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57年“反右斗争”，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很多“反党”和“反革命”集团。民盟中央有“章罗联盟”集团，全国文联有“丁陈反党集团”，剧协有“吴祖光二流堂反党集团”，我们“天府之国”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派集团”。一时集团多如牛毛，真真假假不得而知，但对“四川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右派集团”却知里中个由，因我是其中一员“干将”。按说，既称集团，就有团头、团干、团众，还得有纲领、计划、目的，甚而秘密地聚在一起开会商讨集团大事等。可我们这个集团什么也没有，人与人相互不认识，就勿说章程、纲领，计划、目标了，纵是“主帅”石天河，也没坐在一起说过话。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煞有其事地作过报导，写得有鼻子有眼，中共四川省委还发有红头文件于以确认，能假吗？在那个党政机关带失造假作假的年头，胜过今天农贸市场上的“伪劣产品”，盈街满市堪称一绝。故今日胡温“以人为本”的政府拼命治贪打假虽然花了很气力气，效果却是越打越多，几乎成了国殇。我想这与当年制造各种假集团不无关系吧？自种苦果自己吃，怨得谁！
石天河本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1924年生，1947年开始文学活动，1948年在南京作新闻工作期间，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他长我11岁，一直在文人圈子里混，是个直性、直言、直文老资格的革命书生。
他个儿不高，喜欢皱着眉头想事，走路不看人不看路老望着天，神形如斯，表里一致。对满意的人和事，一脸是花；不满意，则一脸是冰。听说1979年末他“平反”“改正”，穿着身赃兮兮烂朽朽的衣服，从大山里雷马屏劳改农场，回到一别二十二年的四川省文联，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时为文联负责人的李累先生（当年反右五人小组领导者之一），满脸是笑迊上前，有点内疚地伸出手：“天哲，受苦了？欢迎！欢迎！”
他正眼不视，冷冰冰回敬一句：“你两手贴满鲜血，谁和你握。”
就这么一句话，再也回不到省文联，最后分配安排到江津师专教书去。他不悔，有天生才气、豪气、文气，很快征服了莘莘学子，一个小他近三十岁的美女学生，狂恋上他，非要与他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但遭到父母强烈反对，因他的年龄长未来岳父、岳母好几岁。爱情这东西非常奇怪，一当两情相许，两心相印，就像江水奔腾，烈火燃烧，是斩不断，泼不灭的。女儿抗命，殉情要嫁，沸沸扬扬，佳话溢泻小城，此事是80年代江津地区一条最大的社会新闻：“右派石天河，有艳福啊！”
当年，我和他关系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私下没说过一句话，未聚过一次。因他是省文联创作辅导部文艺理论批评组组长，有地位、有名气，是大家公认的老师。我呢，一个地方报小记者、小编辑，不起眼的“小不钉”。加之我压根儿烦文艺理论，认为那东西对创作用处不大，是“弹花匠的女，只会弹［谈］不会纺”，用不上排场。加之有人说他是个“眼晴长在额头的人”，故底气不足，相交有距离，如果万不得已“狭路相逢”时，仅抱之一笑，颌首点头，以示敬意。
一次在茜子家聊天，邱原说石天河被搞得很惨，1952年“三反”因历史问题被停止党籍，“肃反”中又因胡风事，关押审查近一年，整得灰溜溜。我有点同情，问：他有什么历史问题？邱原无可奈何地笑笑，说他是反革命，其实哪是什么反革命。
邱原说，1944年抗日战争末期，日寇从湖南经广西打到贵州，他当时是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被工厂遣散，全家生活无着，偶然在贵州独山邮局门口，看到一张“国防最高委员会特种技术人才学校”的招生的广告，便去报名投考。去后才知道是个国民党训练军统特务的训练班，好不容易一年后逃了出来，跑到南京去参加了进步文化团体，再后加入了共产党。在我看来，这是他生命中不幸。我哦了声，有点为他不平，但仍未有来往。
俗话说，“人不找人鬼找人”。想不到那场大灾大难运动骤然降临，他竟成了我身陷“四川文艺界七人反党小集团”和“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右派集团”的“主帅”，怎么址上的不知道？1957年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在神州大地燃烧起来，在党的“关怀爱护”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陡然身价大增，一时成了报刊版面“新闻人物”：“右派分子晓枫（黄泽荣），必须彻底交待与石天河、流沙河的反党罪行！”
我“牛吃南瓜---无从下口”，哪有的事呢？不是白肉上生钉么？说流沙河与我有扯不清的关係到还不冤，因我两人不但私下多次相聚，还有书信往来，他可连一句也未说过啊！，
这“理还乱，剪不断”的公案，在四十多年后才逐渐逐渐地闹明白了。2002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近二百万字的四大卷《石天河文集》，在第二卷《野果文存》第571页《回首何堪话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一文中有所提及：
［关于“《星星》诗祸”的起因和“反右”的经过，这篇文章里无法多谈。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星星》是四川文联主办的诗歌刊物。编辑部主要是四个人：白航任编辑主任，我任执行编辑，白峡、流沙河任编辑。1957年1月创刊。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创刊的第一期，就遭到迎头一棒。先是因为所发表的一首爱情诗（曰白：《吻》），被《四川日报》上一位署名“春生”的批评家，在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一篇文章里面，斥之为“色情”的作品。并认为《星星》把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我们不服，于是，我写了一篇《诗与教条》，对批评进行反驳。随后，批评家们就进一步地揪出流沙河的《草木篇》，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四川日报》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及其他人的反批评文章，都压住不发。（主要原因写《死鼠乱抛》的“春生”，实即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我们坚持按“百家争鸣”的原则，应该容许反批评。报社不发，我们就准备自行印发。这就引发了一场大祸。四川文联领导以“机关大会”形式，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陈谦等人，进行了压制性的批判。并给了我“停职反省”的处分。到1957年4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因毛主席在接见与会人员时，对《星星》和《草木篇》的问题，说过一些话。四川文联主席常苏民回成都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及毛主席的话。宣布撤消了对我的处分，并表示了歉意。这样，“《星星》诗祸”的第一波，才告一段落。可是，当5月间我被允许去峨眉山写作以后。成都的“大鸣大放”已经展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引蛇出洞”的“阳谋”。随后，在“反右派运动”中，就酿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我和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判15年。万家骏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判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及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大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也被划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劫人先生也被批判，险些划右。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只有流沙河一人，因写过一万二千多字的《我的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使当时文联领导顺利地挖出《一读编造》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因而，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划为右派后，仍留在四川文联机关管制，作些帮助看稿之类的工作。但“文革”中也下放农村劳动过。］
原来这个“反革命右派集团”，就是当今“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12000字的“交待坦白”引起，来自自家营垒的东西还有什么话说？至于说到他，“用胡风反革命衣钵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事，就更为有趣了。
他说，他第一次知道“胡风”这个名字，还是抗日战争初期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才知道胡风与巴金、黄源一样，是鲁迅先生所看重的左翼作家。那时他才十几岁，并不懂得“两个口号”的争论有多重要，甚至那文中提到的周起应，他也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周起应就是周扬。后来，在抗战中，虽然零星地读过一些“七月派”的作品，但直到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动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时，他才知道原来胡风与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一直还在继续发展。当时，他刚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不久，对文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并不很懂，听文化界的朋友说：胡风那一派人，是进步的，不过有点小圈子作风，也有点左，总觉得他们自己思想最激进，理论水平也高一头，不大瞧得起别人，有一些老作家跟他们有隔阂。但他们是革命的，对反动派是从不含糊的，是要真刀真枪干的。
人总也有投机的时候，他也投过一次机。1955年反前胡风前，出于想当左派和创作表现欲的支使，他主动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谁知弄巧成拙。在后来“反胡风运动”中，因有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和在南京参加过一次文艺座谈会见过路翎，他成了审查对象，被“挂起来”，直到1956年初还说他“用胡风反革命理论毒害人”。事情是这么引发的：1949年进军西南后，他在《川南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有一位在合江师范学校教书的作者刘彦伧，常给副刊投稿，有一篇用民歌形式写成的《榕山谣》，他认为很不错，有修改前途。1953年他去重庆参加西南作协的创作会议，会后绕到合江师范去会刘彦伧，想谈谈如何把《榕山谣》修改出版的问题。见面时，刘的房间里有好几个男女学生，看见他来大家很高兴，刘向学生们介绍，说他是作家、诗人，在座的学生们就来劲了。围着他问这问那。其中，有一人问：学写诗要读些什么书？那时候新诗的理论书出版得很少，只有亦门（即阿垅）的《诗与现实》，是唯一的大部头诗学论著。因此，他作了推荐。后来那个学生考进了海军的某个部门，在“反胡风运动”中，因读过亦门的那部书而受到批斗，因而便交代出他是教唆读“胡风分子”的书而受到“反革命思想毒害”。这不过是一片鸡毛飞上了天，在暴风雨中被人当成了毒箭。
这些滑稽的历史事情，现在听起来简直是神话，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无处不是这种神话。因为我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总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1980年末，我“平反十改正”回到报社，他已去了江津师专执教，相距千里自难见面。1987年我去了北京，承办编辑出版《中国市场信息》半月刋，1989年秋，首都记者赴宜宾采访红楼梦酒厂，我也是其中一员，巧好碰上他。在饭桌上我们两人谈了几十分钟。此时的他仍傲气十足，对未来满目春光，正在写大部头，说到往事，心中大为不平，愤然骂道：“那帮整人的家伙决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不愿在文联呆，看不得他们那付猫窃鼠偷的样子。我准备好好把这段历史写一写，把那个伪君子的嘴脸公诸于世，对于［名诗人］我永远不会原谅……”
去年五月，我闲着无事可做，便约上几个老右去江津专程看望他。，见面陡然一愣，不知是时间流逝卷走了他的傲气，还是妻贤子孝温馨日子的原因，面前的他巳成了一个祥和与世无争的老人，一脸是笑，满目慈祥，一心一意在写他的回忆录。言谈间方知他早已恢复了党籍，妻子也是副教授职称，下步所考虑的是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问题。给我印象眼下的石天河是另外一个石天河，没有怨气，没有怒气，也没有不平，似乎日子就该这样平静快乐地过。而我总想着往事，说话老往五十年前走。但说到“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一事，他的脸上立即有了愤然，笑容不见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
他说，我根本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在1957年《星星》诗祸和反右运动中，有一位朋友的妻子为怕连累她的丈夫，写了个检举材料来“帮助我改正错误”。加上当时，《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列名于这一集团的除有你外，还有流沙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邱原、白航、白堤、沈镇、杨干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24人，其中，杨干廷、华剑、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等人我并不认识。经过许多大会小会与报刊文字的批判，这就变成了铁板上打钉的铁案。我“平反”回来，你们中好些人还在“山上”，我就到处打听你们的下落，天天找省委非把此事搞清楚不可。省委一些人顶着不办，我就不断向中央写信，向胡耀邦写信，最后是时为省委书记赵紫阳拍扳推翻的，我才不像那个诗人当缩头乌龟哩！
往事给人许多不幸，却又使人骄傲，那是人生中可贵的浪花。我还了解道，归后他一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诗歌理论方面的文章，也写了一些带刺的杂文，但不出格，四平八稳。又因断层断代关系，文章多不合时总宜，难为主流媒体采纳，仅在部分朋友中流传。因为成就总和风险联在一起，机遇自然与打拼是兄弟，失去主动出击，自然没有名气。他的文集是自费印刷，几乎花光了十多年的储蓄。在四本文集的扉页上，都有这样八句话：我生如陨石，磊落到人间，风雨凭陵夜，流光灼大荒。我心有长句，耿耿似天河，哭为千载哭，歌为万里歌。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北京老右发起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平反”签名活动，他是四川名人，我去电话约他入列，他到满支持，叫写上他的名字。无论怎样，总还记住他是个被关押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不像一些人乐而忘伤，作壁上观。酸楚仍在他心底，只要视为安全就会发声。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