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表现越发得自信，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对资本主义残酷的现实表现不满。从五月开始，卡车司机、送餐工人和吊车司机举行了三起高曝光率的全国范围的罢工行动。这些罢工的规模，虽然跟整个工人阶级相比较还算是小的，但是工人在多个重点城市联合组织的能力展示了阶级的一层正被推向更深的抗争。
卡车司机、送餐工人和吊车司机
据《中国劳动通讯》报道，自从6月8日星期五，在山东、重庆、安徽、贵州、江西、上海、湖北、河南和浙江十几个不同的地点，卡车司机组织了抗议大车队，在车身挂上横幅标语抗议油价和通行税上升以及工资延迟发放。他们也在抗议用来找顾客的“运满满”网络平台：这是因为网站加了新限制来阻止消费者直接和司机联系，也加了比较价格的功能，迫使司机必须互相打价格战。
这次全国运动是紧跟着匿名发表的号召“三千万卡车司机”罢工的呼吁书。目前这场行动的协调看似是透过网路上既有的“卡友“社群来串联的。在中共政权完全控制社群网路的情况下，这起行动得以在多个城市同时发动，表现了客车司机们的机灵和效率。目前中国境内还没有任何合法媒体报道此事，所有在线讨论也全被封杀，很可能是因为部分罢工司机对中共表现了相当激进敌对的态度。有一群司机自称为“瓦岗寨联盟”，将自己比拟为挺身反抗隋炀帝暴政的义勇军。更有一个视频显示一群卡车司机高喊着“打倒共产党！”
在卡车司机动员之前，我们也目睹了送餐工人们在五月初在山东、浙江、重庆、上海、广东、吉林、湖南、广西、和山西所发起的罢工。这些工人们仰赖美团科技公司来得到订单，就如同西方的送餐工人必须仰赖Grubhub或Seamless等App来给他们工作。尽管美团公司现在值四百亿美金，他们旗下的送餐工人则在极度压力和严峻工作环境下劳动，接受越发越少的工资，并被迫自己为汽油、电话费和机车修复等支出买单。
当我们比较卡车司机和送餐工人的状况时，我们马上能看出一个重要的趋势。“零工经济” App和服务的扩张将大量的工作岗位转变成独立承包的位子，逼迫工人们互相之间为了争夺订单和收入而竞争，而像美团或是共乘服务滴滴这样的企业赚尽暴利。习近平声称中国是个由工农联盟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事实上中国的资本主义系统正在把更多工人们推向更窘迫的状况，这个现象其实西方的工人阶级看了也不会陌生。
在送餐工人发动罢工不久前，在广西、江苏、河南和福建等地的建筑吊钩塔司机也在五一劳动节发动全国罢工。除了为自己争取薪资提高、增强安全设施、和八小时工时，这些吊钩塔司机们也为他们在工地的其他工人们同样争取这些改善。这场罢工行动的声势也迫使官方媒体《环球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承认这场罢工运动的存在和罢工工人们的诉求。
中国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
上述接二连三的各起跨省县市罢工行动也凸显了中国工运内的一个重要新趋势。自从中共执导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来，全国也目睹了激烈却局部性的斗争行动，如2011年的乌坎村起义，或是2016年的双鸭山矿工抗争。在此期间在各地也有在个别工厂内或是在城镇内发动的罢工。
罢工应该要扩散到全国各地的策略看来越来越受支持 / 图：联合新闻网
中国工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在2016六、七月在全国各地沃尔玛超市工人为了反对资方试图推行的综合工时制而组织的罢工。虽然运动最后工人们在面对内部问题和中共协同沃尔玛资方的压力下无法维持他们的组织活动，但是罢工应该要扩散到全国各地的策略在此后看来越来越受支持。
最近三起罢工得以在广大的地理距离之间成功发动，很可能显示工人们发现了如何能够透过互联网组织行动而不被政府察觉。
中共感受到社会基层压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中国工人战斗意志的增长是毫不意外的。资本主义本身的自然趋势最终扩大无产阶级的数量，并创造了迫使工人们对抗整个社会系统的诱因。就连在政府监控科技尖端的中国，阶级斗争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持有斯大林主义传统的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也了解阶级斗争将迟早到来。他们大张旗鼓地镇压异议人士，快速开发监控科技，以及习近平透过在全国政府各阶层设立的监察委员会来将权力集中并防止个别官员利用大众压力反对中央，都是政府为了增强日后自身能够对抗群众运动的能力所做的准备。这并不彰显他们的力量，反而表现了他们的恐惧。
中共惊慌的另一个迹象是今年4月10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的工会成员招募活动。全国总工会是由中共政府直接控制的；透过这个伎俩，中共一方面企图假装自己在代表着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试图将激进化的阶级斗争导入它们可以接受的渠道。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的是，这场招募活动的一共重点群体就是卡车司机。显然的司机们仍然觉得必须要亲自投入抗争而不能依赖官方。这也是未来中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共同命运。当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终于开始行动时，他们必定会震天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