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满洲国和德王蒙古自治政权瓦解之后，继承蒙古骑马战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日本近代军事思想和训练的蒙古武士，在被解放军所整编，清除了其内部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精英，使之完全成为一支共产党的「佣兵」部队。国共内战时期，这支骑兵部队参加过辽渖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共建政后三次参加国庆阅兵仪式。朝鲜战争时期，蒙古骑兵师团被调遣「支援前线」，紧接著做为“佣兵”被调遣到镇压青藏高原的武装起义中。
杨海英用“佣兵”这个概念指称被中共控制的蒙古骑兵，其实，蒙古骑兵连“佣兵”的地位都没有。所谓“佣兵”，必定跟僱佣者之间有一份契约，收取客观的报酬；在完成合同之后，还可以选择下一个服务对象，它有相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被改编到解放军之中的蒙古骑兵，不被信任，被充作炮灰，即便在战争中倖存下来，等待他们的是解除武装、政治清洗、种族灭绝。与之相比，“佣兵”不知要幸运多少倍！蒙古骑兵的境遇，甚至比不上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享有种种特权的“奴隶军队”马穆鲁克。
蒙藏两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不幸成为中国的邻居，恶邻侵门踏户，他们走投无路。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蒙藏两个民族为何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如果实现了现代化，不就拥有对抗中国的实力吗？本书讲述了满洲国时代蒙古地区的现代化，其标志是一九三四年兴安官校的设立。这所军校从建立起就达到了很高水准，整个“蒙古世界”——不仅仅是满洲国的蒙古人，西部德王统治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权，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有志青年都来报考和学习。
然而，就蒙古区域而言，他们在日本的扶持下，只是在军事领域实现了部分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并未走向现代化。满洲国内的蒙古地区进步稍快，德王政权也在日本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德王改革的成败得失，其改革成果相当有限。换言之，日本刀固然无比锋利，但仅有“日本刀”的现代化对蒙古这个民族来说是不够的。
以西藏而论，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取得实质性的独立地位，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了现代化改革，比如派遣贵族学生到印度和英国留学，聘请欧洲人修建水电站，建立新式军队等。然而，这场改革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而功败垂成。西藏的封闭、停滞，使得它成为中共眼中唾手可得的一块肥肉。
可以说，蒙古和西藏都经历了各自半途而废的“戊戌变法”。在东亚视野下，日本的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富国强兵层面上获得成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比日本慢，所以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日本并未完成精神、思想和民主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导致此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蒙古和西藏的现代化又比中国慢，所以后来不幸沦为中国的殖民地。
现代化是任何民族、国家都必然经历的一场巨大蜕变。抵制近代化的结局是可悲的，如南美和北美的原住民，与优势文明接触之后，数十年间人口锐减九成以上。弱者必须奋起直追。这不是爲屠杀者辩护，而是爲弱势民族寻找未来的出路——直到今天，蒙古和西藏仍面临著如何推进现代化的难题。
我曾接触过藏人流亡社群，他们的第二代有不少进入欧美一流大学学习。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个藏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群体。若未来西藏赢得独立，建设西藏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流亡藏人社群必须未雨绸缪。十四世达赖喇嘛部分地实现了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但这场改革远未完成。藏人和蒙古人共同信奉的藏传佛教，不能只是供西方人茶馀饭后消遣的“心灵鸡汤”，藏传佛教中如何产生现代思想——如同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至今看不到明显的迹象。南蒙古、东突厥斯坦等急于脱离中国的区域，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