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丹转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上星期，两份与中国新闻自由相关的报告陆续公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显示，百分之40的外国记者认为，在中国工作越来越困难，他们面临被跟踪、抓捕、被粗暴对待或者被威胁驱逐。“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则说，“毫无疑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封锁人民得到信息，压制言论自由的努力有增无减”。中国外交部官员称，报告的指责无理，并要求外国记者举手证明自己的工作环境恶化。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对媒体报道，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指责批评，究竟在北京的眼里，什么才是新闻？哪些才能报道？外国记者在中国还有多少的活动空间？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关注这个问题？
嘉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项目协调员史蒂芬；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区代表。
巴特勒：互联网闯不出专制，新闻自由每况愈下
巴特勒说，首先要说的是，外国记者在中国受限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限制。不过，后来开放了很多，而天安门事件之后又收紧了很多。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报道很是敏感。而到了本世纪尤其是０８奥运之前，又开放了很多。对于记者在奥运会期间可以报道的内容，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放松了很多。原来，外国记者到国内走访，必须事先得到当地外办批准，而这样的批准很难获得，也总是有人跟着外国记者。０８年时，外国记者原则上可以不事先申请就可以到各处采访。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只要有人愿意接受采访，记者都可以去采访。这都是当时的规定。不过，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国政府又逐渐收紧了限制和规定，尤其是控制国内的消息来源和对于网络空间的控制。外国记者们受限制的感觉又加强了。而过去几年习近平执政以来，总体趋势是限制越来越严。
巴特勒说，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最早大家都认为，互联网会给中共带来言论自由。但是，中国政府不接受这样的理念，而且使用几百万人的网络督查员来试图控制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或者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空间在不断缩小。现在，外国记者还是可以出到各省采访，但是却受到当地官员的阻挠。记者一般会接洽中国外交部，后者让告诉省官员说记者有这个权利，但是省里官员仍然不予理睬。外交部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是对外部门，对内则没有权力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即便他们有时对外国记者表示同情也无济于事。
巴特勒：为守住报道防线，外国记者忍辱负重
巴特勒说，关于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的做法，我认为，你必须要看看外国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各方包括政府的看法。外国记者的职责不是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我也做过大媒体机关的主编，不希望记者自己变成新闻报道的新闻内容，因为他们需要问问题，要走访和调查，但是职责不是参与可能被别人看作是有政治目的的某些行动。中国的一些外国记者每年都做问巻调查，显示中国的情况是在慢慢恶化。但是，对于很多新闻机构来说，尽管他们也乐于参与这样的问巻调查，因为这些都是匿名的，但是他们的职责并不是指责说你们对待我们的态度是不公正的。记者的工作仍然是报道。也许记者们会私下表达，甚至会向外交官反映自己的问题等等，但是仍然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至于外交部请人举手表态，这是一种操纵性很强的做法，但是全球很多政府的发言人都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过多地在意。
巴特勒：同是媒体，美国四通八达中国处处设防
巴特勒说，美国没有对中国记者采取同样的限制措施，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这里的确有一种思维，就是要使用对等政策。如果中国限制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范围，那么，我们在美国也应该限制中国的记者。实际上，中国在美国的记者数以千计，而美国在中国的仅仅只有几十人，所以数量上就是完全不对等的，非常不平衡。而且，中国的在美记者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对等的想法尽管听上去很合理，但是，美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来往其实都是失衡的。从前，我们都认为，中国在慢慢地放开，这利于美国的利益；现在，美国的中国专家已经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其实没有放开更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人们开始倡导的是使用强硬的对华政策，双方要严格对等。而中国则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比较起来，外国记者在中国获得的自由已经大于中国自己的记者；中国认为已经很欢迎外国记者了。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从对等的原则看，美国看到的是中国记者在美国可以自由自在地采访，反过来美国记者在中国则是处处受限。事实上，如果真要一对一看，要求在政策上绝对对等，那么，美国记者的确会感到很失落。同时，即便我们按照对等原则，限制中国记者在美国的数量和自由，也无法在中国看到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就是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空间。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巴特勒：试图屏蔽权力控制一切，中共与自由背道而驰
有分析说，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接受新闻自由的理念，巴特勒说，“永远”的确是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谈谈，为什么要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为什么是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原因是，新闻自由是美国民主体系的基石，它能够公开政府的行为，讲述权力真相，让选民在投票时看清候选人。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当局担心一个完全自由的媒体制度中，中共会受到过份的批评，政府和官员的形象会受到损伤。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过去有过一些空间，可以批评政策，还可以对地方政府的污染行为进行一定的批评。现在，即便是这样的批评空间也在缩小，中共不想看到这样的批评现象，也不想看到高层被批评，更不想让丑闻曝光。它要控制一切。这与新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
胡丽芸：在过去十年间最大的变化就是官方把控制传统的手段演变到控制网络，他们的网络控制比传统媒体的控制还要严重。最明显的是他们透过法规去控制媒体和网络，把网络里面无论是管理人员或普通记者，或是用网络去看消息的普通民众，都抓进来，给他们一些法规的责任。如果违反法规的话就要受到一些惩罚。第二，我们看到从以前到现在一模一样的审查，甚至更严重。说到电视认罪的事情，在胡锦涛执政期间都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很明显的就是用毛主席年代时所用的手法，这是很明显的不同。外媒在中国大陆做采访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状况还是可以的。外媒记者如果要去新疆西藏做采访的话会有一些麻烦，但是还可以去。但是在习近平管理的年代，无论新疆还是西藏，甚至于天津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外媒记者去采访还是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主持人：从上个星期开始，美国之音试图联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多位记者都表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他们不能就有关问题受访，担心会遭到中国外交部的关注或施压。这些记者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是来自中国政府？还是来自媒体企业自身？
胡丽芸：背后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内地做采访。记者的责任就是做采访，在新闻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件事好好的报道出来。如果有某一个记者被官方盯着的话，可能他要面对的困难要比一般记者面对的困难要多。第二，在内地做采访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官方不同的人和你打招呼或做朋友。如果你对官方的安排或是某一事件有批评的时候，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人的质问。第三个比较普遍的原因是，很多外媒在海外的总部受到不同的麻烦。所谓的麻烦就是当地的领事馆也会打电话给他们，问某一个采访，给记者很大的压力。如果去问记者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愿意去表达，但是会认为如果揭露这个消息会面临麻烦，如果讲出来的话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不同的媒体也有本身的原则，比如记者不可以接受别人的采访。
主持人：新闻报道是民众获取信息，监督政府的一个重要依据，您认为中国当局是如何看待新闻报道？对他们来说，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什么？
胡丽芸：他们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工作，把他们想说的话，讲的政策，和要求都表达出来，希望民众去明白或是支持政府。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不会再像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样简单，他们都明白现在的世界是怎样。即便他们听了看了，也不代表他们会相信，也不代表他们会听从政府所说所讲。现在股票市场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就会明白民众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主持人：在中国内地的港澳记者的境遇如何？
胡丽芸：我们记者要报道的就是非正常发生的事情，民众对这个是有知情权的。如果我们根据现在中国官方所说的那样，只报道正面的消息，我认为这不是民众想知道的。因为民众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利益，或是政府如何去管理这个国家，有没有违背法规这一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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