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云转自大纪元报：
大纪元2010年11月26日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出生在中国福建一个普通的家庭里，从小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我积极向上的品格。
打孩提时代，我就深受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深受革命英雄人物的鼓舞，立志要成为一名有用之才，到了高中，我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且相信共产主义是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和社会体系。我将在党的指引下，为党奉献终身。
我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最终我如愿以偿，实现了我的目标，考进了福建华东政法大学，并就读于政治学专业。到了大学，我有了较多的机会去学习民主和自由的理论以及西方的政治体系。这样随着自己思想的不断开阔，我开始慢慢去思考和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我注意到尽管中国政府经常声称要消除腐败，然而腐败的新闻还是不断出现，有时甚至还卷入了深处高层的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社会的腐败现实，我的心理开始动摇；对于中国的政治体系，失去了信心。我认识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实际上只是政治上的谎言，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政策！我们中国人民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自由和民主可言的！一党专政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停的腐败。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我内心的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信仰出现了崩溃，使我不能看到社会的将来，不能看到我的将来。我对政治学的学习失去了兴趣。到了2006年1月，我马上面临着毕业，我感觉更加失落，这时我们系香港大学博士毕业的王红教授（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观察到我心理的不正常，就接近我，就引导我加入了基督教，“信仰基督即可得救”这是她给我最深刻的一句话，那时我感觉我找到了新的信仰，找到了新的希望。我开始慢慢陶醉于圣经，陶醉于与王红教授所在教会有关的活动，那教会的名称是平安福音堂，从王教授和 教堂的活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从神那里，我找到了我自己，认识了生活的真谛。
毕业了，在2006年9月，我来到了福建省党委学校工作。我对主耶稣的信仰有增无减，因为那是我心灵的唯一寄托。通过王教授的介绍，我加入了平安福音堂地下教会。与此同时，我对学生的了解也慢慢地深入，我开始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认识，并引导他们成为基督徒。我还邀请他们参加我的教会。每周星期天早晨，我们都要去地下教会进行圣经学习，祷告和表达对神的爱。
2008年1月，我将我的留学资料送到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留学签证，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2008年4月8日，我爸爸被诊断得了癌症晚期。虽然我已经通过了学生签证的体检并最终拿到了签证，但我打算暂时不出国（因为我的签证有效期两年),为了能陪我爸爸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到了7月25日，那时正好是学校放暑假。我接到我们学校领导的电话，说，校保卫科，在学生宿舍暑假装修过程中，在510宿舍，发现了一张关于圣经的纸条。 510宿舍刚好是学生教友的宿舍，我们学校将彻底调查这件事情。接到这个电话后，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我马上跟有关的学生联系，并且通知了教会的负责人。
对于我自己，我考虑到自己的形势，我认识到我必须尽快离开中国，即使我爸病得很严重。考虑到手中顺利拿到的签证，我马上去买最快离开中国的飞机票，在朋友帮助下，我以相当高的价格买了一张飞机票。
2008年7月29日，挥泪告别了病床上的父亲，来到了加拿大。到了加拿大，由于在飞机上着凉，在刚到多伦多的第一个星期，我得了重感冒。我每天躺在床上，一边吃着房东给我的药，一边祈祷自己的平安。2008年8月5日，我听说公安局的人将传唤票到我家，要求我去公安局自首。我知道一切都已经败露了。
2008年8月5日以后，公安局不断到我家，责令我父母要求我回国自首。那时我也知道了一些基督徒的学生被抓了。如果我回到中国的话，我也会被抓起来。
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是没有民主可言的，缺少宗教自由，缺少言论自由。幸运的是现在加拿大政府已经接受我的难民申请，我终于能够留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国度里。但是在中国仍然有许许多多人士因为信仰基督教而饱受政府的迫害。他们被关进监狱，被严刑逼供，不让睡觉，吃不饱穿不暖，被随意鞭打辱骂，家人被监视，饱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投诉无门，没有人没有哪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连媒体也不能，因为媒体是被政府所控制的，只要政府需要的话，媒体可以集体变成哑巴，这就是一党专政的结果。很多人被折磨致死，正义也得不到伸张。
我在加拿大享受民主和宗教自由，却对在中国因信仰基督教而饱受迫害的基督徒无能为力。我只能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平安给他们自由。我也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收容更多因信仰基督教而被迫害的基督徒。求神赐给我们平安，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