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文转自中国人权网
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代表作品：《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反省与探索》《传统与变迁》《断裂》《转型与断裂》《失衡》
极权主义的起源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极权主义的逻辑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
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
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
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
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
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
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极权主义为什么反对容忍
2010年，乌克兰举办了一个名为“1920到1950年代在乌克兰的极权主义恐怖”的展览。展览组织者说，举办展览的目的是想让乌克兰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苏共斯大林制度的犯罪行为。通过展览，人们能知道，当有人试图反抗极权极权统治，试图争取乌克兰独立时，极权政权当年如何残暴镇压那些人。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克鲁茨克说：“纳粹法西斯占领乌克兰的3到4年的时间里曾杀害了许多乌克兰人。但极权统治乌克兰70多年，镇压和迫害从未停止过。”
镇压和恐怖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希特勒和斯大林代表的极权主义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话，现在的朝鲜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活着的案例。现在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能假定这些极权主义者都是一种偏爱镇压与恐怖的虐待狂。如果是那样，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有消息说，朝鲜前一段对张成泽的处决，对一些看A片的人处决，都是用机关枪扫射的。甚至有消息说，有时用迫击炮进行轰炸。同时还要组织人们集体观看。这说明，在极权主义体制中，镇压和恐怖甚至成为一种表演的仪式。这说明恐怖对于体质是有意义的。
当然，在过去很多体制中，都存在过这种仪式。比如通常说的杀头示众等。但极权主义的恐怖是登峰造极的。“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说了上面的话。肖斯塔科维奇的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浸透到骨子里的恐惧。
有人说，恐怖可以使人服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历史上任何体制都需要服从，但为什么极权主义体制可以将恐怖与镇压运用得如此广泛和极端?这种体制有一种特殊的需求?
其实，任何体制中都会存在不满、批评、反对和不服从。但不同体制的区别往往在于容忍这些因素的弹性不同。极权主义体制似乎是最不能容忍反对的。这与极权主义的特性有关。
极权主义之不能容忍反对，首先要注意的是，是他的理直气壮。当然有人会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对，是因为利益。我的看法是，利益动机的明显化，是在其堕落时期。在原型的极权主义中，之所以不能容忍反对，可能恰恰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因为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即只有他才掌握着绝对真理。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极权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运动还是作为一种体制，都要求一种集中的权力，同时又要求这种集中的权力能够与作为其基础的群众相联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里的民主是联系群众的方式，而集中是确保权力的专断。
为了形成这样的权力与权威结构，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一个能作为这种意识形态化身的领袖，一个由这个领袖控制和统辖的政党，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维系所有这一切的是其神圣性。之所以不能允许质疑、批评和反对，是为了维护这种神圣性。没有这种神圣性，组织就失去了力量，与群众的联系就会中断。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极权主义对反对的警惕，也许与其对过去经历的记忆有关。极权主义要建立体制，政变与革命是两个基本途径。而无论经由哪种途径，他感受的都是一个敌对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敌意性的记忆，也许是其后来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极权主义如何利用恐惧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
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一篇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这样写道。
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着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在肖斯塔科维奇身上体现的这种恐惧，是我们理解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
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地说，统治与强力总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任何社会中，统治者总会努力使人们害怕一些东西。但在极权主义制度中，恐惧在统治手段中占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如前所说，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无所不在，渗透一切。但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权力是通过一个续谱不断延伸的。这个续谱的第一段，是直接的权力，极权主义权力的特点是总体性的。但尽管这个权力是总体性的，其延伸是有边界的。于是，接着这种统治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续谱的第二段，由权力制造出来的恐惧氛围。在这个领域，不用权力直接发挥作用，它制造出的恐惧氛围就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恐惧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边界的，这时起作用的，就是续谱的第三段，即由恐惧氛围的内化而形成的自我约束。
因此，制造恐惧，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一项工作，而这项工作往往通过表演性的仪式来进行。最近的一则消息是，金正恩的前女友、朝鲜歌手玄松月等10多位著名艺术家涉嫌违背金正恩的指示，制作、销售淫秽物品，8月20日被公开枪决。消息说，“公开处刑是在银河水、王在山、牡丹峰等朝鲜主要艺术团员和死刑犯家属面前，用机关枪枪决。”而在这之前，更具表演情节的是，金正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经将一批朝鲜高官用迫击炮处决，即把受刑的人置于弹着点用火炮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机关枪和迫击炮行刑的方式。它的作用，不仅是要结束行刑对象的生命，而是要产生一种极大的震慑力。这种震慑力超出一般人们对死亡恐惧的想象。
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起码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
人们通常说，死都不怕，害怕什么。这句话表明，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至少对我们一般的俗人来说是如此。但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制造出一种超出对死亡恐惧的恐惧。举个例子来说，人们经常对一件事情感到不解。即在大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宁可饿死在粮仓旁边也不抢夺粮仓中的粮食。人们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不抢粮仓，眼看自己要饿死了，害怕什么？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问题就在这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就是有比死更可怕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去抢了粮仓，不但自己还是逃脱不了一死的命运，把自己的家人，甚至子孙后代也毁了。子孙后代就会成为反革命家属，要为他的这种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很可能是祖祖辈辈的代价。
第二、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塑造了一个老大哥的人物，他从不露面，但又无所不在，监视着人们的一切。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吊诡的是，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弥漫性的恐惧，但其结果却是，形成了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更严重的依赖，因为，似乎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只有极权主义才能为你提供某种保证。因此，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是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与对极权主义崩溃的恐惧同时并存，甚至有时更担忧极权主义的崩溃。
第三、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
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主持人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十秒钟。那天他在街上拦下二十个路人，他向二十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二十个人中，有十九个人的回答基本相同。十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似乎生怕自己说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谁都清楚主持人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他们仍然不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甚至有人说，如果您明天采访我，或许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客案。那天这位主持人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他们总是害怕出错。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其实，只有恐惧升华为一种自我约束的时候，恐惧的效力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接着的问题是，这种独特的恐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种恐惧又是如何被强化的或再生产？这里需要注意极权主义恐惧制造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第一、你不知道你会因为什么而受到惩罚。这样的恐惧才会无边无沿。
第二、你不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样，惩罚所造成的恐惧效应可以倍增。
第三、你不知道这种惩罚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对于惩罚的猜测和等待，是制造和强化恐惧的有效手段，因为可以令你终日战战兢兢。
总而言之一句话，极权主义制造恐惧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不确定性，只有这种不确定性才能造成恐惧效应的扩大。同时，也只有不确定性才能形成你内心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而不确定性起作用的条件，就是权力的总体性和任意性。任意性才能造成不确定性，而总体性才能扩大任意性的空间。可以试想，面对一个流氓和面对一个疯子，哪个令你更恐惧？因此可以说，权力的总体性才导致恐惧的无所不在。而超越了恐惧的边界的地方，才是自由的所在。
文丨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丨共识网（IGONGSHI）
原标题丨孙立平：极权主义杂谈
本文由共识网授权@大案（mycase）发布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2017-09-2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8期，2017年9月15日—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