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3.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反对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关系。——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划右派的依据。这六条划分右派的政治标准是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四个月以后毛泽东添加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的。
白纸黑字非常清楚，根据毛泽东确定的这六条标准，只要对共产党所作所为稍有不满，哪怕对中共的基层单位，哪怕对中共个别干部甚至哪怕对非干部的积极分子有点意见，都要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中国共产党都要挥出铁拳，把他砸得粉碎！！！
白纸黑字非常清楚，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绝对不容他人置喙，绝对不容忍任何人提意见！
请问王希哲，300多万知识分子被中共打成右派，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是咎由自取吗？
放眼全世界，哪有如此恶霸的执政党？！！！哪有如此流氓的执政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胆敢如此作恶如此放肆吗？！！！能如此作恶如此放肆吗？！！！
第三个问题，300多万知识分子是怎么被中共打成右派的？
非常清楚，根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共一个小小支部书记就能决定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彼时，中国社会何其黑暗！！！
彼时，中国人何其悲惨！！！
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看吧！！！——
（一）
袁永松、王均伟二位先生编著的《左倾二十年》写道：
聪明人一句话受了22年罪
有一位当年的“右派”很多年后哭笑不得地回忆起当年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当时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平时人颇聪明，看事往往有先见之明。上级号召鸣放，班上不少同学都出来给学校提意见，他却一声不吭。有一天，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顺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才不提意见呢，现在提了，将来非挨整不可。”够了，就这一句，“右派”的帽子一戴20多年。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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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海先生在《杂文月刊》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一些运动》：
A与非A都不可，横竖都是祸
1956年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调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会主义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天天开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后来转为“鸣放”。“鸣放”到一定程度，便转入“反右斗争”。我们是大班，约150人，最后定了9个右派分子，超过5%。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几个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我班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正反”双方的结局相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随口之言成祸端
有位院长成了右派，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次开全院学生大会，他针对有人说农民吃不饱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故事教育学生：吃得饱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在火车上，一个代表吃得过饱，把胃撑坏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处系干部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他。他的这次讲话竟然引火烧身，成为被打成右派的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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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耀球先生编写的《滚爬血腥路》：
利用信件和日记也能把人打成右派。反右前，毛泽东曾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其罪证就是从胡风与别人通信的信件和他写的日记中，断章取义摘录下来句子，再东拼西凑作为反动言行而向全国公布的。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私拆信件，偷看别人的日记都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在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统治下，他们的这些行为不但不感到可耻，相反还认为是革命的正义事业，于是私拆别人的信件，偷看别人的日记，成了中共特务搜集罪证的一种合法手段，并被运用到了反右运动。
许多右派在整风中没有发言，没有写过大字报，但是他的私房话、心里话，通过信件和日记被中共特务记录在案，一旦秋后算账，就变成了这些人的罪证。有人在日记中被查出是个基督教徒，于是他立刻从基督教徒变成了铁杆右派。前文化部长、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近代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被而打成右派，中共组织在他所交出的日记中拼命寻找罪证，终于发现了其中的一句话：“英国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既然王蒙向往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一定是右派无疑，王蒙就这样被划定了右派。原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他的信件被抄去之后，经过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加工之后，就作为反动罪证而公布于世，标题是《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此时的罗隆基更是被引火烧身，陷入熊熊烈火的包围之中。还有一个被党派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因为对某个人被打成右派而想不通，他的这种不满情绪通过与国内朋友的通信流露了出来。这封信被党发现，于是把这个留学生召回国内，打成右派。像这种利用别人的隐私信件和日记打成右派的人数，其数量大得惊人。
还有的人在看报纸时，在看过的重点部分划上了杠杠而打成右派的。原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铁托的演说，这铁托是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曾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一，但是因为铁托不听斯大林的指挥棒转，所以被斯大林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了大家庭。如今党报竟把铁托总统的讲话刊登出来，引起了有些人的好奇，其中有个人一边看一边还在字句中划上了杠杠道道。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党的积极分子汇报上去。领导立即通知这位划杠杠的人，向他宣布：“你就是本单位的右派分子！”为此他申辩说，我在报纸上划杠杠，只想认为这是铁托思想的重点，并不等于我同意他的观点啊。但是申辩无效，他以“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真正社会主义”的罪名打成右派。
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在看报时念了一段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的文章，当时没事。后来这个民主人士被划了右派，曾念过他文章的这个女教师也就被打成了右派，当时她只有二十岁，从此她吃尽了苦头。
在北大除了有言论有贴大字报行动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一种是什么都没说没做的右派，叫“点头右派”、“摇头右派”。什么叫“点头右派”呢？就是在看墙上贴的大字报时，大字报是批评党的，当时叫毒草，如果在看时有人点了一下头，不久此人就被打成了右派。“摇头右派”也是一样，当围观墙上贴的大字报时，墙上贴的是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有人不知不觉地晃了一下头，反右时就划上右派。当他们被打成右派时，他们感到很委曲，向党辩称我没有鸣放没有写大字报为何把我也划成右派？党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们在看大字报时，立场鲜明，还敢狡辩，当然右派帽子是铁定的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学校中的骨干分子，党的积极分子，还有安插进来的中共特务分子，他们人数众多，分散隐蔽地布置在各个大字报墙的周围，进行拍照、抄录，以为秋后算账之用。当许多人都在围观大字报的时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人记录在案。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些人在观看大字报前的表现就变成了右派罪证，这样就有了“点头右派”和“摇头右派”之称。
这些右派都是有言有行的，还有的右派根本没有言没有行，也照样打成右派。
许多右派既没鸣放过，也没有信件日记落入党的手中，更没有招过谁惹过谁，可谓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像这样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竟也会祸从天降戴上右派帽子。原来五七年划右派时，许多单位并不是根据你在整风中的表现划定的，而是由上级分派的指标派定的，像这种右派就叫“指标右派”。当时上级派下来某个单位必须要划多少右派，譬如要按人数的百分比划右派，指标是百分之五，那么就要在一百个人中去找出五个人打成右派，才算完成任务。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了五个右派”，而且还会找出一大串来，超额完成了右派指标。这样会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某某单位的反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挖出了多少多少右派分子，成绩辉煌！
找出来的这些右派，都是不听话的，出身和成分不好的，与领导闹过矛盾的，或被领导看不顺眼的，有历史旧账的，把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用百分之五去乘以单位人数，得出应该把谁打入右派另册。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右派”。陈歌辛是听信中共谎言于1950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的爱党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把长子送去参军，到朝鲜前线去抗击美帝国主义，还独自捐献了一架飞机。照理说他这么积极从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香港投入到党母亲的怀抱，可以免遭一劫了吧！不，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是香港返来的人，所以照打不误划成右派，押送到安徽劳改，饿死在那里，尸骨无存。
郭维敬先生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写重两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儿
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1958），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