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网上、电视上、喇叭里和社交平台上,信息轰炸已经变得咄咄逼人,一些民众表示备感沮丧,这些信息淡化了该国严格的疫情防控的现实,有时近乎荒谬。
薛先生说,直到四个星期后,政府的援助才出现。
“我非常气愤,很恐慌、很绝望,”在一家金融传播公司工作的薛先生说。他最后只得向邻居求助。“表面上,propaganda(宣传)斩钉截铁,但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我们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下一顿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将控制病毒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数以千计的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帐号呼应了北京的“清零”政策,并赞许防疫人员做出的牺牲。
长期以来,宣传一直是中共青睐的社会控制工具之一,但在新冠时代,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使用它。据估计,自疫情开始以来,至少已经出现了120个与新冠相关的宣传词。
当某些措辞有可能让很多人感到不安时,官员们就会想出新的说法。例如,在提及某些新冠防控程序时,当局已将“封锁”一词替换为“静态管理”、“静默”或“居家办公”。
萧强在加州创办了一个记录中国审查制度的网站。“本来话是不需要这么说的,”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官方通过政治修辞来修饰这些(防疫)政策,进而哄民众,减少他们的对抗性反应。”
萧强还说,当局现在避免使用“封锁”这样的字眼,因为他们希望人们继续遵守严格的新冠防疫措施,不恐慌,不抵抗。他说,官员们将政策措辞变得“混沌模糊、不伦不类”,这导致了混乱和不满。
今年四川省发生地震,当人们试图逃离隔离地点时,摄像头拍到防疫人员阻止人们避险。
视频被发布在网上,并很快被审查人员删除,他们说人们“应该戴上口罩再避险到室外”,哪怕地震烈度是“强破坏性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段视频提醒了大家,政府是如何利用疫情来加强对他们私人生活的控制的,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家,可以购买什么样的食物以及可以进入哪些医院。
上海22岁的营销专业实习生孔令婉玉对官员在描述离家、外出就餐或与他人聚会的限制措施时使用“非必要”一词感到不满。
她说,一位负责执行新冠病毒政策的当地官员告诉她,不应该“购买非必要食品”。她说,她问官员,政府决定哪种食品是必需品的标准是什么。
“凭什么由你来界定‘非必要’呢’?”她说。“挺扯的,很荒诞。”
中国政府围绕疫情出台的“九大攻坚行动”经常在国家电视台上重复,确保人们与新冠政策保持一致。这九大行动是:社区管控行动、检测筛查行动、流调排查行动、转运隔离行动、腾换扩容行动、中医药干预行动、清洁消毒行动、“拔点”行动、防外溢行动。
33岁的上海电影摄影师杨潇今年在封城期间被关在家两个月,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厌倦。
“这些宣传语言在封控期间,代表公权力的扩张,渗透并控制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不知所措,”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杨潇每天听到家附近的大喇叭提醒大家做核酸。他说广播打搅他睡觉,一大早就把他吵醒。
“我们的生活完全被宣传话语和公权力所支配和规训了,”他说。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杨潇选择了600个常用的中国宣传用语,如“核心意识”、“服从大局”、“民族至上”等。他给每个短语一个数字编号,然后将数字输入谷歌的随机生成器,一个将数据顺序打乱的程序。
他最后得到了一些无意义的词句,如“检测公民生死线”、“严格落实职能”、“专业化统筹兼顾不懈怠”等。然后,他使用语音程序大声朗读这些口号,并在他家附近的扬声器上播放。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由计算机生成的五分钟废话。
然而,在他将这一幕放到网上后,超过130万人观看了该视频。许多人称赞他使用政府语言进行讽刺。中国的宣传语言“太荒诞了,如果我用逻辑去批判它,太苍白了”,杨潇说。“所以我想直接给它一面镜子,让它自己照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荒谬,用荒谬来打败荒谬。”
恶搞中国宣传:
杨潇还说,他希望激励其他人公开反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政策及其在疫情中使用的宣传手段。当这座城市被封锁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反抗的上海居民。
6月,数十名居民抗议警察和防疫人员在小区周围安装铁丝网围栏。当一名抗议者被推进警车带走时,一名男子高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大多数中国公民都熟悉这些词:它们是媒体经常提及的习近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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