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是六四屠杀之后才觉醒的，他们亲历了六四屠杀才明白共产党军队不是“人民子弟兵”，而是屠夫和刽子手。他们的觉醒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军队对本国民众以及被殖民的其他民族的屠杀，从其“八一建军”之后就开始了。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觉醒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一次，我参加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口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应邀发表演讲，刚刚讲到六四屠杀不是例外和偶然，六四屠杀应当与中共对藏人、维吾尔族的屠杀等量齐观，立即就有人打断我的发言，一定要反对这种“分裂祖国”的言论。此类所谓的“异议人士”，在以屠杀达成“祖国统一”这一议题上，与使馆裡的那些人实在是“殊途同归”。
中共不仅大肆屠杀寻求独立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各少数民族，而且採取“以夷制夷”的恶毒策略，挑动少数民族之间自相残杀。长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干部韩有仁，打破禁忌，秉笔直书，撰写了《一场被演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书中引用了一个重要细节：当时，解放军宣传人员尉立青采写了一篇题为《一等功臣兰拉科》的报道，主人公兰拉科系蒙古骑兵机枪射手，他有一手神枪，“挨著脑门给敌人点名，叫谁倒谁就得倒”。有一次，“他和一班副两个，在沟裡抓了四十名俘虏。据说，这是他一个人衝到敌群裡，端起机枪一声大喊，吓得敌人慌了手脚，想抵抗也来不及了”。在玉树，“他先后作战五十次，打死打伤和俘敌人一百零三人”——这个杀人数字，快赶上中日战争期间“百人斩”竞赛的日军官兵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展开谁先杀满一百个中国人的竞赛，斩杀了一百零六人的向井敏明胜过了斩杀一百零五人的野田毅。中国将杀人如麻的日本军官视为恶魔，但同样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中国官兵不也是恶魔吗？“一等功臣”兰拉科所在的骑兵某部二连，“更是一个英雄连队，在三年平叛中，歼灭叛匪九千馀名”。一个最基础的军事建制——连队，居然屠杀了多达九千名藏人，那么整场大屠杀究竟杀害了多少藏人呢？
有蒙古血统的我，特别注意到这名蒙古族“战斗英雄”及其所属的蒙古骑兵部队的“赫赫战果”，并为此深切伤痛且忏悔。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更以此爲主题写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杨海英是出身南蒙古的蒙古人，从小听著曾为骑兵的父亲讲述有关蒙古骑兵的故事。由此，他开始研究在满洲国时代日本殖民当局训练的蒙古骑兵的历史，其中被深深掩盖的一段是：日本战败后，这隻骁勇善战的军队被编入解放军，并受命出兵西藏「平叛」。当时，毫无军事经验的藏人在蒙古骑兵面前犹如待宰羔羊、引颈受戮。再后来，文革期间，南蒙古人遭中共虐杀，手上沾满藏人鲜血的蒙古骑兵大都遭残酷清洗，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们自己也视之为杀害藏人而遭受的「天罚」。原本亲如一家的蒙古人和藏人，被中共驱使自相残杀，命运何其悲惨。
「喜马拉雅巅峰，浮现劫火光影」
五零年代末中共在藏区“平叛”，是以现代化武器如机枪、坦克、飞机乃至化学武器屠杀数十万藏族牧民，宛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大屠杀在全球范围内家喻户晓，中共屠杀藏族却不为人知。
韩有仁历经千辛万苦，採访到若干参与那场“国内战争”的官兵。比如，参加“玉树平叛”的士兵老李，在叙述骑十三团和第四百团合围歼灭“敌人”时，绘声绘色地说：“这一仗衝傍晚打响，激战到拂晓，枪声不断、炮声隆隆，信号弹、曳光弹、照明弹此起彼伏。大草原上闪烁之光，瞬间改夜如昼。光电的辉映显出远处群山的峰峦叠章，各展雄姿，景色奇特壮观。”他居然拿还有观赏美景的闲情逸緻，藏人消逝的生命，在其眼中一钱不值。韩有仁指出，除了战场、俘虏营以外，还有一个置大量“叛匪”于死地的“黑洞”——那就是以“叛乱罪”被判刑投入监狱的劳改场所的人犯。据官方披露的数字：“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青海省直属劳改、劳教系统三年‘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高达四万九千三百零四人，佔总数十六万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不少就是被关押、被虐待的藏人囚徒。
藏人被屠杀，首要的凶手是以汉人爲主体的共产党政权，蒙古骑兵则充当帮凶的角色。杨海英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即围绕蒙古骑兵在藏区的杀戮展开。此前，杨海英写过《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描述中共在南蒙古的种族清洗，蒙古人是受害者；而在《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中，蒙古人则半推半就地充当加害者的角色，与藏人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镇压藏人似乎更为得心应手。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也有过与信奉佛教的蒙古人同样的厄运——先是被共产党利用作为屠杀藏人的利器，然后又被共产党摆在刀俎之上，真是：“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喜马拉雅巅峰，浮现劫火光影」，当年日本人专门爲蒙古人开设的兴安官校的校歌似乎预言著蒙古雄骑与西藏的双重悲剧命运。儘管乌兰夫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对少数民族用兵为下策」，反对并抵抗毛泽东武力镇压西藏，但由于本民族于满蒙时代的「对日协力」历史问题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恼中不得不派出两个骑兵团「进藏平叛」。杨海英眼见当事人日渐凋零，“不忍青史尽成灰”，採访到若干在历次政治整肃中倖存下来的蒙古骑兵官兵及其后人，记录下了他们痛心疾首的证词。
杨海英说服一位名叫朋斯克的老人，请他讲述远征西藏的往事。经过多番劝说，老人这才打开关闭半个多世纪的话匣。当时，经过共产党洗脑宣传，这些蒙古士兵相信，“凡是藏人全部都是敌人”，「我们的战斗方法很简单。中共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混乱，步兵则趁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围圈的藏人，迎接他们的是挥舞洋刀的蒙古骑兵」。到了晚年，老人对那段历史有了沉痛的反省：“中国藉蒙古人的力量合併了西藏。这是其一。没什么能比最优秀的蒙古战士手握人类最强武器日本刀时，更能发挥可怕的战斗力了。而中国人毛泽东利用了这一惊人的战斗力。他的阴谋，确实更可怕。第二，乌兰夫一直保存的这支自满洲国时代以来的武装势力，被中国消耗殆尽了。中国政府丝毫不愿意看到手握日本刀的蒙古骑兵的存在。最后，让蒙古军队与西藏人战斗，从而在两个民族之间製造了新的仇恨，离间了少数民族同胞。可谓一石三鸟。”
杨海英又採访到蒙古人噶丹，噶丹回忆说，他的伯父巴瓦是蒙古骑兵中的神枪手，有一次俘获了四十多名藏人。就在巴瓦走进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巴瓦衝出来抗议说：“缴械者不杀！”可是，中国军人对其不屑一顾。中国军队不仅杀俘虏，也杀妇孺。中国人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滥杀无辜，对自己屠杀更弱势的民族的暴行，却从来闭口不提。
这场“国内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屠杀。两方的实力、武器和技术差异，甚至大于当年西班牙人与印加帝国之间的差异，也大于八国联军与义和团拳匪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