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吕洪来 独立博客
1998年6月25日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当时刚刚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党政军领导大权的，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一时乱了方寸，他们既担心公开镇压国内的组党运动，严重损伤自己的国际形象；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给刚刚筹组的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生存的空间。因此，中共最高当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举棋不定。各地方当局由于没有最高当局的明确决策，在处理这类敏感政治问题上，也不敢冒然行事，纷纷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对于地方上的组党要求和申请，既不敢冒然接受，也不敢擅自进行镇压。
正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政治局面，使得全国筹组民主党的运动得以在国内持续数月之久。一些缺乏政治阅历朋友，开始盲目乐观，以为中共有可能开放党禁。特别是浙江首举组党义旗的王有才被捕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呼吁下被释放，更坚定了这些朋友的上述信念，结果一时间全国各地成立了几十个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筹委会。
客观的讲，当时做为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的徐文立先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常以当年胡石根先生组党失败的教训告诫身边的朋友，强调目前国内公开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要继续坚持”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在行动上要坚持”进两步、退一步”。并且一再申明自己不会公开进行组党。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
应当说明的是1998年中共对中国大陆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的镇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共当局顽固坚持其一党专制的统治的政治立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给了中共统治者镇压全国组党运动的借口，是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下决心做出全面镇压决策的重要原因，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10多年来，关心当年组党运动的朋友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当年一直坚称组党条件不成熟，一直公开倡导要”广交友、缓结社”公开声明自己不会公开组党的徐文立先生，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下子跑到全国组党朋友的最前面，匆匆忙忙的成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亲自担任主席？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徐文立先生在明知组党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冒然的进行实质性组党？？？作出了这么一个事关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前途、事关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成败、事关国内各地参加组党运动朋友安危的政治决策！
我是当年组党运动的亲历者，曾经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而努力工作。但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后，我公开宣布退出组党运动，不担任党部副主席。因为我认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破坏了全国的组党运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必将葬送掉全国民运朋友的组党努力！
10年来我一直在探寻这个政治决策背后隐藏着的真相。哪怕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候，仍然在为此而苦苦的思索！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一定要还原全国组党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还原历史真相；一定要给给近50 位为了组党运动而入狱的朋友们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不能让他们近250年的刑期做的稀里糊涂；一定要探寻出造成今日中国民主党混乱局面的真正原因，寻找解脱今日中国民主党困局的方法；一定要认真的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朋友们今后再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
2008年5月9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当年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当事人，党部副主席，高洪明先生。为了那次实质性的建党，高洪明先生入狱8年，8年的牢狱生活，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是，8年的牢狱没有改变他的信念，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的坚强，那样的执着！
我和高洪明先生当时虽然同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副主席，但是我们之间实际上只是有一面之缘，这次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我们就当年的建党过程、对成立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看法，及进行实质性组党的后果及影响，比较深入的交换了认识和看法。
高洪明先生是一个很事实求是的人，对于当年参与组党的整个过程谈的很客观，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很公正、很朴实，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我也当面评价高洪明先生：我说：他不是一个帅才，但是一个很好的将才，是中国民主事业的一员战将。
高洪明先生很感慨，他说：如果当年徐文立先生能够发挥好我们的作用就好了！我无法探究高洪明先生内心深处对当年组党运动的感想。
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基本上还原了1998年11月9日在徐文立先生家中，酝酿和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这一政治事件的真实情景，揭开了那个一直困扰着许多朋友的政治谜团！
将时间定格在1998年11月9日
1998年11月9日，地点北京白广路二条四号徐文立先生的家中，当时在场的有：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刘世尊、张辉（当时的徐文立办公室主任）王志新、沙浴光、共七人。徐文立先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文件，发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手中，并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
然后，徐文立要求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及负责人选，表明自己的态度、正式签名。当时与会的朋友都表态赞同徐文立先生的组党意见，并都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徐文立当即就向海外媒体正式发布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正式成立的消息。消息发布后徐文立才让与会的人员离开他家。11月9日北京已经进入秋末冬初时节，天气已经有些寒意，高洪明先生回忆说，对于进行实质性的组党，与会的一些朋友事先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时在场的张辉，由于高度紧张，脑门都析出了汗水。
这就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经过的大致情况。
10年后的今天，就当年组党问题，我坦率的向高洪明先生提出了几个长期压抑在心头问题：
（以下是我同高洪明先生在2008年5月9日谈话的要点，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谈话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我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叙述，由于条件的局限和出于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谈话没有录音、也没有记录，是根据回忆整理出来的，此文已经高洪明先生确认，并根据高洪明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改和补充。）
吕洪来：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换看法，我很冒昧的问一下：洪明先生当时做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副主席，当初你们在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时候，你想到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事先想过党成立后的生存问题吗？想到过进行实质性组党对全国组党运动将造成的危害吗？想到过这样做事实上是在分裂全国的组党运动吗？
高洪明先生回答的非常的坦率：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么多，也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新人，看到全国各地都在组党，就和查建国劝徐文立带领大家组党，你提出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处于我当时的情况也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吕洪来：洪明你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依你当时的情况，你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也能够理解，我很欣赏你的坦诚和直率。但是当时徐文立先生不考虑这些问题是不能原谅的，因为它是当时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核心、是掌握方向盘的，他不能这样轻率！这样不负责任！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事关全局，事关全国组党运动的成败！
吕洪来：我当时一直告诫徐文立先生组党的条件还不成熟，希望徐文立先生不要公开参与组党活动，我曾跟徐文立先生讲：他不公开参加组党就是对全国组党运动最有力的支持。徐文立先生也一再公开表明：自己不会公开参与国内的组党运动。我1998年11月7日离开北京的时候，徐文立先生还向我说不会参加公开组党活动，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你们就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还设立主席、副主席。你是副主席，是主要的参与者，你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短短的两天中，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吗？
高洪明：我实事求是的讲，看到全国各地纷纷组党，我和查建国一直都在劝说徐文立出来带领大家组党，徐文立一直都不同意，说组党的条件不成熟。徐文立突然提出组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徐文立先生自己在北京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组，他自己做筹备组的召集人，让我们做筹备组的工作人员，这个建议遭到了浙江王有才等朋友的反对，徐文立是在自己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想法无法实现后，才决定公开进行组党的，并且说：要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所以才决定进行组党，直接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
吕洪来：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组党的正面意义，我也认为当时在国内徐文立先生是中国民主党领袖的最好人选，但是我说过，我今天不是来谈正面的问题，而是谈分歧、谈问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徐文立先生自己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自己做召集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组党朋友一致授权，是不是擅自的违反民主程序和原则的行为？目的是不是为了争当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党的领袖？在遭到浙江的朋友们反对后，突然进行实质性的组党，是不是为了使自己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成为党的事实上的领袖？
高洪明：今天看来不能排除这种情况。
吕洪来：进行实质性组党的危害，我当时就清醒的认识到了，并公开声明不赞成进行实质性建党，不当副主席，这你都清楚，但是我当时人微言轻，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徐文立先生说我是背叛者，不知道你今天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高洪明：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反对组党，而是不赞成那种做法，不赞成用那样的方式组党。但是当时组党是大潮，你个人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只能被大潮所淹没。徐文立先生说你是背叛者，是因为当时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你是代表着天津，你公开退出组党，京津地区委员会就有名无实了，当时徐文立先生非常生气。
吕洪来：实质性的组党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最终造成全国各地有50 来位组党骨干被捕，许多朋友都被判了10年以上的重刑。不仅使得全国组党运动流产，也葬送掉了1998年中国民运的小阳春，使秦永敏坚持了300多期的《人权观察》也付之东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我们当时能够和当局妥协一些，甚至说暂时搁置组党，大家集中在言论出版上努力一下，有没有将《人权观察》坚持下来的可能？
高洪明：是啊！中共抓的都是我们各地组党的骨干，一些朋友出狱后，都很低调，现在民主党的活动在国内有名无实，除浙江外，各地几乎限于停顿。秦永敏是一个干将，被判了12年至今仍在狱中服刑，损失了《人权观察》，确实很可惜！
吕洪来：组党运动已经过去10年了，你当初想到过10年后的今天，国内的民主党会落得这样一种局面？想到过海外会出现六个中国民主党的分裂局面吗？
高洪明：我出来虽然还打着民主党的旗号，但是根本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没有办法深入社会和民众中去，甚至是接近民众的一个障碍，不是出于必要，我基本不用民主党的名义活动。8年大牢，确立了我的民主党身份，我不会放弃，但是现在确实又没有活动的空间，确实很矛盾。也许民主党今天这样一种局面，是一个应该经历的过程。
吕洪来：你有没有想过，正是由于当初进行实质性的组党，分裂了国内的组党运动，造成了中国民主党的分裂？如果国内组党运动不分裂，海外一些民运组织或者个人还能够另行打出民主党的旗号吗？换句话说：你不认为是当初进行实质性组党，才是导致中国民主党今天混乱局面的真正根源吗？
高洪明：这个问题我不这样认为，谁都有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权利，我相信中国民主党最终将会实现统一，当然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统一。
吕洪来：我这个人说话很坦率，说话直一些你不介意吧？
高洪明：不介意，只要说的有道理，我都会认真听取。我这个人出来，就是一心为了事业，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只要是对的，我都会接受。
吕洪来：洪明先生的坦诚，很令我敬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徐文立先生被捕后，你和查建国、何德普等朋友成立了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表现出了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执着和忠诚，非常令人敬佩！特别是何德普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说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肯定成绩，而是为了来谈分歧和不同观点的，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应当说并不是由全国各地组党朋友共同成立的。而是由几个地区的一部分朋友组织成立的，成立这样的一个联合党部，你不认为是在事实上分裂中国民主党？你不认为这样做这是在继续徐文立的分裂错误？不知道你现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高洪明：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确实不是一个由全国组党朋友共同成立的组织，是由五省市的朋友发起成立的，我们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组党运动坚持下去，至于你提到的这些问题，我当时没有考虑。
吕洪来：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成立后，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特别是你当时涉足民运时间不长，也没什么重要经历，一下子处于那样一种被各方关注的地位，有没有一种荣誉感或者说精神上的满足？
高洪明：说句实话，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成立后，各地的朋友和海外的朋友、组织纷纷来联系合作事宜，境外的媒体采访应接不暇，每天都要在海外媒体上曝光，确实感觉到风光了一把，一下子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要说一点没有飘飘然是不真实的，说句实话就是为了当时的那种感觉，做这几年牢也值得了！
吕洪来：非常钦佩洪明先生的坦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在你的身上感觉到了你的人格，特别是对自己的真实思想不加掩饰，敢作敢当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中国的民主事业能有你这样的朋友，一定会在世人面前树立起自己的人格力量！
一个令朋友们匪夷所思的谜底
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我现在就下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有些残酷和武断？但是，如果当年的事实不是这个样子，那就会更加荒唐！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当时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头脑非常清晰，他明白的知道当时国内组党的条件不成熟、知道正式建党的直接后果、知道进行实质性的建党所要付出的代价、徐文立先生心中非常明白：盲目的冲击中共的党禁是徒劳无益的！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知道国内民主力量的实际能力。
如果，今天徐文立先生敢于声明自己当时头脑不清晰、不知道实质性建党的政治后果，不知道进行实质性建党将付出的代价、不了解国内民主力量的真实状况，那末我们只能认为徐文立先生是一个政治白痴！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不配做一个政治领袖！
因此，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徐文立先生当时是在明知故做、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对于这一点，徐文立先生自己说的非常坦诚，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的统治之下，中国民主党人不想付出血的代价，休想在中国大陆争得到党禁的突破。要得到必然会有付出。天下没有不付出就得到的好事情。不付出就想得到，那是痴心妄想。
那么为什么徐文立先生当时会拿这么弱小的民主力量、拿国内组党运动的成败，拿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去同强大的专制独裁势力进行政治赌博呢？如果说：徐文立先生是在故意葬送中国的民主事业、葬送全国朋友的组党努力；那确实是冤枉了徐文立先生！事实上徐文立先生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同国内组党的朋友们争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地位！
否则徐文立先生不可能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突然的转变立场，食言而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不可能不惜打破全国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政治格局，不惜拿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进行政治赌博，冒险进行实质性的建党，在全国组党朋友中首当其冲的担任党部的主席！
事实上一向以成熟、稳健著称的徐文立先生、一向头脑清晰、行事谨慎的徐文立先生、一向积极倡导”广交友、缓结社”的徐文立先生、一直认为国内组党条件不成熟的徐文立先生、仅仅在浙江朋友不同意其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天之后，就一反常态180度大转弯，一下子要走到组党行动的最前列，这本身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我想，到此徐文立先生应当无法再继续的否认和掩饰了，如果徐文立先生还一定硬要继续的否定和掩饰的话，那只能在全国的民运朋友面前进一步的证明自己的虚伪和狡辩！因为，事实上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徐文立先生所无法回答的：即如果1998年11月7日浙江的王有才等朋友不反对徐文立先生出面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反对徐文立先生做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召集人，你徐文立先生还会在1998年11月9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吗？还会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不公开组党的立场和原则吗？！还会放弃自己一贯创导的”广交友、缓结社”的方针吗？还会在全国组党朋友中首当其冲的担任党部的主席吗？！
谜底揭开了、中国民主党的团结统一还会遥远吗？
一心要争做中国民主党真正的创始人和领袖，将来流芳青史，对于一个政治家无可厚非！我一直认为：当时在国内，徐文立先生应当是最为适合的人选。按徐文立先生当时在国内的资历和政治能力、当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按照徐文立先生在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徐文立先生出面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中国民主党的领袖，应当是最为适合的人选。
同时，我也坚持认为：党的领袖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来确立，筹备党的一大应当得到各地组党朋友的授权。我知道徐文立先生筹备中国民主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计划，徐文立先生跟我谈过有关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一大的问题，我说这个事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记得当时徐文立先生说：不是现在开，是筹备，筹备期是两年。
当时浙江的朋友不同意由徐文立先生来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协商或者政治运作来达到共识、取得一致。
仅仅就是因为浙江朋友们的一个不同意见，当时做为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的徐文立先生，竟然做出了一个令全国组党朋友惊讶、令中共当局大感意外的正式建党的决定！一个让朋友们大跌眼镜的决定！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所应当应有的心胸！这就是一个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政治把握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决定让我这个一直视徐文立先生为领袖、而引以为自豪的人，都感到汗颜！难道这就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所应具备的智商吗！
事实上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不仅葬送掉了国内的组党事业，而且在组织上分裂了国内的筹组中国民主党运动，后来国内一部分朋友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使得中国民主党的分裂事实化，是今天海外中国民主党分裂局面的重要起因，可以说：如果没有1998年国内组党运动的分裂、没有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产生、没有后来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联合党部，是不会出现今天海外六个民主党分立的局面！
一个困扰了全国民运朋友多年的政治谜党团，一个令当年全国组党朋友困惑的问题，今天当我们终于能够还原出它的谜底的时候，答案竟然是如此的简单！
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源于1998年11月7日浙江的王有才等朋友，不同意由徐文立先生来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同意徐文立担任筹备组的召集人！
而徐文立先生在两天后匆忙做出进行实质性建党这样一个关系到全国组党运动成败、关系到中国民主运动前途的重大政治政治决定、不惜最终葬送掉1998年国内组党运动、造成全国近50 名各地组党骨干深陷牢狱、总刑期达到近250年、葬送掉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所有的这一切竟然就是为了——在事实上确立徐文立先生自己做为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的历史地位；确立自己做为党的领袖的政治地位！！！
虽然这个谜底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坚信这个谜底是真实的。因为这个谜底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符合逻辑、具有关联性。就是说，不管徐文立先生如何的否认和辩解，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既定的政治事实!
这就是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宣布正式组党、正式宣布担任党部主席的真相和谜底！
至于徐文立先生到了海外以后，匆忙的成立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其真正的目的和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叙。
最后，我只想在此问一下徐文立先生：你今天对于当年为了自己成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而突然宣布成立中国京津地区党部一事有什么感想？你认为10年后的今天自己真的成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了吗？你是否认为自己应当为今天中国民主党的分裂局面负责？
成稿於：2008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