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号召他们畅所欲言，向党提批评意见。5月初至5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发言。据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切中时弊。如张奚若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是金科玉律？希望中央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单行法规等等。另一方面，在座谈会和社会上的鸣放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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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共党报刊登的所谓的大右派的主要言论
以下是1957年突出的右派言论，采摘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报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王尊一：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原标题《向毛主席的呼吁》摘自《大鸣大放文选》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张百生、黄振旅：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原标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原载于《沈阳日报》，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注：上述发言和文章附录于本文之后。供参考。
其中，被中共中央认定“最反动的是章伯钧、葛佩琦、林希翎、储安平四人的发言和文章”。本文节录于下——
章伯钧（1895—1969）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党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葛佩琦（1911—1993）1935年“一二-九”运动参加中共革命，是北京大学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多次受中共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并被捕入狱，1975年获释；1980年获中共平反。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
储安平（1909—文革初期受残酷迫害生死下落不明）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这四人也是毛泽东钦定的极右派。除了葛佩琦，其余三人都没有摘右派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