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杨海英採访了若干蒙古族的加害者，也採访了若干藏族的受害者，他如此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的感受：「做笔记的手颤抖，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
本书的最后，总结了蒙古民族的“五重悲剧”：日本对蒙政策的非一惯性，以及日本战败导致其未能实现民族独立；《雅尔达协定》阻碍内外蒙古民族统一；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骗与背叛。至今标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无实的「区域自治」；为洗涮历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国，对同为弱小民族的藏人挥舞洋刀，这是因为「中国人成为南蒙古统治者而造成的悲剧」；远征西藏归来的蒙古骑兵被解散，寻求民族自决的历史，成为种族屠杀的藉口，民族精英丧失殆尽，民族区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从这“五重悲剧”中解脱出来。
作为《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中文译者的刘燕子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在平静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壮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时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铁丝棕毛刷来梳理本民族的污秽——身为一个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并未因为遭受过大屠杀而清白无辜，享有「政治正确」、「普世道德」的赦免权。”杨海英“自揭伤疤”的勇气，堪比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鄂兰。汉娜•鄂兰身为深受犹太同胞爱戴的知识界领袖，且曾担任「犹太复兴委员会」领导工作，在採访艾希曼审判期间，因为道出了「牺牲者的能动性」，即揭露二战时期欧洲各犹太社群与纳粹合作的事实，几乎成了犹太社会的「贱民」和「弃儿」。许多犹太知识精英都因此与她绝交，恰巧说明自民族被屠杀的历史，在前所未有图腾化的同时，成为禁忌丛生的领域。
杨海英经历了比汉娜•鄂兰更艰钜的“三重背叛”：出身于中国统治下的南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却拒绝“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为“一重背叛”；一九八九年，经历了六四屠杀的衝击，放弃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的教职，赴日本留学，又归化爲日本籍，是爲“二重背叛”；在种族上坚持蒙古族认同，却又将那段幽暗的民族史曝光于天下，是爲“三重背叛”。儘管“世人皆欲杀”，但本书译者吉普呼兰在〈译者记〉中向其表示感谢与钦佩之情：「对于蒙古人而言，杨海英发出了他们一直不敢发出的声音，道出了他们至今不敢讲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杨海英超越了特定群体之历史禁忌，将蒙受的苦难赋予更广阔的人类记忆内涵，在精神上遏制了黑暗与黑暗对峙、仇恨与仇恨循环的可能。
如何摆脱受害者与加害者两种身份的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苦痛与耻辱的煎熬？从蒙古族的“五重悲剧”和杨海英个人的“三重背叛”中，或许可以找到一把浴火重生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