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右派们手里还有一张牌。他们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扮出一副虔诚的哭丧脸说：“我们不是反共的呀，我们只是意见尖锐一些，但我们是为党好的呀，我们可以把心掏出来给党看的呀！就是真有些反共的右派，也很少呀，怎能打我们几十万右派呀！”
这倒是。反右打击面太大，错案太多。但已经证明，不是毛的事，那是刘邓们干的。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无数倍的。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的论断也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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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反右派运动，乃滔天罪恶，已经非常明确。本文谈的是：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第一个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没有？
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罪恶的毛共核心领导集团成员，每个人都有责任，谁都不可能出自污泥而不染。
刘邓相比，邓小平在反右问题上责任重大，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但是，像王希哲所言，应由刘邓承担主要责任，则是胡扯八道。说什么“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注：文理不通）无数倍的。”，都是胡扯八道！即使罪恶极大的“89.64”，比起毛恶魔“7.20”镇压“百万雄师”，比起毛恶魔发动的镇反运动，都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个问题，从制度上看，毛泽东与刘邓谁应负主要责任？
众所周知，共产党实行的是极权制度：一把手天马行空，一手遮天。
邓小平虽然时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但充其量不过是前线总指挥而已，身后还有个总司令，即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邓与毛是掌柜与老板的关系，经理与董事长的关系。
王希哲这厮，竟然要助手承担主要责任，岂有此理？
第三个问题，中共领导层鼓动狠狠打右派，谁最积极活跃？
1957年6月14日与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接连撰写两篇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痛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公然放言：“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如上所述，1957年7月8日在上海、7月18日在青岛、10月7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连续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是围剿······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动！······现在是暴雨天！”“历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以后采取剥笋政策······象张轸那样的家伙，就要狠狠地整！······今后反右派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二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死刑不要轻易废掉。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四处奔波，煽风点火，污言秽语，满嘴喷粪，怒气冲冲，杀气腾腾，中共中央哪一个大员比得上魔头？——谁比他更疯狂？
第四个问题，看看毛泽东的“主观估计”，哪一个人比毛的思想更偏颇？
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植根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张清扬先生《赔偿“错划右派”的经济损失，此其时也！》（2008/12/15）指出：
在1957年借“整风”一变而为“反右”有什么理论根据吗？有，那就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估计。
第一个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3月12日，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9页）对于毛的这个估计和武断结论，薄一波评论道：“把知识分子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象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理论和历史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脑力劳动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09页）
第二个估计，认为中国有6千万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在1957年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2页）
对于毛泽东的事前估计，薄一波认为：“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19—620页）
薄一波批评毛泽东的估计“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言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1—622页）
根据魔头上述估计，反右运动能不扩大化吗？——“扩大化”该由谁负主要责任？
第五个问题，反右运动是谁发动的？
如前所述，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煽动大鸣大放。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对待民主人士，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538页）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特意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进一步指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为《人民日报》撰写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正式下达了震惊世界的反右派令！
非常清楚：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只有一个人：毛大魔头！——而且，早有预谋！
毛泽东多次说，只有极少数人猖狂向党进攻。那么，为什么要发动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只要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势必把法制抛到九霄云外，势必伤害大量无辜，势必“扩大化”！
“老常头”先生《1957：离《国家赔偿法》还有多远》(新浪2010-08-09 )指出：
既然反右不以法律为准绳，不经过法律审判，唯一的方法是以言定罪，而当年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大多数系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甚至于以对当错，是非颠倒。少数批评执政党领导及其基层下属的言论或许有偏激片面之处，但也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内，应当实行言者无罪，竟也被定罪。某些当时认为错误的言论，经过历史检验，其实是不被多数人理解的超前思想或当局难以容纳的逆耳忠言。上述种种现象和做派在延安整风中早现端倪并造成严重恶果，但它的教训在建国后的成功喜悦中被忘得一干二净，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的巨大破坏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深远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如此重大罪责，毛泽东能一推六二五，让刘邓承担吗？——岂有此理！
第六个问题，划分右派的政治标准，是谁制定的？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如前所述，根据明确规定的这六条标准，只要对共产党所作所为稍有不满，哪怕对中共的基层单位，哪怕对中共个别干部甚至哪怕对非干部的积极分子有点意见，或者他们看着不顺眼，都要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
有了这六条划右派标准，反右派运动必然扩大化！——如果不扩大，岂不奇了大怪？
而这六条划右派标准，是毛泽东制定的！收到了毛泽东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之中！
如此重大罪责，毛泽东能一推六二五，让刘邓承担吗？——岂有此理！
毫无疑问，反右派运动这一滔天罪恶，毛泽东是罪魁祸首！——推不掉！赖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