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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右斗争观察:毛泽东是“反右派”运动的罪魁祸首

2018年07月25日 综合新闻 ⁄ 共 378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右派们手里还有一张牌。他们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扮出一副虔诚的哭丧脸说:“我们不是反共的呀,我们只是意见尖锐一些,但我们是为党好的呀,我们可以把心掏出来给党看的呀!就是真有些反共的右派,也很少呀,怎能打我们几十万右派呀!”

    这倒是。反右打击面太大,错案太多。但已经证明,不是毛的事,那是刘邓们干的。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无数倍的。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的论断也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整风——反右派运动,乃滔天罪恶,已经非常明确。本文谈的是: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第一个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没有?

    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罪恶的毛共核心领导集团成员,每个人都有责任,谁都不可能出自污泥而不染。

    刘邓相比,邓小平在反右问题上责任重大,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但是,像王希哲所言,应由刘邓承担主要责任,则是胡扯八道。说什么“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注:文理不通)无数倍的。”,都是胡扯八道!即使罪恶极大的“89.64”,比起毛恶魔“7.20”镇压“百万雄师”,比起毛恶魔发动的镇反运动,都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个问题,从制度上看,毛泽东与刘邓谁应负主要责任?

    众所周知,共产党实行的是极权制度:一把手天马行空,一手遮天。

    邓小平虽然时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但充其量不过是前线总指挥而已,身后还有个总司令,即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邓与毛是掌柜与老板的关系,经理与董事长的关系。

    王希哲这厮,竟然要助手承担主要责任,岂有此理?

    第三个问题,中共领导层鼓动狠狠打右派,谁最积极活跃?

    1957年6月14日与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接连撰写两篇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痛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公然放言:“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如上所述,1957年7月8日在上海、7月18日在青岛、10月7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连续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是围剿······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动!······现在是暴雨天!”“历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以后采取剥笋政策······象张轸那样的家伙,就要狠狠地整!······今后反右派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二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死刑不要轻易废掉。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四处奔波,煽风点火,污言秽语,满嘴喷粪,怒气冲冲,杀气腾腾,中共中央哪一个大员比得上魔头?——谁比他更疯狂?

    第四个问题,看看毛泽东的“主观估计”,哪一个人比毛的思想更偏颇?

    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植根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张清扬先生《赔偿“错划右派”的经济损失,此其时也!》(2008/12/15)指出:
    在1957年借“整风”一变而为“反右”有什么理论根据吗?有,那就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估计。
    第一个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3月12日,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9页)对于毛的这个估计和武断结论,薄一波评论道:“把知识分子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象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理论和历史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脑力劳动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09页)
    第二个估计,认为中国有6千万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在1957年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2页)
     对于毛泽东的事前估计,薄一波认为:“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19—620页)

     薄一波批评毛泽东的估计“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言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1—622页)

    根据魔头上述估计,反右运动能不扩大化吗?——“扩大化”该由谁负主要责任?

    第五个问题,反右运动是谁发动的?

    如前所述,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煽动大鸣大放。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对待民主人士,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538页)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特意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进一步指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为《人民日报》撰写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正式下达了震惊世界的反右派令!

    非常清楚: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只有一个人:毛大魔头!——而且,早有预谋!

    毛泽东多次说,只有极少数人猖狂向党进攻。那么,为什么要发动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只要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势必把法制抛到九霄云外,势必伤害大量无辜,势必“扩大化”!

    “老常头”先生《1957:离《国家赔偿法》还有多远》(新浪2010-08-09 )指出:

    既然反右不以法律为准绳,不经过法律审判,唯一的方法是以言定罪,而当年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大多数系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甚至于以对当错,是非颠倒。少数批评执政党领导及其基层下属的言论或许有偏激片面之处,但也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内,应当实行言者无罪,竟也被定罪。某些当时认为错误的言论,经过历史检验,其实是不被多数人理解的超前思想或当局难以容纳的逆耳忠言。上述种种现象和做派在延安整风中早现端倪并造成严重恶果,但它的教训在建国后的成功喜悦中被忘得一干二净,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的巨大破坏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深远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如此重大罪责,毛泽东能一推六二五,让刘邓承担吗?——岂有此理!

    第六个问题,划分右派的政治标准,是谁制定的?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如前所述,根据明确规定的这六条标准,只要对共产党所作所为稍有不满,哪怕对中共的基层单位,哪怕对中共个别干部甚至哪怕对非干部的积极分子有点意见,或者他们看着不顺眼,都要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

    有了这六条划右派标准,反右派运动必然扩大化!——如果不扩大,岂不奇了大怪?

    而这六条划右派标准,是毛泽东制定的!收到了毛泽东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之中!

    如此重大罪责,毛泽东能一推六二五,让刘邓承担吗?——岂有此理!

    毫无疑问,反右派运动这一滔天罪恶,毛泽东是罪魁祸首!——推不掉!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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