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善玉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乔治亚大学化学系博士候选人古懿是本台的常客，《亚太报道》《周末茶馆》《心灵之旅》等节目，都时常出现他激昂的声音。
拥有穆斯林信仰的古懿是回族人，因此，和维吾尔弟兄一样，不幸的他成为习近平时代被“刻画为ISIS第五纵队”后再搭上反恐顺风车，因种族和信仰而遭侮辱遭贬损的“不可接触的贱民”。
89.64后出生流亡海外的古懿，是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持不同政见者，参与了香港雨伞革命，因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纪念日发表“六四公开信”而知名，宣称“为自由而反抗压迫是自己的价值观”。
赴美深造后对国内恶质化政治生态日渐厌恶乃至绝望的古懿，在2016年底开始串联一些留学生致信习近平，要求习近平“停止法西斯式的迫害，释放权平以及所有其他被你绑架的公民”，提出挑战性问题“谁来驾驶坦克碾压我们——八九的下一代学生”？并警告他“不要谱写你自己作为暴君的未来”。古懿在信中否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期待大规模和平抗争导致共产主义体制瓦解， 并声称对“报效祖国”不感兴趣。
这是《不同的声音》第一次采访古懿。采访动机源于他起草并联合近三十位世界各地拥有穆斯林，基督教，天主教乃至佛教信仰的大学生在台湾《自由时报》首发的2018年元旦《年轻人给习近平的一封信》，这是他发起和起草的第二封措辞极为强硬的致习近平新年公开信。
以下是公开信全文：
审判日近了—年轻人给习近平的一封信 2018-01-11
习近平：
我们是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立志颠覆你的政权和分裂你的帝国。因为至仁主的恩典，我们希望你为那些在你名下的罪行忏悔，以免在复活日带著恐惧走上终极法庭。
中国及其殖民地经历了迫害和镇压加剧的二○一七年。刘晓波在与世隔绝中离去，伊力哈木仍在囚笼，吴淦被判八年重刑，王全璋和权平生死未卜，秦永敏和扎西文色走上法庭，维吾尔留学生在全球被绑架，哈萨克人成批消失于再教育营，清真书局遭连根拔起，喇荣佛学院被部分夷平。我们无法列举所有受难者的名字，只有全知的主彻知所有罪行。
中国共产党踏著井冈山的血路走过了九十年。这条路上有传教士和作家的头颅，有长春和夹边沟的饿殍，有入侵者射向布达拉宫的炮火，有占领军辗过学生躯体的坦克，有穿过陈克礼头颅的子弹，有林昭留下的血书。屠杀构成了你们的历史，鲜血染红了你们的旗帜，而你从前任们那裡继承了他们带血的遗产，继续著他们流血的事业。
这个嗜血的政权必须被颠覆，这个嗜血的帝国必须被分裂。
我们从至高的主那裡获得了反抗的许可，我们在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我们含著热泪彻夜祈祷，我们知道有宝座的主垂听被压迫者的呼喊。我们收刀入鞘，只以鲜花和蜡烛为武器。当全能的主意欲的时候，鲜花将堵住你们的机枪，蜡烛将熔化你们的坦克。
而你将作为暴君走向坟墓，作为凶手在末日复活。当太阳黯黮的时候，当星宿零落的时候，当山峦崩溃的时候，你将看到功过簿被展开、天皮被揭去、火狱被点燃。在那一天，你将无法否认自己所做的善恶，你将看到毁灭坑中的烈火——那烈火能升到人的心上，你将看著被你们践踏过的灵魂沐浴乐园的恩泽。即将古稀的你，将怎样预备那一天的到来？
在新的一年裡，我们为自己祈祷，也为你祈祷。我们不会跪在你面前祈求暴政下的仁慈，我们跪在至赦主的面前祈求他拯救你的灵魂。
起草人:苏莱曼·古懿 (美国)
联署人: 陈涵 (美国)，吴乐宝 (澳大利亚)，陈闯创 (美国)，艾哈迈德·马兆峰 (中国)，王珞 (美国)，阿不都外力·阿尤布 (土耳其)，吴俊伟 (香港)，刘欣阅 (美国)，王仲夏 (美国)，凯赛尔·吐尔洪 (美国)，邢鉴 (泰国)，胡经纬 (美国)，库德热提 ·艾子子 (土耳其)，刘意 (中国)，穆萨·谢晓斌 (中国)，姜澄 (中国)，张鹏 (中国)，吐尔别克·黑班 (哈萨克斯坦)，杨思婷 (加拿大)，(伊斯梅尔·马聚 (美国)，季节 (美国)，王涵 (美国)，宋潇伟 (美国)，阿不都拉·外力 (土耳其)，丁乾坤 (中国)，王剑虹 (英国)，埃尔宏·亚拉卡 (瑞典)，马正川 (美国)，孙擎 (加拿大)，倪世忠 (中国)，刘耀元 (日本)，祖丽菲亚·奥斯曼 (瑞典)， 方嘉澍 (澳大利亚)，周峥 (中国)， 埃里克·亚拉卡 (瑞典)，张加福 (中国)
本次节目受访嘉宾古懿，在访谈的主题——致习近平公开信中的措辞，乃至访谈对话中的用语，是勿论国内新闻界，即便海外中文媒体也避讳的敏感用词——东突厥斯坦，殖民地独立，伊斯兰民族，穆斯林信仰等等等等。仔细观察回顾的人们会发现一点，这些担心大多产生于中共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人地区残酷镇压政策失败后摇身一变，高举“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大旗，无情剿灭“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之时，占领舆论高地，牢牢控制住拉大旗做虎皮的反恐话语权之后。
从此，一大批原本纯粹中性化的地名，学术用词，宗教术语，不仅仅在国内舆论中被全盘妖魔化后销声匿迹，甚至在海外自由言说环境中也貌似洪水猛兽般的被“能避就避”“能躲就躲”，它们是：“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西域”，“东土”，“东突”,“穆斯林信仰”，“可兰经”，甚至“民族独立”，“国家分裂”“殖民地”等等等等。
这个现象正常吗？
连《纽约时报》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该报中文版2016年10月27日以《中国人染上了“伊斯兰恐惧症”？》为题发表了署名刘波的长篇评论：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通常被认为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并不属于中国’传统’，21世纪以来又因9•11等事件影响而出现加剧趋势。而中国当前‘方兴未艾’的‘穆斯林恐惧症’，既有外部输入因素的影响，也与中国本土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暴恐事件，以及官方相应的民族、宗教、反恐政策有关。同时，长期存在的族群矛盾，尤其是维吾尔族、回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这种歧视…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官方以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的名义限制有关维吾尔族与回族问题的公开讨论…而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知识分子在遏制‘伊斯兰恐惧症’方面做的工作不够，相反，不少知识分子本身就染上了“伊斯兰恐惧症”。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知识分子会对伊斯兰教、穆斯林进行笼统化的负面刻板描述，如‘封闭’、‘保守’、‘落后’等，而且除穆斯林知识分子外，通常难以看到其他知识分子对此提出抗议或反驳…而中国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响，认为穆斯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会强烈抨击‘政治正确’和所谓的‘白左’，认为宽容穆斯林是一种幼稚的‘圣母’行为。如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林达在《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一文中，把伊斯兰教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由于知识分子没有起到传递有效知识和‘缓冲阀’的作用，中国的‘伊斯兰恐惧症’短期内恐怕会有加剧趋势…除非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一正在萌生的危害形成普遍意识，并真正把‘伊斯兰—穆斯林’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研究，认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倾向而对此做出过于简化的判断，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不同的声音》搜索了本台特约评论员的相关言论发现，在近些年新疆少数民族政策的极度倒行逆施下，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正在被愤怒的情绪打破！
本台特约评论员王丹在2017年5月26日的专栏【王丹热邮】中以【走向文明行列的必经之路 ——评《被隐藏的中国》】为题写道：
“历史上，新疆地区曾经一度独立，在1944年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首都定于伊宁。但是这个在苏共和中共共同支持下成立的新生国家，却在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元年）夭折于一场神秘的空难【2】，在那场空难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袖阿合买提江.哈斯木【3】和大多数的东突政府官员全部丧生。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当局对历史的封锁，大部分中国人应当是一无所知。如果不让人民了解真正的历史，又怎么可能在一个社会中取得解决历史延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共识呢？这，是中共无法解决新疆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本台另一位特约评论员，著名作家余杰则在同年的3月7日在本台专栏《禁书解读》中以【东突厥斯坦不是中国的“新疆”——霍尔•唐日塔格《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真实世界》】为题写道：
“从清末起以‘新疆’鸠佔鹊巢地取代‘东突厥斯坦’，中共政权更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命名为‘维族自治区’，进而将‘东突厥斯坦’跟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挂钩，使之成为一个让人生畏的负面词彙——其实，东突厥斯坦是一个中性的地理名词。长期以来，‘东突厥斯坦’被遮蔽、被封锁，关于它的历史与现实，是高度敏感的禁区。直到九一一事件后，在全球反恐的新形式之下，中共趁机将‘东突厥斯坦’污名化爲恐怖主义，这个词彙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
如果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就不会有‘新疆’这个名字了。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满清帝国派出左宗棠西征，在东突厥斯坦屠杀了多达一百万人，才将其彻底征服，并以「新的疆域」将其改名为「新疆」。从此，东突厥斯坦正式被併入中国的行政省分之一，至今不过一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