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8年6月18日转自
现年72岁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2015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高瑜表示将上诉。2013年8月，一份关于中共“七不讲”的文件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广泛流传，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高瑜，于2014年4月24日将其抓获。高瑜至今三进囹圄，首次被捕要追溯到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高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采写《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被捕。高瑜《经济学周报》同仁、已故民主人士陈子明在《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发表文章《我所知道的的和高瑜》记述了高瑜在六四事件前后的种种“壮举”，并亲密称呼高瑜为“战友”和六四后监狱中的“难友”。陈子明透露，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期间，当局为了向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送大礼”，两次拿高瑜打“人质牌”。
1993年，高瑜曾因给境外媒体《镜报》撰稿六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监6年。图为1995年8月31日，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在北京呼吁释放高瑜
首先祝贺高瑜大姐有关八九民运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和高瑜曾是《经济学周报》的同仁。何家栋先生是当时的《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也是我和高瑜共同的良师益友。本来应该由何先生来写这篇序，可惜他已经在两年多年离开了我们。借此机会，再次缅怀何先生的思想业绩以及他对高瑜和我这一代人的启迪帮助。在这篇序中，想要谈谈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周报》和我所知道的高瑜。
（一）
接管《经济学周报》
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何家栋先生托郑棣带来口信，让我当天务必抽出时间，去他家商议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于是，我就和郑棣一起赶往何先生家，看到他在北平地下工作的战友陈英茨（《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原群工部主任）已经在等候我们。原来，《经济学周报》因卷入债务官司，正面临经营危机。《经济学周报》的管理层，已向其上级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提出申请，寻找合作伙伴“带资办报”。他们首先找到陈英茨，陈英茨又找到何家栋。何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立刻找我来商议资金筹措和人员调配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先生是所顾问。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定位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旨在建立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环节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所的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心理学部兼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经济学部正在寻找一个机构外化的途径。我们素来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此刻尚没有接管一家报纸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当局严密控制的领域。陈英茨要求马上就给予明确答复，我和何先生、郑棣反复掂量，觉得此事可行，当即拍板出资办报，并由所的经济学部兼《经济学周报》编辑部。
2月2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与经团联签署了“带资办报”协议书，规定从3月1日起，出资方全面接管《经济学周报》的人事、编辑和经营。北京应用科技研究所（所长毕谊民）、北京思创技术研究所（所长严江征）均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出资创办，三所属于同一“团体”。根据最初的人事安排，成立《经济学周报》董事会，由原社长崔绍林任董事长，毕谊民任副董事长，陈子明任总经理；社长陈英茨，副社长费远（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后来，陈英茨没有参与《经济学周报》的具体工作，仍由原社长崔绍林挂名社长一职。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于光远、冯兰瑞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人士，他们批准了上述协议，为《经济学周报》的改组承担了政治上的责任。几个月后，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对民运“三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参加者）王军涛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一事表示了关注，作为经团联主管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意要关闭《经济学周报》。经团联秘书长会议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压力，确认周报的编辑方针没有错，并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栋留任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考虑到王军涛的身份过于敏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团体决定由郑棣（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顶替王军涛的职务，王军涛仍留在报社，继续发挥原有的作用。
此后，为了进一步完善《经济学周报》的形象与功能，何家栋先生邀请了罗点点（罗瑞卿大将的女儿）和高瑜（中国新闻社著名记者）两位女将出任副总编辑。这样，高瑜就成为我和王军涛的同事和战友，在“六四”以后更成为监狱中的难友。
何家栋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和子明、军涛进入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新《经济学周报》的宗旨和成绩
我手头保留着一份《编辑计划》，这个计划的开头部分是：
一、目标：
1.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与经济发展中现实困境的问题，在多样化的思想碰撞与多学科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并促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描述概念框架及研究方法。
2.完整、准确、及时地反映中国经济现实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概貌，使中国经济“透明化”，一方面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信息和经济政策的咨询，另一方面使中外各方面人士和中国人民了解国家经济的主要动向和状况。
3.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思想，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他们创造舆论环境和提供发展的理论指导与依据。
4.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形势发展和经济理论演变的一部活史。
在1988年3月20日出版的《经济学周报》（总324号，改版后第一期）上发表了《致读者》，其中写道：
《经济学周报》，正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性问题，在多样化思想碰撞中，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经济学周报》力图以开阔的视野，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通过各学科交流，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周报》代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表达思想，维护权益，提供帮助！
《经济学周报》强调客观、公正、效率构成的知识分子良知！
《经济学周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学”上下了许多工夫，经济学界已成为报纸的一大支柱。在物理学中三个点支撑一个物体最稳固，所以今后要在政府行政部门和企业界发展我们的读者，创造我们的形象以形成三大支柱。
一张报纸不能没有新闻，更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经济学周报》要走出书斋，投向整个社会。
在这一期《经济学周报》还刊登了王军涛起草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与趋向》和专访《有刮风的，就应有刹风的——刘力群谈经济学周报应成为经济评论家的阵地》（刘力群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部兼职研究员、课题负责人）。前者指出：走向实证化，困境意识，开放式探索，是今后《经济学周报》关注的三个方面。后者指出：《经济学周报》作为一份民间的经济学专业性的报纸，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它既不同于《人民日报》的经济版、《经济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等经济专业报，这几份报纸都是以反映当前经济动态信息、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为主的；同时，也不同于《世界经济导报》，《世界经济导报》的特点是较快地对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映，并主要反映出对改革热情最高、最急迫的那部分人的意见。《经济学周报》要做一个头脑比较冷静，分析问题比较深刻，而不那么赶风潮的报纸，从而在制衡中起一点平衡作用。不去赶风潮，而去泼冷水；不去抢热门，而去找冷门；不去抢名星，而去挖隐士；不去搞宣传，而去搞评论；虽然那是会有风险的，但只要是社会所需要的、只要有利于改革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有必要办成经济评论家的阵地。
后来，何家栋先生在陈子华等着《浴火重生》的序中写道：“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周报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外，周报也刊登质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并十分关注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以及伦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没有改革派喉舌与幕僚的心态，何先生的做法更符合新闻媒体人的行为准则。他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第一是人本原则，第二是真实原则，第三是自由原则，第四是公正原则。这正是《经济学周报》所秉持的原则。
在何家栋先生的领导和王军涛、高瑜等报社同仁的努力下，《经济学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胡耀邦逝世前，于3月2日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刊于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首版），表达他对《经济学周报》的期望，信中说：
首先，谢谢对他的关怀和信任。
第二，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
第三，他仍在疗养过程，也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他祝愿周报能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由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下属十几个单位，当时我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策划、组织、人事、管理、营销等方面，一直没有时间给《经济学周报》写稿，何家栋先生对此颇为不满。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要找个地方把我关起来，专心致志地给周报写专栏文章。我答应他，一定给他写十篇文章。我在1989年4月上中旬，完成了三篇稿子。《经济学周报》4月23日刊出了《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4月30日刊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第三篇《新权威主义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周报就被当局下令停刊了。何先生一语成谶，半年后我果然被“关起来”了，从此开始了几百万字的写作生涯。
八九民运中的《经济学周报》
在八九民运中，《经济学周报》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新闻环境，如实地报道了这场运动；二是始终坚持理性的声音，呼吁通过政治妥协来促进政治进步；三是在理论上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和方向。
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以一种隐晦的方式首次介入运动。在首页右上方报眼刊载了胡耀邦1981年的一段话：“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常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好处的。根据历史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可是两天后，李鹏趁赵紫阳不在国内之机，去向邓小平汇报学运情况，并根据邓的讲话组织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急急忙忙反击”了。
赵紫阳回国后，公开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于是，5月7日《经济学周报》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在社会进步中实现政治稳定》，首次正面提及学潮，指出：“不应简单地将学潮与‘文革(专题)’期间敌对势力活动进行类比，这种传统心态必将导致政府与人民关系紧张；也不应笼统地将学潮看作危及现代化事业的动乱之源，这种消极评价会使政府忽视学潮中所隐含的宝贵而丰富的政治信息，从而丧失自我调整的良机。”“从学潮的基本方面来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民主进程，是它的主调。学生们强烈要求惩治贪污、清除腐败，正是政府再三宣告的施政方针。”文章最后说：“4月15日以来学生的游行、罢课等活动，向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学会用新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这是一个机会，处理得当，中国将由此跨进现代政治文明之门，在社会进步中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
5月14日，《经济学周报》拿出了两个版面刊登有关民运的报道和评论。费远署名的记者综述《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的北京学潮基本平息局势趋于平缓》报道了新闻界对运动的参与：“五天以前，几十名编辑和记者代表着来自首都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一千多名新闻工作者向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请愿书。他们在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的路途中，受到了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高校部分学生的夹道欢迎。”《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郑棣，正是这次新闻界请愿活动的发起者之一。记者萧柏喻、刘丹红采写了长篇报道《北京学潮纪实》，四个小标题是“中国魂”、“妈妈，我们没有错”、“理解万岁”、“今又五四”。报道在结尾处驳斥了“动乱”之说：“从4．15到4．27，这次牵动十几万学生、数十万群众、数万军警的大规模运动，迄今为止，未见有关人员伤亡、损坏公物以及抢劫的报道。一位学者认为，这充分显示了政府的空前理智，学生的空前自律，群众的空前冷静。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学者指出，这次运动所蕴藏的大量政治信息，值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审慎地研究。”
5月21日《经济学周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四版）与运动直接相关。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强烈呼吁：“形势危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无权对这场学运作出政治判决。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刊登了于光远的文章《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作者以“一二．九”学生运动参知者的身份指出：“两次学生运动的性质都是爱国民主运动。”“我不认为学生的行动损害了国家的尊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显示出‘五四’以来七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文章认为，为了走出僵局，“排除学生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党和政府不应该在词句上作不必要的推敲”，“政府没有理由为了某些措辞而使得问题得不到迅速解决。”刊登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呼吁书全文，丁伟志、胡绳、刘国光、苏绍智等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呼吁书全文，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观察、政治学研究十家新闻单位部分记者编辑联名呼吁的消息，以及严家其、包遵信领衔的《五．一六声明》的全文及部分签名的影印件。还刊登了曹思源的长文：《出路在于主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民主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民主建设的严重落后”，应当“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在新的现代化的方式下就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争取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