忆说,曹明被枪毙那天,是带着微笑走的,临走时,还扭头看了神父一眼,说了声「再见」。

后来还有一个小巴拉盖的冷淡教友王四根因杀人被关进了监狱,但不是和边神父在一个号子里。边神父就利用放风,或者倒马桶的间隙,路过王四根的号子,就稍微站住一下,跟王四根小声说句话,告诉王四根悔改。

在神父第三次探望王四根的时候,王四根对神父点了点头,确认了自己悔改。神父就在第四次路过时,跟王四根说:「你发痛悔,我给你赦罪。」王四根点头确认后,边神父举起右手,给王四根赦了罪。

边神父在监狱中,陆续为几位同是因着各种原因而被关押的教友服务,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文革后期偷偷牧灵

在文革后期,因为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太多,并且很多都是没有定罪的,就把这部分没有判刑的人交回原单位,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继续交代问题。

边振方神父也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又被不明不白的从监狱里放了出来,送到东河区他三兄弟家里看管,两、三天后,五兄弟边虎才把神父接到了小巴拉盖村。因教堂房屋被没收占用,边神父没有了住处,就和他二姨住在了一个十来平米的小屋子里。

因边神父的缝纫手艺特别好,村大队就让神父带领村民成立缝纫组,以此来挣工分糊口。边神父又将在地里从事体力劳动的韩进贞、陈德英两位老修女带到了缝纫组,减轻老修女的劳动强度。

虽然已经被释放出来,但边神父依然没有人身自由,要继续受村大队的监管,每外出十五分钟都要请假,并且要定期向革委会汇报思想。但边神父没有忘记自己的牧灵使命,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接触教友,对一些想告解,或者终傅的教友,乃至想婚配的教友,边神父都偷偷的满足他们的要求。

王保禄老会长补充说:「随着边神父的不断努力,慢慢将教友们又聚拢起来,虽然不能做弥撒,但在短短的见面时间里,神父尽量给大家讲解教会道理,并祝福教友们,使得教友们内心充满了圣神的喜乐。」

对此,边神父只是轻描淡写的给予回应:「我出来,我自由了,教会还不自由呢,不让传教,我就悄悄地传。」

一直跟随边神父,伺候边神父的卢明声教友还讲述了一件关于边神父被释放后的事情,他说:「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当局没有任何说明就将边神父从监狱里放出来,到小巴拉盖村进行监督劳动。一开始,边神父就在小巴拉盖村第十生产队拉石头,队长说让他跟着胶皮车去拉石头,边神父就在车后面跟着,连跑带颠的,累得满头大汗,别人问他怎么不坐车,他说队长让他跟着,没让他坐。」卢教友说边神父就是这样实诚,不会拐弯抹角。

文革后,曾经打过神父和修女的教友陆续都去世了,边神父却始终不提教友在文革时打他的事情,别人问了,他只轻声说:「都不记得了。」

撰文:浪淘沙,中国大陆一名教友。

来源:天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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