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明慧网
恐惧造成了奴隶。
但当恐惧威胁着个人的生存，并且成为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时，当恐惧不仅不是白色的、灰色的，而是红色的，当人恐惧的不仅是吃什么喝什么，而且是对自己的思想与言论，那么，恐惧所造就的不止是奴隶而已，它更造就了许多的红色斗士、革命战士。而这斗士兼战士恰恰是最可怜的奴隶，因为他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奴隶，但他却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是奴隶，反而满怀着雄心壮志，要解放全天下一切受苦受难的奴隶。
三十岁后回想往事，我发觉自己多年来就作了这样的一个奴隶。
那时，我正在读了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对“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畏不知所畏者是什么。”等等。我不敢说我完全明白了海德格尔所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完全同意他所讲的，但他的话却造成了我心理上的地震，我感到自己以前白活了。恐惧扭曲了我的生命，使我多年来只是活着，但却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活着。
我反省到的不止是文化大革命，而且更早。
童年时代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不是偶尔饿一顿、两顿，或者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三年。有时饿的实在抗不住了，就喝点水，这样胃就能好受一阵子了，但不一会儿就听到肠子里咕噜咕噜响了，响后我更难熬，一个劲地说：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饿─我─死，这三个字连在了一起，就造成了一个深刻的生存经验：人要是挨着饿地活在世上，那还不如死了的好。长大后我明白了：若是控制住了粮食，那虽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思想，但也可以使人因恐惧挨饿而不敢思想，拒绝思想。
再大了一点后，我恐惧的就是自己长大了注定是一个农民。虽然广播和报纸中都赞美贫下中农，但很少有农民瞧得起自己，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在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中的二等公民，更因为农民太穷，生活太苦，干的活太累。虽然这种恐惧并不经常伴随我，因为我还小，还在读书，但由于它是自己对未来的恐惧，所以就显得格外深刻。
我的最大恐惧是对自己到底要不要成为人的恐惧。
毫无疑问，只要看看鸡鸭鹅狗，看看风花雪月，我就明明知道自己是人。但问题在于，多少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不能抽象地谈论人，只能按照阶级斗争理论来看人，就是说，只有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没有抽象的人。更简单地说，你不是人民，就是敌人，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一旦成了敌人，你就不是人了。既然你不是人了，人民就可以任意批评你、折磨你、蹂躏你、侮辱你、杀死你。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逻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为了我活，你必须死。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恐惧：
文革开始不久，我母亲所在的生产队，就把一些所谓的敌人揪出来，有一个又干又瘦的老刘头，被说成是坏分子，斗他的时候，几个年轻人使劲地打他。记得有一个姓李的小伙子，以前他爸经常追着打他，而现在他则是见到了一个敌人就揍一个，脚也踢，拳头也上，打嘴巴子则左右开弓，边打还边喊，我X你妈的！我看你还老实不老实！我X你祖宗的，我看你还怕不怕！不但被打的人怕了，看打人的我也怕了。
刘叔被打的那一次，把我的恐惧推上了高峰。
在我们生产队的五十多户人家中，刘叔是唯一的大学生，并且是在四九年之前毕业的。他们一家是六零年前后从本溪被赶到我们生产队的。刘叔文质彬彬的，见人也好，与人说话也好，老是面带着笑容。他还从来不说粗话，干活时就默不作声使劲地干。
他们家有一大群孩子，粮食老是不够吃，有时，刘婶就到我们家借点粮。我们两家关系不错。
文革深入到了农村后，刘叔也被揪出来了，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因为他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斗刘叔时，有人喊着要他交待问题，他交待了几遍还不行，一个队里的车老板大喊了一句骂娘的话后，说，我叫你不老实，我叫你不老实，看我怎么治你！于是，他把一个酒瓶子朝着一块洗衣板一摔，命令刘叔：你给我跪在搓衣板上，你给我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大热天的，刘叔就这样被逼着跪到了洗衣板上。他一跪下，血就从膝盖上流出来了。而从头上往下流的，则是汗水。
这件事过去都三十多年了，但就在今日，当我回想起当年的场面时，心中还直打哆嗦。而当年，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恐惧心情看这一切啊。而在我身旁的那些大人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刘叔叔求求情（为敌人求情，就证明了你也是敌人，这是那个年代的逻辑），他们有的把头低下了，有的眼睛露出了冷漠的目光，而那些眼球发红的人们则高叫：你到底交待不交待！
恐惧！最大的恐惧是对人的恐惧，是你被人民当成了敌人，人必置你于死地。
从小我就怕疼，怕父亲打我，怕去卫生所打针。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就读长篇小说了，像什么〈红岩〉啦、〈青春之歌〉啦，等等。在那些小说中，都塑造了几个共产党员的伟大形象，我真是佩服他们，渴望自己长大了，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但遗憾的是，这些小说中总会写上几个叛徒，他们原来是共产党员，但被特务抓去后，架不住坐老虎凳这一类的严刑拷打，就什么都招了，成了叛徒。叛徒的下场，没有一个好的。
看过这些小说后，我老是怕自己当不成英雄，却当上了叛徒。有时，大白天的，我就陷入幻想之中，看到了自己为共产党作地下秘密工作，但被叛徒出卖了，抓到了监牢中。特务问我，你说不说。我大声回答：不！党的秘密我知道，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告诉你半点！（电影和小说中都是这么写的）好哇！我看你嘴硬！来人哪，往他手指甲中给我钉竹签！看他讲不讲！
每次一想到这，我人一下子就清醒了，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怕我在想象中成不了一个英雄，倒成了一个叛徒。
于是，为了摆脱恐惧，就要造成恐怖。我斗争敌人，是证明我不是敌人的最好方法。这就是我在生存中实际奉行的一个方针。
这样的认识，我是直到现在才达到的，当时我并没有任何这样的认识。到处可见的那一团团的红色，已经把对生存的恐惧造成了我的本能，以至于我在恐惧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恐惧，反而以为，我是斗志昂扬，是阶级觉悟高，是无所畏惧。而触目可见的红色恐惧，我不仅不以为是恐惧，反而以为那是革命风暴，好得很，对敌人就该革他们的命。
这样的恐惧几乎已经成了自己的天性，就是到了今天，来美国已经十多年了，绿卡也拿到手了，但提笔为文时，我有时还提醒自己，有些话不能说，给自己找麻烦倒没有什么，但别给人找麻烦。
每一次回国探亲，老人也一再叮嘱自己，在外面可别乱说。而同学和同事则告诫我：老范哪，你可千万别参加什么民运的。更有的则开玩笑说，老范，你可别以为你在美国了，就能随便犯错误了。
是呵，那就是我那几十年生活中最大的恐惧：可别犯错误了，千万不能犯下政治错误。犯别的错误，哪怕是男女关系的错误，都还好说，有出头之日，顶多就是名声臭了。但若犯下了政治错误，成了人民的敌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正是内心中那不敢言明的恐惧，促成了我青少年时代那么积极要求上进，追求进步，那么认真地听党的话。我绝对不想成为人民的敌人，于是，我就必须成为人民的敌人的敌人。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时，虽然他远在北京，但我还是写批判稿批判他，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上面说了，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敌人。对于最大的敌人，我必须保持最大的仇恨，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把他批倒批臭。
后来林彪出事了，他的政变纲领被公布了。本来那上面说的一些话要是毛泽东说了，自己会从心眼里头赞成，像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是变相劳改，知识青年下乡是变相失业，等等。但林彪已经被说成了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也就认为那些话是反动透顶，是疯狂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恶毒诽谤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于是，我又积极批判林彪的反动言论了。
到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时候，重复的还是同样的逻辑：无情地批判敌人，是证明自己不是敌人的最好方式。
正是在那种无形的恐惧的威胁下，我本能地找到了逃避恐惧的唯一道路，那就是：一切惟伟大领袖之意志是从。
于是，在那些年中间，我已经习惯了不问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问何为善，何为恶？也不把那些敌人当成人。我只要明白一点：谁是人民的敌人，而达到这一点的不二法门就是：领袖说了什么。
我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管领袖说了什么，凡是他所说的是，就一定是是；他所说的非，就一定是非。他认为是敌人的，就一定是敌人；他认为属于人民的，则非人民莫属。哪怕这个敌人昨天还是自己赞美的伟大统帅，但一旦翻脸了，说他是最阴险的敌人，我也就跟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的确如此，也不管这个弯转得多么别扭，照转不误。
与这种逃避恐惧的逻辑相关的，就是我在内心中形成了一种自我检查的机制，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与领袖的思想相符合，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是否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是否紧跟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我一旦发现自己的话对不上上面的宣传的口径，就先认定自己是错了，然后赶快学着报上的电台上的话来说话，而对于举红旗，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要举得更高一点，要举到底。
那时经常发表的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促使我不断地启动了自己的自我检查的心理机制。
在自我检查的心理机制的帮助下，我就真心地按照报上所宣传的榜样去行动了：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
就这样，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隶。而一个人一旦作奴隶作得太久了，他的心灵完全麻木了，成了主人手中的一个工具，会说话的工具。
2002年2月18日 下午四时
修改于2002年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