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人生在世本乃“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短暂。然而一个人一生的离合悲欢，爱恨情仇又都可成为一本厚书，一卷长画。可能有“昨怜破袄寒”之夜，也可能有“今嫌紫蟒长”之日。所以民间有句俗话也说人一生“三穷三富不到老”。但不管贫富贵贱，顺境逆境，尤其是在逆境贫贱中更能看到一个人的素养与品质。本文想在这里介绍三位已过世了的右派朋友，一言以蔽之，大约就可归结为：可爱、可叹、可悲。
一、可爱的“音乐家” (博讯 boxun.com)
虽云“音乐家”并非音乐学院的教授、讲师，也不是作曲家，而是四川灌县县文化馆的馆长。但此人非常喜爱音乐，手风琴拉得十分漂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狂热声中，苏联电影中背着手风琴为别人伴奏或自拉自唱的青年男子，就是当时女孩们崇拜的“标准帅哥”。这位万文俊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其人高瘦，浓眉大眼，英俊逼人，再加上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中音，伴着他优雅的琴声，倾倒了他身边无数的姑娘，成为她们梦中的白马王子。但万先生往往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对姑娘们频频送来含情的秋波，却熟视无睹一笑置之。就在邱辟特的神箭引而不发之际，毛“伟人”一手制造的“反右”风暴，却无情地刮倒了他的身边。
在此之前，苏联的一个什么水利考察团，到灌县来参观古代李冰父子的治水工程。县当局对“老大哥”自然不敢怠慢，白天好酒好菜招待，晚上选了县机关单位中最年轻貌美的姑娘，来与“老大歌”联欢跳交谊舞。那时还没有什么卡拉OK音响设备，所以文化馆奉命必须去现场伴奏助兴。而万文俊的手风琴伴奏更被视为必不可缺的重要项目。可这位万先生却看不惯那些俄国佬趾高气扬，官员们低三下四的样子，开场不久，便拂袖而去。弄得领导十分尴尬。好在万先生家庭出身好，暂时拿他无奈。反右运动一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再加上有积极份子，为了表现自已，便揭发万文俊看不起工农大老粗出身的文化馆党支部书记，说该书记“周身没有一点文化味”，连音乐正谱（五线谱）都认不得，说“这是些啥子鸡巴豆芽足足啊”？对书记大人——党的化身如此不敬，再加上还有“反苏”的具体行为，“二罪”俱罚便划为“极右”。送“四一五”劳教自然是“罪有应得”了。
到四一五后，便被送往101队，该队全是老右，不象其他的队还混编有小偷，“乱搞男女关系”之类的“人民内部矛盾”者。因为全是政治犯，所以管得特严。¸该队的一把手指导员姓岳单名一个毅字，这岳毅对人十分凶恶，说话一口一句“我代表政府如何，如何”，“右派”们便据此给了他个外号叫“岳政府”。万文俊来后干活努力，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所以不被人注意。转眼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法定节日，队上照样要搞点什么文艺演出，一是装点政府的所谓教育关怀的门面，二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免得不干活坐着乱想。那年头还敢演什么，只有唱点革命歌曲，当台上“社会主义好”一曲大合唱正在进行时，台下一个高个子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喊道“错了，错了，这里是个切分音，完全唱错了”。歌声在惊诧中停止，大家 定睛一看，正是万文俊。而且他此时似乎已欲罢不能，一不做，二不休，走上台去试图予以示范纠正。台下的“右派”们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小声骂道“吃多了，神经病，都劳教了，还去管那些”。这时“岳政府”生气了，骂道“万文俊，你跟我滚下来，少捣乱”！有的积极份子，也马上配合“政府”轰万文俊叫他下来。万下来后仍不依不饶地对“岳政府”说“指导员，这是艺术，切分音要唱准，不能马虎”。他大概不知这位“政府”连“切分音”那三个字也认不得，更不用说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岳政府”立即予以迎头痛“骂”道“你这个家伙就是反动成性，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哪个敢拿去切呀，分呀？坚决给予打击”！——这台下“秀才与兵的对话”，真比台上的演出精彩多了。
“切分音事件”后，大家才开始留意这个人，但此人仍如既往，干活努力，沉默少言。只一门嗜好，有一支紧随其身的小铜号，空闲下来便自吹自奏，号声婉转悠扬，十分动听，还能吹出一些旧曲，古曲如“燕双飞”、“苏武牧羊”等。右派中不少是有音乐文化素养的人，便跟着号声小声哼唱起来：“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膻，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貌老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寨前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一有了词，问题就来了。劳教中有个外号叫“屁斑虫”的人，此人原是四川南充市公安局的干部，还是团员，肃反中，为了表现积极，竟将其亲生父亲诬为“国民党特务”，那个年头遍地都好象有特务，反革命。现在又是你亲生的儿子检举的，人家当然更加相信。遂将其父整得死去活来，要他“老实交代”。但无论怎么说，这公鸡总是生不出蛋的，所以最后查来查去，这“特务”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按理说这是诬陷，要负法律责任的。可是那个年代不要紧，人家一是靠近组织，二是革命警惕性高。所以没事，设事，还得了表扬。也许他此次尝到了甜头，以为只要按党的指示办怎么胡说八道都行。1957年又是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他于是也来当“积极份子”，也给领导提了几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意见。可他忘了，说你老子，哪怕乱说也问题不大，说领导那还了得？再加上他的父亲还有特务“嫌疑”，儿子当然就是“出身不好”，于是按我党“新老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不但划右，还送劳教。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人虽然劳教了，还在终日盘算如何表现积极靠近政府。于是便在其他的右派劳教们身上打起了“一本万利”的主意，把人家当作垫脚石，来表现他的“接受改造”。于是他几乎天天都要去向劳教队干部告发别人的“反改造”或“反动”言行。所以大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屁斑虫”。这是一种身上有特殊臭味的昆虫，以此表示对他的鄙视与厌恶。此人不但有一定文化，而且受过“我党“多年的教育，“政冶嗅觉“比一般人都要灵敏得多，所以一听见万文俊铜号吹出的歌，外加唱出的词，他顿时如获至宝，忙去向干部告密。并添油加醋。“燕双飞”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留恋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这还稍轻一点，特别是那首“苏武牧羊”的古曲，经“屁斑虫”一番分析，那就是借古喻今，苏武被匈奴捉去，北海牧羊十九年，就是不投降，而且“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这不正好表达“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投降，要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吗？
那个“岳政府”本来就是个文盲加流氓的货色，什么匈奴，苏武他虽然如听“天书”云里雾里，但说“就是要和共产党顽抗到底”，这是他“本专业”的“术语”，一听就懂，一懂就怒，一怒就兽性大发，指着万文俊一顿臭骂。什么坚持反动，什么与人民为敌，虽然这些字他也认不得，但早能倒背如流，骂起人来驾轻就熟，快如连珠屁流畅自然。骂完后还不解恨，抓起万文俊心爱的小铜号狠狠住地上一砸，末了还抛出一句：“下次再听见你吹，老子就给你没收了”！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了万文俊，说去检举这事的人就是“屁斑虫”。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吃了饭，有一小时短暂的午休时，大家正躺在铺上“靠一靠”，突然听见外面院子里传来沉闷的肢体相互击打的声响。于是有人伸出头向外一望，“喂，来看，来看，这‘屁斑虫’和万文俊打起来了“！当大家一涌而出来到院子里时，“战斗”正在惨烈地进行。但万文俊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屁斑虫”原乃“我公安干警“五大三粗壮实有力，因此万已渐渐招架不住，节节后退，脸上已两处挂彩。形势明显对万不利，再打下去，万肯定要吃大亏。“屁斑虫”是遭众厌恶的，人们都想去帮万，但又苦于师出无名。于是有两人便以劝架为名想加以制止，殊料“屁斑虫”仗着有干部宠信，便高声叫道“干啥，你们几个反改造的要来帮万文俊吗“？那二人一听更不敢动手了，但可以动口呀，于是那二人便风言风语地回敬道“你那么积极，为啥还不摘帽，解教，还给我们反改造的一样啊”？“屁斑虫”当然不服，也反唇相讥。“屁斑虫”又要顾着打，又要顾着骂，这一心不能二用，结果一脚踩“虚”在院边阳沟上，一下子跌入了阳沟内，谁知这沟十分窄小，“屁斑虫“跌下去被卡在沟里，连连挣扎几下也挣不起来。众人一见齐声欢呼“老万，好机会，快动手，狠狠揍”！有个更出“歪点子”，“那不是石头呀？往下狠狠砸嘛”！在众人一片欢呼的喊“打“声中，万文俊却平静地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和唇边的血，然后走到阳沟边，对“屁斑虫”说“君子不乘人之危以加害，你慢慢爬，爬起来我们再打”。“屁斑虫”经过一番挣扎，最后终于爬起来了，在众人一片愤怒，冷峻的目光中，垂着脑袋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对万文俊的评价，分为了两派，一派对万赞誉有加，认为这才是读书人的道德和君子应有的操守。另一派却认为万是书呆子，迂腐。“理论”根据是鲁迅的要“痛打落水狗”和毛的“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争论了一阵子。
1967年万文俊随“四。一五”筑路队来到灌县。近十年的残酷折磨，年纪不大就已罹患高血压。但他对于什么事都还是那么一丝不苟的认真。一个星期日队中进行兰球友谊赛，当离终场还有几秒时，万的这个分队，落后对方一分，却得到了一个在对方兰下“二打一”的好机会，几乎是个必进之球。此球如投中则反败为胜赢对方一分，对方已无反击的时间了。但传球的队员却把这个球传高了，飞出了底线，一声哨响“全场时间到”！万文俊在大腿上一拍，大喊一声“哎呀，这球怎么传的呀”！话音刚落，突然仰面倒地，队友们忙上前见他已不省人事。急送队上医务室，已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一个才三十多岁的人就这么“走”了！最后诊断结论：死于脑溢血。
也许这就是天意，自灌县始，又到灌县终；曾在这里展现过他靓丽的青春才华，也在这里结束了他悲惨的人生。一切就都这样匆匆逝去，只不知当年那些曾心仪于他的姑娘，在她们的春闺梦里还能找到这个白马王子的身影吗？
二、数学老师，为你长叹息
此人姓廖名远平，四川成都市人，是我的同乡。但我这位老乡确是貌不惊人，不但身材矮，皮肤黑，还因小时患眼疾冶疗不当，一只眼完全失明，另一支眼又高度近视。但此人可谓身残志坚。凭着那“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而且成为成都一所重点中学优秀的数学教师。还多次在当时全国范围发行的《数学通报》上因解开编辑所出的数学难题，或对数学上的某一命题提出独到的见解而多次获奖。这时校中也有位青年数学女教师姓李（因事涉隐私姑隐其名），年轻貌美。在教学中遇到困难便来请教廖远平，廖耐心指点，举重若轻，每次都使李老师得到满意的回答，获益菲浅。久而久之，李老师遂对廖由敬而爱。好象那时的女孩还不象今天一些人择偶的条件，动辄就要“身高一米八，样儿象周润发”，而更看重内在的知识学养。殊不知该校的党委书记，一个三十多岁的南下“老干部”，早就对漂亮的李老师垂涎欲滴，而且认为李姑娘在自已的“一亩三分地”上，“猎”下此“艳”，自不在话下。万没想到这半路上杀出个陈咬金，“黑丑怪”，“横刀夺爱”而去，真差点没把肺气炸。但婚姻法上并无择偶“领导优先”之规定，而廖远平又是个才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家“一不偷，二没抢，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所以一时也没啥办法去“修理”人家。
可是到了1957年机会终于来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就在眼前。要不要你当右派还不是我书记大人一句话。所以才新婚两年的廖远平不但“划右”，而且是“极右”立马押送劳教。一场棒打鸳鸯的现代剧就这样“圆满”落幕了。
转眼来到了三年大饥荒的年代。这时的廖远平早已与“老师”二字无缘了。因为他一眼失明，另一眼又高度近视，故他所在的四一五劳教队的战友们便戏称其为“廖瞎子”。除了集合点名能听到廖远平三字外，平时“廖瞎子”似乎就是他的“尊号”了。当然更没有人会去提到他曾在数学上的成就。在这个筑路队上，成天用的是钢钎，二锤；成天接触到的是路边边，山脚脚，谁还有雅兴去谈三角与几何？
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有麝自然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们的廖远平老师展现出了他的数学才华。那时全中国的人都在为一个“饭”字发愁，饭就是命。四一五筑路队是重体劳动，粮食定量每月大约是四十一，二斤，即平均每日约有一斤四两。如果按现在的生活条件，肉食蛋奶可随便买，一般人都吃不了。可那时十天，半月还见不到肉食，至于蛋，奶只好去梦里寻找了。每餐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片老叶菜，菜里连点油星也看不见，又是超强的重体力劳动。那几两米饭产生的“卡路里”热能确实难以维持一个个青壮奴隶的躯体。我对挨锇的体会是，如果偶尔一顿，或一天吃不饱那无所谓，如果天天，顿顿吃不饱，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所以每顿吃饭，对于自己碗内那一份的多少，已不是斤斤计较，两两计较，而是“钱钱”都要“计较”了。当时为了方便，用一个约30CM直径的小瓷盆把四个人的饭蒸在一起，然后你们四个人去平分。本来是个小学生都能解开的题，盆内划个“十”字不就四等分了吗？但在大瓮灶内蒸饭，不可能让每个小瓷盆都一点不倾斜，于是四等分中必有厚薄之分。对于“钱钱”都要计较的劳教们来说，这就不能不算个难题了。几乎每餐都为此发生争执。后来有人利用杠杆原理制成一把“土秤”，即用一根小竹杆，一头吊个小碗当秤盘，一头用麻绳拴个小石头当秤砣，形成支，重，力三点当秤用。但这方法太繁琐太慢，有时饭都冷了还未称好。这时我们的廖远平老师主动请缨，他说“我来分，我分好了你们把三份拿走，剩下一份算我的”，以此表示他决无“以权谋私”之意，于是获得大家授权。只见他端着小瓷盆，把盆360度的转一圈，偏着头用他那高度近视的一只眼睛，仔细审视后，然后默默地似乎念念有词，少顷，便手持一竹片，先在饭上似手打了几个点，再连了几根线，最后“刷刷”两下就把盆内的饭分成了四块。大家拿到土秤上去一称，秤杆只有一点“平”与“旺”的微小差别。这一下把大家都惊呆了，这“廖瞎子”怎么一只眼比我们双眼还看得准啊？有人便开玩笑说：古人早就说了嘛，“独具只眼”，当然一只眼看得更准啊！也有人更不耻下问去向他请教，希望能学到两招。可廖老师说这需要应用立体几何，甚至微积分的原理，说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懂。听说廖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讲函数、对数从不翻书，倒背如流，使师生们都叹为观止。可他当时怕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学问后来最大的用处却是用来分一盆饭！
1973年秋天，廖老师和其他几十人一起被调往四川永川县境内的永川劳改茶场。此处真可谓是穷山恶水，不仅山高，坡陡，路狭窄，而且入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秋雨绵绵，难见晴天。这对茶叶生长到比较有利。但对于担任采茶的右派劳教们来说，则是灾难性的。一是雨天野外作业，那时谁还给你发雨衣？一顶草帽或斗笠就是雨具了。而采茶必须弯腰，全身除头部外都遮不倒雨。二是整个茶场绵延十多里，全是崎岖陡坡小路，长期下雨路面湿滑，恐怕把申雪，赵宏博这样的滑冰高手请去也要摔跟斗。而且每天采茶必须完成高额的定量。完不成，批斗，挨打，甚至叫你晚上都要去完成。毫无人性的“管理”，人象牛马一样的被驱赶着，因此在陡滑的山坡路上，也象在竞走赛跑一样拼命奔向工地。
一天去工地途经一悬岩边的小路，因连日阴雨，人的脚上全是稀泥。行走中廖老师的一只旧塑料凉鞋从脚上滑落，掉在路边下草丛中，廖老师去到路边探下半截身子想去把鞋拾起来。但他视力极差，没发现路边泥土因连日阴雨已经松动，经他探下的身体一压，“哗”的一声，随着垮塌的路边泥土，我们的廖老师落下了万丈悬岩……
一个正在壮年而富有才华的生命，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廖老师，我为您长叹息之馀，回头看，当年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当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死神抓住我的一瞬间，侥幸逃脱了！
廖老师，安息吧 ！
三、可悲的，就长话短说了
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就是那位外号“屁斑虫”者，原南充市公安局干部，名叫姚奉启。后来此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右派劳教们，星期日通过请假，还可去附近集市上走走，平时也可接近到当地的一些农民，因而对社会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当看到那时农民吃草根，啃树皮，饿殍遍地的惨景时，一些头脑敏锐的右派，开始发出质疑与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下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议论中不免有人情绪激动，言词趋于偏激。有的人还相互传阅一些自己写成的文字，抒发自己的观点。“屁斑虫”不愧是出身公安系统，搞过刑侦的人，此时也装出一付大彻大悟的样子，甚至说出一些十分“反动”的话，获得了某些人的信任与他无话不谈。当他把许多情况“套”到手后，再添油加醋，经一番加工便密告上去，结果被上面认定为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集团。抓了几十个人，经酷刑逼供后，有的人受刑不过，又乱“咬”一气，案子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至上百人被捕，枪毙了好几个所谓“首犯”，其馀的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成了一个所谓惊动了中央的“反革命集团大案”。
“屁斑虫”终于在别人的生命和血泪上，建立起了自已的，“靠近政府，积极接受改造，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殊勋”。论功行赏，不但摘掉右派帽子，立马解除劳教，而且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尤其体现皇恩浩荡的是，竟通过公安部，将其两个子女的户口迁入北京。这在当时连一般的“革命干部”也难获此雨露天恩！可见当局对此的重视态度与欣喜之情。此冤案至今仍冤沉海底。
“屁斑虫”此次不仅算尽机关，大获全胜。而且他的那个“雅号”也在众位右派劳教中得到了一次“升级”。从此大家提到此人便呼之为“总屁斑虫”，以别于那些偶尔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的“小屁斑虫”。可是“总屁斑虫”万万没料到，他费尽心机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在前面等着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1966年毛泽东继发动“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后，又一手“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得意的“收官”之作——文化大革命。此“革命”似乎有点不同于彼“革命”。过去历次的所谓革命运动，都是中共官员“革”普通民众和阶级敌人的“命”，而这次“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叫大家来“革”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命”。这虽然是为了毛争权夺利的需要，但中国人中不乏聪明的人，立即接过毛的圣旨，并即以当年中共官员“整”人之道，还“整”中共官员之身。当然也同时拉上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来“陪斩”。所以一时之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而闹得最凶的一个问题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而要砸烂它，必须要给它找出几条骇人听闻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说文革前的“公检法”包庇，保护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为此各地都必须要找出一些实例，以证明所言非虚。“屁斑虫”恰好正撞在这“枪口上”。你他妈一个右派劳教份子，凭啥享受那么多的优待，这不说明是走资派包庇，保护阶级敌人又是什么？而那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公检法”老爷们，此时一个个都已是缩头乌龟，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谁还敢来揽这事？谁还敢来替“屁斑虫”辩解。而且在那些老爷心中，整死一百个“屁斑虫”又关他何事？所以“屁斑虫”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才从狗洞爬出来，谁知一下又落入造反派狼群中。最后终被批斗整死，而且死得很惨。
也许有人说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甚至认为是“因果报应”。其实在一个公民没有人权保障，没有民主，非法治的独裁专制的国度里，上至达官显吏，下至升斗小民，没有一个人是有真正的安全保证的，没有一个人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屁斑虫”的可悲下场，除了他个人的品质因素外，其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皆为必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