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邹长明转自教育网
又是一年教师节，朋友圈已经被“感念师恩”和“讨伐老师”两种声音占领。在评论人叶克飞看来，近三十年来的师德沦丧在整个行业内早已不是个别现象。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师生关系中对老师缺乏约束的固有缺陷与文革中将老师打倒为“臭老九”的两个极端互相作用的结果，当年的红卫兵很多也走上了教师岗位，我们便不难理解告密、体罚、孤立等技俩在课堂上的盛行。从“只尊师不重道”，到“既不尊师也不重道”，当下的师德沦丧，似乎早已注定。
　　或许是我交友不慎，每逢教师节，我的朋友圈里“念师恩”的不多，声讨老师的却不少。几年下来，攒了一堆坏老师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有性骚扰、有体罚、有辱骂、有冷暴力、有吃拿卡要、有不学无术……简直是可以编一本丑恶大全。最新听到的一桩事是这样的：一位80后朋友读小学时，因为母亲没给老师送礼，老师处处针对她，有天她穿着很平常的牛仔短裤去上学，老师把她揪出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道“贱货，你露给谁看！”
　　这些故事没有年代之分，当年收礼成风，如今仍是潜规则横行；当年有体罚有冷暴力，如今老师只需三天就可以把一个孩子彻底孤立；当年有些老师红卫兵出身不学无术，如今也有不少老师三观不正自己都不读书。
　　你当然会说，不是所有老师都这样，切勿以偏概全。但看看新闻、看看身边就知道，好老师当然不少，可当收礼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业潜规则，当体罚学生甚至致死的事件层出不穷，当老师性侵学生也不再是稀罕事时，我们无法不直视这样的行业现实：师德沦丧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有人认为师德沦丧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依据是改革开放前，老师可没这么差。但实际上，每件事情的影响都有滞后性。很多人怀念50年代的社会风气，认为现在风气变差，并以此为依据，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如老一辈。可年轻人压根不该背这个黑锅，因为他们并非社会风气变差时期的社会主体。换言之，人们所怀念的50年代，社会主体其实是1900年-1920年出生、经历过民国教育的那代人。同样，他们眼中社会风气变差的这些年，社会主体恰恰是在文革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代人没有经历过系统的美学和逻辑教育，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热衷搞批斗，还经历过物质匮乏，对物质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望。当他们成为社会主体时，这些弱点就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变化。
　　也就是说，近三十年来的师德沦丧，其种子早已埋下。再者，你说改革开放前的老师都不错，可那时候的老师不但不被珍惜，还都是“臭老九”，批斗是家常便饭，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已存在先天不足，“尊师重道”一说有着天然缺陷，对老师本就缺少足够约束，师德全靠自觉。文革则走上另一个极端，将“臭老九”打倒在地再踩几脚。两个极端互相作用，就造成了今日的师德沦丧。
　　当年孔子曾将弟子冉求逐出师门，并表示众弟子可“鸣鼓而攻之”。孔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冉求根据战争形势需要，帮助鲁国权臣季康子推行赋税改革，与孔子老人家的“敛从其薄，以德为政”主张相悖。这里不探讨谁对谁错，只探讨孔子的态度，其实他老人家的潜台词就是“你小子是我徒弟，你就得按我说的做，你居然敢背道而驰，那我当然要将你逐出师门！”
　　这种意见分歧导致的师徒决裂，其实印证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尊师重道”真相：“尊师”在前，你必须要做到，“重道”在后，得视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所“重”的“道”必须得是老师的那一套，如果跟老师不一致，那就是旁门左道，不但不能“重”，还得划清界限。
　　后来就有了“天地君亲师”这一套。敬天畏地理所当然，毕竟人类得尊重自然，即使古人的敬天畏地往往变成了敬畏鬼神，那也是蒙昧时代的朴素认知，实属正常。但后面的“君亲师”三者，可就成了制造奴性的根源。“君”就不用说了，尽管中国的皇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士大夫多半时间都举足轻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纯属评书里糊弄人的玩意儿，但皇权体制毕竟根深蒂固，即使是士大夫能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皇帝仍然是寄托士大夫理想的象征。至于“亲”，孝心不是坏事，但那种“你不听父母话就是不孝”的调调，直到今天仍在残害中国人。“师”列于最后一项，但危害一点不比“君”和“亲”小，孔子时期尚能与弟子探讨，可后世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填鸭，老师怎么说，你就怎么来。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思考成为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让许多人失去了自我。所谓尊师重道，往往成了弃道重师。
　　当然，传统教育并非只有糟粕，即使是许多人诟病的科举考试，仍是那个时代最先进也最可靠的选拔制度。中国传统教育里的师生关系也并非全是“老师一言堂”这么简单，在某些时候同样有着闪光点，比如宋代书院便是一例。宋代政治环境宽松，重视教育。书院气氛融洽，名师循循善诱、以身作则，学生自由择师、虚心求教。师生间互相问难论辩，教学相长。但这样的闪光点终究太少了，到了明清时代，书院便遭遇了思想钳制。
　　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对传统的继承，往往是将相对较糟甚至最糟的那一面当宝贝。儒家便是如此，比如孔子与他的弟子们，本是中国史上的师徒佳话，也是“尊师重道”的标准素材，但后人对弟子们的考量，显然也是一种“逆淘汰”——后世最推崇的孔门弟子是听话的颜回，而不是喜欢跟孔子辩论，甚至调侃老师的子路。
　　教育同样如此，近年来，我们常可见到“集体给父母洗脚”的新闻，还有号称“回归传统”的书院，常常搞出“跪拜老师”之类的闹剧。这可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也不能单纯以“国学骗子”定性，它归根到底是对传统糟糕一面的继承。所谓“中国人鲜有贵族，跪族却多”的说法，并不只限于这些显性的跪，更有无形的跪。
　　我友吴钩曾写过一文，探究“跪”之历史。他在文中写道，在椅子没有普及的年代，跪坐本是正常。直到唐宋时期，椅子渐渐普及，跪拜的尊卑色彩显得更重，但在宋朝这样一个“正常朝代”，跪礼很少被使用。如文天祥被俘后，见元丞相博罗，文天祥只是“长揖”，拒绝下跪，表示“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可见跪坐状态下的“跪”和椅子时代的“跪”之差异。但到了元明清，文化上的习惯性倒退在跪礼上同样出现，跪开始普及。到了清朝，“多磕头少说话”甚至成了官场秘诀。谭嗣同抨击清朝腐朽，便有“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按吴钩兄之说法，“从宋至清，跪礼的变迁，不过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
　　之所以用较大篇幅谈“跪”，是因为其背后的尊卑意识，同样渗透于传统教育之中。尤其是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科举，科举是为了报国。因此，官场中最堪信任的关系往往是师生关系，知识传授与权力传承息息相关，“欺师灭祖”甚至会成为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重道”自然摆在“尊师”之后。
　　相比之下，传统西方教育同样有过类似的阶段，老师对学生的控制压根不亚于东方。但早在其思想源头，也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如我们的春秋时代那般强调平等和启发式教育，甚至比孔子们更进一步，提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理念。
　　传统教育的种种先天不足，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引发了强烈反弹。但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反弹彻底过火，走上另一个极端，不但抛弃了“尊师重道”，甚至不把老师当人看，而在丧失人性的状态下，“道”自然也无从提起。仅仅一个“红八月”，北京便有多位老师被打死。在之后的漫长混乱中，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被自己的学生批斗、侮辱、殴打和抄家。更可怕的是，当未曾接受过系统教育并充满暴戾之气的红卫兵们长大后，其中许多人也成为了老师。
　　这些老师在教学能力当然有巨大缺陷，但更可怕的是，文革中的那一套往往会被这些红卫兵出身的老师带入到教学中。我读书时，“告密模式”始终盛行，似乎每个老师都喜欢在班级里安插耳目，通过小报告来了解班级情况。这难道不是文革时期告密成风的流毒吗？至于体罚学生，上纲上线，动辄号召全体同学孤立某个学生，同样可以去文革中找“线索”。他们的师德沦丧，其实在他们没当上老师之前便已开始。
　　从“只尊师不重道”，到“既不尊师也不重道”，当下的师德沦丧，似乎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