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云转自博客：
时间是凌晨3点，日期是去年9月份的一个星期日。
“睡梦中有人把我摇醒，冲我喊：‘起来，到外边去，快点！’”
他在一家农村地区的基督教会社区——福音鞋厂工作，同时也和其他60个人住在这里。那天晚上，他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大约200多名狂怒的暴徒冲进工厂，手持手电筒、木棒、砖块、锄头和金属棒，砸烂一切拦路的东西，见人就打。工厂的围墙被推倒，大门被砸烂，人们从门口蜂拥而入。这些人后面跟着一台轰鸣的推土机，还有一台挖掘机。
当王还在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时，一根木棍打在他的头上，然后被一只脚踩在地上。他的脸上满是鲜血。一个人扔来一块砖头，砸断了他的胳膊。躺在地上时，他听到一个男人大喊：“给我打，往死里打！所有事情我来负责！”让他和其他目击者吃惊的是，这群暴徒的头头是一个共产党官员，他还带着一队穿制服的警察。显然他们在执行一项任务，但是被殴打的人不清楚这是什么任务。
这实际上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基督教徒群体运动的一次暴力事件。根据相关调查，中国的基督教徒群体超过了1亿人，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种增长趋势让一些政府官员感到担心，甚至警惕，他们把基督教的传播视为对自身权力的威胁。
这里的官员对这种威胁毫不手软，决定采取行动——武力行动。福音鞋厂所有的文件手续齐全，有建筑许可证，营业执照也没有过期。但是，它有一座教堂。
中国宪法赋予人们信仰的自由，但是这里有个暗扣：教堂必须在当地政府部门注册，要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福音鞋厂的教堂没有注册，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家庭教堂”。除了基督教，政府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也有同样的注册要求。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对应的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监控宗教组织的活动。但是福音鞋厂没有在政府的监控范围内运作，所以它是非法的。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在共产党官员和当地警察的指挥下，工厂和教堂被暴徒用推土机夷为平地。过程中，他们杀死牲畜、抢走工厂设备，还打伤了30名教会成员，其中7名伤势严重。大部分伤员被拖拉机和私家车送往医院。
40多岁的基督教徒老王穿着长裤和T恤衫说：“我活了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野蛮的行为。”因为害怕报复，他只同意透露自己的姓氏。他说：“我的父亲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我从小就接受了尊重官方的教育。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尊重呢？”
星报的记者亲眼看到了20多人的目击笔录印证王的叙述，上面都有签字或者正式的指印。
北京律师李方平说：“这是中国十年来对家庭教堂最粗暴的攻击。”他后来为一名教堂领导人做辩护。李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他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政府越来越害怕家庭教堂运动——这些教堂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而且数量增长迅速。他说：“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些教堂不受他们的控制。”
中国一些研究宗教运动的专家赞同这种说法。他们说，中国基督教新教徒数量尤其呈“爆发式”甚至“指数倍”增长，无论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大城市中。从北方的黑龙江到南方的广东省；从上海和成都到北京和其它城市。当毛泽东在1949年掌控中国的时候，国内只有100万基督教徒。今天，尽管精确的数字难以统计，但很多人估计数字应该已经翻了100倍。与此相比，共产党也只有7000万注册成员。
基督教徒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一些专业研究显示年增长率为5％到7％，很多人认为目前的增长率要更高。著名的社会学家Richard Madsen去年在费城对公众说：“家庭教堂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政府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忽视。”
临汾发生的可以算做是个一次性事件——偏远农村地区的官员鲜有地对本地特色事件采取粗暴的反应方式。但是，媒体报道、人权组织的反馈，以及对全国各地的宗教领袖和信徒们的采访结果，均显示事实不是这样。实际上，临汾事件仅仅是这个国家在过去18个月以来所采取的越来越严厉的监控、骚扰、威胁、恐吓手段中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难以忍耐某些人所认为的一个事实：它的宗教政策是失败的。
Madsen教授致力于中国宗教研究超过20年，他说：“就政策本身来说，完全是失败的。”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被长期奉行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宗教不过是“迷信和愚昧”，随着中国的繁荣和现代化进城，宗教将最终消亡。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与此相反，宗教信仰在不断扩大。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系主任Madsen说，当中国抛弃共产主义，转投市场经济怀抱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宗教，“寻求希望和更好的生活”。
党员也坦承基督教的迅速蔓延已经在党内领导层中引起了关注。一系列内部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党内在尝试探索新的回应方式。
当然，这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真正烦恼的并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家庭教堂数量迅速增长的事实，这些组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层、结构分明的组织体系、独立的财务系统和人数不断增加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担心，这些特征最终会形成与政府对立的信仰组织。Madsen说：“他们当然会担心了。”
回到临汾，当地政府对此极为警惕。而且事情还远未结束。摧毁了福音鞋厂之后，他们并未停止行动。
一名当地知名牧师杨荣丽在教堂原址主持祈祷仪式，同时进行抗议，宣称要让中央政府知道教堂的悲惨命运。随后，她与4名年长的教徒一同被逮捕。杨是大学毕业生，第四代基督教徒，她是临汾金灯堂的负责人。金灯堂是福音鞋厂的上级教会，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家庭教堂，有5万名教众。
2008年，杨和教堂元老从教众中募集了1500美元的捐助，修建了一个8层楼高的金灯教堂。从规模上看，它可以与当地所有的共产党建筑物匹敌。杨于去年9月25日前往北京途中被捕，当时有数百名身穿制服的防暴警察突袭而来，包围了教堂。
一名教堂元老说：“我当时就在里面，总共100多人都跪在地上祈祷。”他现在还在躲避抓捕。“晚上没人敢睡觉，我们非常害怕。”
双方僵持了24小时。第二天下午4点，武装警察进入并控制了教堂，逮捕了很多领导人。
在一天的审理结束之后，杨荣丽和4名教堂领导人被判处3到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私占耕地建设教堂，以及组织示威阻碍交通。还有5名教堂领导人未经审判就被判处在政府开设的劳动集中营中“接受再教育”。
今天的金灯堂依然在政府控制之下，并且将面临拆除的命运。当局的计划如此，就像他们把福音鞋厂区夷为平地一样。官方拆除的命令已经发布，但是尚未确定具体日期。
案件审理中的一名辩护律师张凯曾就拆除命令上诉，但是被驳回。7月，张凯亲身赶赴距北京800公里的临汾，准备直接向庭审官员陈词。但是法警阻止他进入庭审现场。张向他们出示了律师执照——但是没有用。张说：“他们是这么说的：‘你就是张凯，你不能进去，这是我们的命令。’”
当地的基督教徒依然不服气。一名当晚被围困在教堂中的元老说：“即使他们拆除了教堂，也无法摧毁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坚持下去。”
还有一些人也做了同样的表示。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上午，在北京北三环中路有一群稀稀落落的行人，他们排列成队伍走进一个小巷，进入了小巷尽头的一家私人俱乐部。俱乐部的大厅中挂满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性时刻的照片，到处都是毛泽东的笑容。但是从后堂传来越来越大的教堂唱诗声。这是北京最大的一个未注册家庭教堂——守望堂。
里面的听众席上有400名基督教信徒，有些人站在走廊上，这仅仅是今天三场礼拜的第一场。背诵圣歌、诵读圣经、宣讲布道。当颂歌响起，每个人都在唱。观众席上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的中产阶级人群，他们身着礼拜盛装。几乎没有老年人。
牧师宋军走上讲经台，宣布开始欢迎新来的人。他说：“女士们先生们，当话筒传到你手里时，请报出你的姓名。”
有18个人站起来。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拿着话筒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好。我叫宋玉斌。我以前一直去海淀基督教堂，但是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守望堂。赵翼姐姐今天带我来到这里，见到大家我很高兴。上帝保佑你们！”
另外一个年轻人接过话筒。他说：“我叫韩嵩，是上帝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观众们友善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守望堂，也是第一次来北京。”
另一个男士接过话筒，他似乎有些紧张，甚至忘了自己的名字。“亲爱的兄弟姐妹，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教堂。”他停了一下，继续说，“上帝保佑你们，哈利路亚！”
介绍结束之后，唱诗班和教众开始表演“耶稣爱你”。之后人们走出房间，外边还有数百人等待进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场景。
中国中央政府从未试图拆除守望堂，但是他们用尽了别的手段。2004年9月，警察突袭教堂建立者的住所，没收了宗教资料，把他拘留了15个小时，警告他停止组织礼拜活动。但是礼拜依然继续。2008年5月，警察在礼拜进行中突袭守望堂，把所有礼拜人员困在房间里。记录下所有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工作地点等信息。随后通知单位领导与这些参加礼拜的人“谈话”，还威胁他们如果继续参加礼拜就会被解雇。但是这些人依然继续前来。
2009年11月，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之前的几个星期，警方终于成功地威胁教堂的房东停止租赁房屋。于是守望堂在户外的雪地中做礼拜，吸引了大量人群围观。两个星期之后，在奥巴马准备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中国政府出于担心总统访问期间发生公众危机事件，终于放下姿态，准许教堂在室内的活动。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所，原来聚会的那个“私人俱乐部”已经与CCTV——国有广播公司——联网，或许是为了更严密地监控教堂活动。但是内部人士说，教堂的教众曾经受到不少的骚扰。
他们现在准备搬到北京城里一个自己的房子中去，这所房子是他们用教堂捐助款，花了数千万元人民币买下的。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似乎要和政府一决胜负。但是中国中央政府面临的挑战比守望堂大得多。
很多其它家庭教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遍地开花，比如雪松堂、锡安山堂、格雷斯福音堂、福音堂、新树堂、方舟堂等等。他们同样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些领头人，比如中国著名作家知识分子余杰就曾被拘留，并被质问他们的信仰问题。余的事件非同一般，他是方舟堂的元老，也是这个国家献身社会公正的最仗义执言的活动家。
7月份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一个有成排书架、无数艺术品、实木家具和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北京风景的公寓里，11个人——艺术家、公司职员、学生——聚在一起，边品茶边听余讲述圣经列王纪。这是一个永恒的故事：拿伯有一块土地，被国王和王后垂涎。最终他们杀死拿伯，霸占了这片土地。
土地在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余强调，腐败的政府官员经常与房地产开发商合谋，把人们赶出自己的土地，用其来赚钱。他提到了几个月以前四川省发生的一件事情，一名绝望的妇女当众自焚，她宁愿死也不愿意遭受被赶出自己房屋的不公正对待。小个子戴眼镜的余用坚决但是温柔的语调说：“你们看到了，事情很相似，当今的中国社会往往比古代以色列更糟糕。”房间里的人感悟地点点头。
几天之后，余就被带往北京窦各庄警察局，被审问了11个小时。一名姓朱的警官警告他：“不要利用宗教来玩弄政治，会有严重的后果等着你。”余把审讯的笔录贴在网上，一共17页。余说：“每个基督教徒当然有权力参与政治活动，因为他们也是公民。政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权力分配的方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权。如果一种政治力量侵犯了我们的自由和信仰，我们有权去批判、反对它。”
7月份，余公开声称，如果中国总理温家宝废除中国为了严密监控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设置的庞大国家安全体系，那么就有足够的钱来保障人们的医疗和教育。余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已经彻底断裂，我们处在道德空虚中，人们除了钱和权力，别的根本不关心。基督教提倡原则和道德，这都是中国当今社会极度缺乏的。”他继续说，人们希望在不受国家监控和干扰的情况下“与上帝直接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从“官方批准的”教堂中转入独立的家庭教堂。
但是，想要加入广州牧师王道的家庭教堂，可能会遇到比想象中大的多的困难，甚至需要一点奇迹。
王牧师在过去两年里把教堂换了30个地方。
他的良人家庭教堂不断遭受当地警方的骚扰。“每次我找到一个新地方，警察就会威胁房东停止出租房屋。”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王牧师在5月和6月被拘禁了36天。警方在5月8日把他从家里带走，他说，警察告诉他“你是一个假牧师，一个骗人的牧师，一个冒牌预言家。”
×××学生运动之后，王开始信奉上帝。他本名叫王同江，曾经因为在武汉召集学生纪念1989×××而被关押一年多。他说，政治已经与他无关，但是他的布道依然经常被武装警察打断。
最近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王在广州南郊的一个酒店的礼堂中做了布道，一大批学生对此很赞赏。21岁的罗荣衡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喜欢基督教，没有任何坏事发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很和谐。”23岁的吴雯静说：“我觉得做基督徒挺好，能够加入一个教区也不错。这里有和善、安定的气氛，人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人一生中应当有一些信仰。”
但是，在中国，独立的宗教信仰是需要代价的。遍布全国的政府机构对宗教行为的监控依然严厉：国家宗教事务局（它拒绝了就此文章采访的要求）、各种爱国团体、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国土资源局，各级政府都有一个密集的方阵来阻止独立的宗教行为。
人们和宗教领袖还有一种恐惧的情绪，来源是一些困苦、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经历。
北京向南150公里处，是河北省的一个村庄。走过一条肮脏的土路，经过玉米地和梨树园，忍住猪粪的强烈臭气和树上挥之不去的蝉鸣，就是乌丘村的圣心天主教堂。
现在是星期一的中午，从这里可以听到儿童玩耍的声音。这里有一个孤儿院，里面有80名儿童，大部分都患有严重的残疾。照顾这些孩子的是一群贫困的修女和一位牧师——贾志国主教。他们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来源。一位温柔、微笑的50多岁女士张瑞珍说：“人们就把孩子放在我们的门口，如果我们不照顾他们，谁来照顾呢？”
76岁的贾主教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他刚刚被无理拘留了15个月。他还有过更恶劣的经历：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门外汉时，他因为邀请一位天主教牧师来到家乡而被判入狱15年。如今贾主教被24小时保护。
他在1980年被梵蒂冈任命为主教，中国政府因此视他为叛徒。中国不承认梵蒂冈的主权。梵蒂冈官方也不承认中国，它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
作为妥协，中国当局允许贾每日做弥撒，一些当地人也可以参加。但是他不被允许履行任何主教的职责。
星报记者在7月设法绕开安全监控设备，进入了他的房间。这是一个装饰及其简陋的小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沙发，墙上是耶稣基督和一名法国圣徒John Vianney的艺术主题作品。
他热情地欢迎客人。但是当他得知来人是记者之后，他恢复了老人佝偻的身躯和缓慢的动作，低着头说拒绝接受采访。他不可以出现在镜头里，他不可以被拍照。他轻声说：“我不能接受采访，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向你保证——这会给我带来灾祸。”
宗教信仰在中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繁荣地发展。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在像临汾和乌丘村，以及无数小城镇的地方，甚至在北京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信仰和恐惧依然结伴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