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转自博讯网
受访人：张敏鹏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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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简介：
张敏鹏：出生于1955年，湖北武汉人，持不同政见者。1981年因创办民间刊物被劳教三年，1984年被释放。1992年7月，因组建中国共和党遭到逮捕，被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的名义被判五年监禁，1997年刑满出狱。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简单地回顾一下您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心路历程。
张敏鹏（以下简称：张）：这要从我的少年时代说起，我出生于１９５５年，在我两岁那年，正逢“反右”运动，我的父亲是卫生学校的工会主席，因为替单位被划为“右派”的同事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自己被划为“右派”，被劳动教养三年。在父亲被劳教以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当时，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下面还有刚出生的弟弟，母亲是人民医院的护士，她不堪家庭的重负，不得不叫祖母把我和姐姐送到了广东蕉岭县的大伯家中寄养。
寄父在１９４９年后曾先后担任广东蕉岭县的地方农会主席，公社的会计，在“反右”运动中，他同样受到批斗，但那时我人还小，只依稀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文革”前，依据当时“三自一包”的政策以及所谓“桃园经验”在地方上的推广，寄父承包了当地农村的土地，种菜蔬，种甘蔗，结果，在“文革”中，寄父再次受到批斗，被认定为“走刘（少奇）邓（邓小平）陶（陶铸）资本主义路线”。
１９６７年初夏的一天，县里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寄父当时也被指定为批斗对象之一。那天早上，我们一家人在吃早饭，我听到屋外有人在喊：张兰兴，快点，大家都在等你。于是，寄父就随那人走了，不久，寄父又折返回来。因为大队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村民去县里参加批斗大会，我就和寄母先行走了，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寄父折返回家后，在家中的厕所喝农药自杀了。
据后来的当事人回忆，那天早上，村里造反派的头目拿绳子催我寄父快走，当他们到村里文化室集合时，寄父看到文化室里已经有了很多批斗对象，他们都戴上了高帽子，蹲在地上，桌子上还有一顶纸糊的高帽子，那是替我寄父准备的。这些批斗对象先是在这里集中，然后再押到县城去接受批斗。寄父见此，借口说回家上厕所，回家后，就拿了一瓶敌敌畏，躲在厕所里喝敌敌畏自杀了。后来，寄父定性为“畏罪自杀”的“反革命份子”。
继父的死对我的心理冲击很大，也让我对“文革”中的那种恐惧氛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感。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小学毕业，我想继续上学，但家庭的出身问题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的就学前景，当时有政策，对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不允许接受和“出身”好的学生同样的教育。我周围的同学都陆续上初中了，而我却上不了学，这让我心里很着急。于是，寄母找到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徐，她是本地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寄父曾经培养过的干部，她为难地对我寄母说，我是不能读书的。当时我人还小，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争辩，只是反复说我要读书。
几天之后，这位女支书转告我继母，让我去读农业中学，当时，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集中在那里读书，因为都是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在当时的条件下，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和隔离，大家都感到孤独，对前途也都很困惑，迷茫。
记得在１９６９年的一个夏夜，村里又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批斗大会，批斗那些被指定曾经跟我继父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黑帮份子”，批斗地点设在村里的晒谷坪。突然，有一个造反派头目的弟弟高喊：“把‘新生反革命份子’张敏鹏也拉上来斗”。我当时斜躺在晒谷坪外围的一段矮墙上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听得非常清楚，字字入耳。这时，那位主持批斗会的大队支部书记徐喝道：某某某，别乱讲，张敏鹏还小。我当时只有１４岁，但这一幕却让我产生了很大的震憾，在那段苦难而又充满恐惧的岁月里，如果有人向你伸出一只援助之手，哪怕是一个同情的眼神，都会让你终身难忘。１９７０年冬天，我的亲生父母让我回武汉，我还专门向徐辞行，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正是因为这些温情的记忆碎片的存在，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性格，在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样的温情场景显得尤为珍贵和深刻，我现在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宽容的性格因素，在我生活不如意，经济拮据的生存条件下，我都会不由地想到这些生活场景，这也给了我生活的某种希望。
回到武汉后，当时没有继续读高中的希望，于是母亲让我重新读初中，母亲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她是医学院毕业的，她先是带我找了几所中学，但校方都以“人满”为由不让进，后来，我们再找到一家叫“文革”中学的，答应可以去读书，但母亲最后决定放弃，不让我读这家学校，似乎这个校名令她望而生畏，最后，我找到一家“井冈山”中学读书。不过，当时整个社会流行“读书无用论”，反正读了书也是下放到农村去务农。而学校的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主要就读“毛选”、“毛语录”、鲁迅杂文和一些报章社论，所以我在学校里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不过，我喜欢读课外书籍，如《大波》、《毁灭》、《绞索刑下的报告》等，有一次，我在一座荒废的寺庙中发现了一大堆书籍，全部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和我们平时的课堂内容完全不一样。有一个被划为“右派”的老师主动拿借书证给我，让我去图书馆借书，我现在还记得我在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是《青年近卫军》。后来，这位老师病倒了，当时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接近他，于是我专门照顾他，给他倒茶倒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可能开始有朦胧的政治倾向，同情那些被共产党的“专政”路线隔离、迫害的人们。
１９７２年的反“复辟倒退”、反“右倾回潮”，以及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我开始接触到作为批判对象的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孔子讲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批判他？！而且，从这时开始，我慢慢地接触到一些和我有相同志趣的文学爱好者，但这又和我的家庭氛围产生了冲突，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父母对那些陷入困境、前来投奔的亲戚都害怕，更谈不上和朋友来往了，这些事情都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到了１９７４年下半年，高中快毕业之前，我产生了办刊物的想法，于是，我联合了一些学校的文学爱好者，我们彼此约定，无论毕业后下放到哪里，都把各自写的东西寄给我，由我来负责编辑、印刷、出版，我们把刊物取名叫“萌芽”，由我担任主编。
不久，我下放到汉阳小军山林场，此后一年间，我收到不少的文章，诗歌、小说、相声，等等，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前夕，我开始印刷这份刊物。但是，正当我和两个女“知青”一起印刷时，“知青”点带队干部破门而入，破坏了我的出书计划，这让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这种高压的文化专制，以及当局对自由、独立创作的无情扼杀。
１９７６年６月底，我被抽调回城，分配在武钢。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我没有考上，此后，我就一直阅读、思考。１９７８年，我创办了一份《野草》的文学刊物，我的笔名叫张敏。当时的舆论都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反思这一大的社会背景，而绝大多数的民间刊物都是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以及为邓小平上台制造社会舆论，我第一次感受到终于可以自由办刊了，实际上，这份刊物连一期也没有出版，就在我印刷这份刊物的当天晚上，警察就上了门，没收了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油印机和所有文章，并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等到第二天早上问讯完毕才被释放，这是我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此后，我便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跟踪。
马：请谈一谈您第一次被逮捕的经历。
张：我第一次被逮捕的确切时间是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２日，这时，我又创办了一份叫《飞碟》的刊物及副刊《世纪末快报》，这两份刊物不像《野草》那样是一份纯文学刊物，已经带有某些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内容，并且公开出版、发行，不过，并没有获得官方的出版许可，属于地下流传的性质。当时，共产党内部有一个文件，说“民办刊物是一个大肿瘤，要把它割掉。”当这个消息流传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负责人准备集体进京请愿，要求当局不要取缔民办刊物的生存空间，当时我也准备上北京。
其实在此之前，警察就一直向我施加压力，要求我不要办刊物，从1979年到我被捕的这两年时间，他们一共抓了我五次，屡抓屡放，相当于警告的性质，警察还对我说：“张敏鹏，你办《野草》，我们用锄头把你锄掉，你办《飞碟》，我们用火箭把你射掉。”总之，警察对我的压力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不仅如此，警察还向我的家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出面劝阻我不要再办刊物，我的继父和生父都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被平了反，因此，生父对共产党是感恩戴德的，虽然这种感恩是建立在恐惧的心理基础之上。
在警察的压力之下，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离开了家，离开了武钢的单位宿舍，暂居在朋友家中，依靠劳保救济度日。最后，我决心离开武汉这座不自由的城市，回到广东继母家生活，但是，父亲依旧对我“放心”不下，他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的二伯父，而这封信却辗转到了我的手里，我拆开信一看，对信的内容大吃一惊，信上写道：敏鹏是逃遁回老家的，－－－如发现他有煽动农民造反的迹象，应立即扭送县公安局－－。我看完这封监视、检举、揭发亲人的信件，又重新回到了武汉，本来是要和父亲吵一架的，但见面之后，自己竟欲语泪先流。
等到了第四次被抓，警察就开始恐吓我，暗示说：张敏鹏，如果你再办，你小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出事的。当我们第五次再见面时，我就被正式逮捕了。
就在我上北京的临行前一天，《野草》及《飞碟》刊物的全体成员集体为我践行，当天晚上，和一位朋友分手后，我正准备和副主编谈点事，突然发现我被跟踪了，我准备搭乘电车离开，甩掉跟踪的人，就在靠近电车站的时候，迎面上来两个人，把我堵住，后面又迅速跟上来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等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后，“噢，就是你。”就这样，他们夹着我就走，而我们所处的位置斜对面正好是武汉市桥口区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一行人簇着我，横过马路，在警察局的大门口，停靠着一辆警车，他们用警车直接把我送到了武汉监狱，并没有进警察局。
武汉监狱始建于吴佩孚时期，监狱内部的设施比较全面，有办案、审案的地方，很多待审的在押人都关押在这里。
４月１２日晚上，我送进去之后，关押的那间监室只有一个人，是个老头，白发苍苍，清瘦，约莫有七十多岁，他说他是个冤案，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也是个政治犯，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被抓进来，审判完了，他不服，一直在上诉，但始终没有结论，也没有被转监，好多年了，没有人管他，就一直关押在这里。
警察连夜安排了对我的审讯，当时被定为“收容审查”，在这里呆了三个月，一共审讯了三次。进去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打雷闪电，下大雨，我抓住窗户上的铁栏杆，看着铁窗外的闪电雷鸣、倾盆大雨，突然即兴起了一首诗——
在天空上轰鸣，
那是自由的声音！
当我醒来的时候，
你却不知消失在哪里？！
我大声地朗读这首诗，这个场景令我记忆非常深刻，人在失去自由的时候，那种对自由的向往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后来，我们监室陆续送进来一些人，不过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五个，我所在的监室面积较小，人最多时也只能关押七、八个的样子，送到我们号子里的其他人大多是比较老实、本份的青年人，很多小偷小摸被抓进来的，在号子里也没有发生在押人相互打架斗殴的现象，那个政治犯老头是“号长”，当时，在监室里也要劳动，我们做火柴盒，把硬纸片模型用浆糊糊成盒子，都有劳动任务，以周计算，每周完成劳动任务的，就会有一顿粉蒸肉吃，如果没有完成劳动任务，就要加班，劳动到深夜十一、十二点，不过，我一直没有完成过劳动任务。
至于监室的伙食，是比较差的，早餐吃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米饭，周末有油饼，但主食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发黄的糙米，有时里面还有零星的沙子，但总的来说，因为平时有劳动，监狱可能有回扣，所以在押人的主食还是能吃饱的。
马：在羁押期间，有没有发生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进去后不久，一位同案的朱建斌在楼上向我“打电话”（就是在监狱里隔空喊话），开玩笑说：“古鹏子，我们坐“飞碟”逃奔月球去吧！我在监室大声说：“哈哈好啊！”“咱们一起绝食吧······”
话还没说完，铁门就打开了，“枪兵”端着枪闯进来，在监狱里，我们称在过道上巡逻的士兵为“枪兵”，至于监狱的“管教”警察，一般是不持枪的，他们有时穿便衣，有时穿制服。这位“枪兵”进来，冲我吼：干什么，不准吼！我针锋相对，结果他一枪头向我顶过来，当时我站在床面上，而他在下面，我就抓住他顶过来的枪头，双方就僵持在那儿。过了一会，狱警进来了，把我们双方拉扯开，然后，把我拉出去，他们先用土铐子把我反铐起来，两只手并在一起没有任何缝隙，一路把我铐到禁闭里门口，这才解开我的铐子，将我关了禁闭。在监室里，在押人是不允许大喊大叫的，这种行为叫“闹监”，而“闹监”是违反监规，要受处罚的。
禁闭室的时间像是停滞了似的，我感到时间一分一秒都如此难熬，它的形状像一条狭长的小巷子，漆黑一片，没有一点亮光，里面搁了一张铺板，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霉味，阴暗、潮湿，并且还飘散着一股尿骚味，角落里有一个小便池，凡是关禁闭的人都在这里拉屎拉尿，因为这里长期用来作禁闭室，没人打扫，也没有检修，所以气味异常，并且破旧不堪，有老鼠出没，都不怕人，一有人进来，老鼠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听那动静，是个头很大的那种。我躺在铺板上，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眼前，想到了严酷的监规，想到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心里感到非常茫然，无助。
一个多小时后，狱警打开了禁闭室的小窗户，朝里面瞅，看了两次，当时我坐在铺板上，紧接着，铁门就打开了，狱警把我带出去，一个理发师过来，狱警冲我说：“张敏鹏，本来不想剃你的头，但是你闹监了，对不起，只好剃你的头了。”这样，我就被剃了光头。
三个月以后，我被以《飞碟》主编的身份，送到柏泉劳教所，被劳教三年。另外的两个同案：《钟声》的主编秦永敏，被判九年监禁，副主编朱建斌被判六年监禁。之所以我被劳教教养，而他们俩人被判监禁，据说是在政法部门内部有一个定性，认为我主编的《野草》及《飞碟》杂志是文学性刊物，因此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钟声》被认定为政治性刊物，属于“敌我矛盾”，因此，有这样的区别。
马：请谈一谈您在柏泉劳教所的生活经历。
张：柏泉劳教所位于武汉市郊区，我被送进到第八中队队部，首先是劳教所第八中队的教导员对我训话，这位教导员徐姓，他从抽屉中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冲我说：张敏鹏，如果你敢在这里“闹监”，我就一枪毙了你。一进劳教所就给我一个下马威，接着，我被分配到八中队的修理班打扫卫生。
修理班都是一些“自由麦子”，意思是可以自由进出管区，甚至可以到市内去购买东西，“管教”的警察不用时刻盯着。我的任务相当于一个轻松的、好的劳动岗位。不过，我内心里对当局的政治迫害有不满的情绪，办一个刊物还被判三年劳教，这让我内心无法释怀。所以我每天劳动时就画画，写诗，读书，当时，我带了很多书到劳教所，包括《孙中山选集》、《唐－吉诃德》等文学著作，此间，我创作了一首诗歌，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诗歌名叫《失去了一支茉莉》，，“失去了一支茉莉，我再去寻觅。可惜泪眼朦胧了，蝴蝶在我眼前纷飞。可那毕竟是梦啊，如何叫我再找寻－－”，这是我专门为我已经分手的女朋友而作的，同宿舍的一位劳教学员还给这首诗歌谱了曲，我们就用吉它在宿舍里弹唱。
这样，我在修理班里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很快引起了劳教所的敌意，一个多月以后，劳教所把我从值班室调到了下面的劳动班组，当时的劳动班组是制作雨伞，每个劳教对象都分配了劳动任务，而我不适应这样的手工劳动，完不成分配的任务，就在劳动的第一天，当其他人都回到宿舍吃中饭时，我还在劳动场所被罚加班，“管教”的警察在一旁监视，直到完成任务才让我回队部吃饭。劳动地点距离宿舍大概有一里多地。
因为我确实完不成劳动任务，后来狱警降低了对我的劳动定额，但我依然完不成，大概一周以后，我就不耐烦了，不再跟别人一块去劳动场所，而是独自呆在宿舍里，因为是三班倒的劳动制度，宿舍里总是会有人休息，我就和其他人一块下围棋，下象棋，阅读，而狱警也没有过份地为难我，先前那位徐教导员还找我谈了一席话。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我父亲的同事正好和这位教导员同住在一个宿舍区，不知道是我父亲通过他同事的关系认识了这位教导员，还是这位教导员知道我在里面的精神状态不好，主动联系到了我父亲，总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因此，这位教导员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当时很压抑，倍感孤独，这位教导员还专门安排我父亲第一次来劳教所探看我，为我作心理疏导，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劝慰我的一番话：“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只要大米不涨价，共产党就是好的－－－”。最后，教导员让我负责出中队的黑板报。
等到了１９８２年底，柏泉劳教所的男劳教学员全部搬到了新址，位于武汉市区姑嫂树的新办公楼，楼下作为劳动场所，楼上是劳教学员们的宿舍区和“管教”办公室，新的宿舍比柏泉劳教所的设施要好很多，房间宽大，有厕所，洗澡间，都是上下铺，而且是楼房，而柏泉劳教所都是简易的平房。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雨伞，有一些人改做皮鞋，大多数劳教学员派去修房子，我仍然被安排出黑板报。出黑板报在劳教所其实是一份不错的差使，每周出一次，我可以到宿舍去做采访，宣传一些所谓的好人好事，比如，某个劳教对象劳动又快又好，等等。材料由各班的班长负责提供，经由教导员审查通过，才能在黑板报上登出。实际上，像这样的先进事迹通常都是通过贿赂得来的，一般的劳教学员想得到表扬，想获得表现好的记录，借此获得减期分，就要贿赂班长，我在采访班长时，班长就会发烟给我抽，因此，各班的班长和我的关系都处得相对不错，而我的抽烟问题也就解决了。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去劳动场所去做实地调查、采访，这样，我在行动方面就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空间。有一次，我去食堂做采访，食堂的学员拿剩下的馒头给我吃，这些在里面都相当于一种特权行为，一般的劳教学员是不可能有多余的馒头吃的。很多学员向我抱怨，说劳教所的早餐生活质量太差，老是吃馒头、稀饭，太单调。他们希望能够改善早餐的生活质量，并要我这个政治犯帮他们说话。后来，我向教导员反馈了这条建议，结果劳教所还真的采纳了，以后的早餐每天都花样翻新，今天吃馒头，明天吃油条，后天吃面食，利用这个平台和我的特殊身份其实也能做一些事情。在我第二次被逮捕时，汉阳看守所的班头也向我提出类似的要求，希望我向狱警提要求改善看守所的伙食条件，当时在押人的菜主要是一些“水上漂”（即没有油水和肉，只有白菜），结果，汉阳看守所也采纳了，后来，每周都有一顿红烧肉或蒸肉。
除了负责出黑板报，我还当老师，负责教授学员们知识，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专门替劳教所给那些学员们进行“政治洗脑”，只有一门语文课，并且每次的教授内容都是由劳教所审核下发的，比如，当时正是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劳教所就安排如何看待港台音乐与国内音乐的讲课内容，劳教所提供的“正确答案”是港台音乐都是些靡靡之音，而我们要讲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必须大力提倡革命歌曲，就是要从精神上排斥那些港台音乐，要唱“红歌”。
有位汽车公司的工人，人长得比较高大，抵制这种洗脑教育的课程，在宿舍里唱港台歌曲，唱邓丽君的歌，结果被人告密，遭到批斗，是在八中队的礼堂里开的批斗会，他被迫作了自我检讨。
在劳教所，学员与学员之间往往是相互防范的，暗中告密，彼此揭发的现象比比皆是，因为大家都争相表现自己，通过告发他人获得立功表现，借此获得减期。而我之所以获得班长和其他学员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劳教所的生活有人情味，实际上这其中蕴含着一些深层次的利益问题，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贿赂行为而已。
有一位被劳教的干部子弟，四十来岁左右，他的绰号叫“团长”，家境比较富裕，平时走路都是趾高气扬的，一副派头很大的官僚模样，但为人很自私，对其他的学员态度很冷漠，喜欢吹牛，因此遭到了其他学员们的嫉恨，结果有一天清晨，劳教学员们下楼出早操的时候，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打人的学员们遭到处罚，而他也调离了八中队，这也说明在劳教所内，学员们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
不久，全国又掀起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读书运动，劳教所也无法幸免，被卷入进来。我所在的中队到外面的书店购买了很多书籍，建立了专门的图书馆，我又被调去当图书管理员，负责借书、还书，这样，我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搬到了图书馆的一间单人间宿舍。
因此，我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私人空间，一些喝酒的学员就偷偷地跑到我房间里来喝酒，在劳教所，喝酒是违反规定的，但学员们有办法带进来，比如，食堂的人员，值班人员，班长都属于“自由麦子”，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出入劳教所，可以从外面带酒进来，这些能够自由出入的学员一般都是狱警信得过的，劳教期时间不长，或跟狱警有些关系的人，有时，狱警也可能带酒进来卖给学员，挣些外块，因此，能够喝到酒的人一般都是劳教所内相对强势的人，酒在劳教所内其实也是某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能跑到我房间来喝酒的人都是一些班组的班长，我还通过一个班长向外面寄出了一封信，趁他外出的机会。结果，有人在我房间里喝酒的消息不知被谁向狱警告发了，这个班长被抓，他供出了替我送信的事情。然后，警察搜查了我的箱子和财物，接着，劳教所作出决定，不再让我借书出去，当把所有的书收回来后，劳教所就不再让我当图书馆管理员。值得一提的是，我退出图书管理员这个岗位后，由另外一个经常在我那里喝酒的班长接任，我怀疑正是他向狱警告的密，但没有真凭实据，而在劳教所，像这种朋友间相互告密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
等到我退出图书管理员的岗位后，作为惩罚，狱警调我去劳动，当时这座新的劳教所办公楼还在建设中，食堂后面在砌围墙，我被安排去搬红砖。我拒绝劳动，狱警就用绳子把我反捆起来，罚站，后来，那位姓李的教导员来检查工作，把我松了绑，然后，把我退回到我去图书馆以先的宿舍，而是安排到大车间劳动，修地坪，不再让我去搬红砖。
一个多月之后，地坪修好了，除了做皮鞋的那个班组，中队的其他学员就没有活干了，我们第一次有了短暂的休整时间，整天在宿舍里学习，读报。又过了一个多月，劳教所又重新揽到活，外出到武汉城区去搞卫生，挖地沟，打扫街道卫生，不过，这些能外出劳动的劳教学员同样都是狱警信得过、劳教期比较短的人，有时每周外出一次，有时每周两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的劳教期满结束。
马：请谈一谈您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氛围的看法。
张：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围其实并不像现在有些知识份子描述的那样宽松，即使在现在的人们认为那段政治上最宽松的“解冻”时期，即“西单”民主墙时期，我们的出行都是被跟踪的，我们受到警察的威胁、恐吓都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而我们都是在那段“解冻”时期被逮捕和审判的。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只大赦过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对于政治犯，也就是在共产体制的残酷压迫下产生的叛逆者、反抗者，从来就没有大赦过。
平心而论，现在的政治环境相对那时要更宽松一些。比如，我和朋友们聊天、喝酒时偶尔也会触及到一些敏感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但现在不用太担心警察的跟踪和骚扰，讨论问题的尺度也比八十年代幅度要大很多。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在共产党的政治局比八十年代的政治局在政治上就更宽容一些，而是和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系，比如，互联网的普及加快了社会信息的流通和人们观念的逐步改变。比如，１９８４年，在我出狱之前，警察曾专门找过我的母亲，谈话内容就不得而知了，等到我出狱之后，母亲担心家人受到牵连，甚至不愿意让我在家中居住，据母亲讲，警察甚至在我们家对面专门安装了摄像头装置，我切身地体会到家人的这种恐惧感是深入骨髓的，最后，我不得不和我的未婚妻在外面租房子住。在我出狱之后，适逢日本中曾根访华，我甚至还被软禁在家中，不允许外出，要知道，当时我是在武汉，而不是在北京生活，当时的社会控制程度达到如此严密的地步。
再比如，后来，我帮我的爱人办了一个书店，叫“东坡书社”，我从教堂购买了一些《圣经》，放到书店里卖。当时，我重新又回到武钢工作，单位保卫科的人马上知道了我爱人书店卖《圣经》的事情，他们以为我信仰基督教，就来劝阻我不要信仰基督教，而我其实做些《圣经》的买卖而已。那时，人们对基督教是充满偏见和敌意的，“宗教是麻痹人们的精神鸦片”这样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整个社会意识之中，认为宗教只是一种迷信，而现在，对于基督教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人们只要知道谁是基督徒，就会在潜意识里认同他是一个好人，至少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排斥基督徒。
再比如，去年我的儿子结婚，警察甚至还送来了一个三百元的“红包”。虽然，他们可能是带有某种政治任务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的。反观上世纪八十年代，1986年，曾经和我一块参与过《飞碟》杂志编辑工作的朋友结婚，甚至都不敢邀请我参加婚礼，而警察粗鲁的骚扰了婚礼现场，阻止一些宾客的参加，而我的婚礼同样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现在的警察偶尔也会干预异议人士的婚礼活动，但人们参加这种婚礼活动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恐惧了，甚至还把参加这样的婚礼活动当作挑战秘密警察权威的一种方式，这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都是不可想象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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