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转自《参与》 来源：RFA 作者：杜耀明
香港主权回归北京二十年，是一幕又一幕礼崩乐坏的历史。
最大的转变，莫如北京由幕后走到台前，通过解释《基本法》，干预香港内政，约束民主进程，以致破坏司法独立。
全国人大先后五次释法，始于1999年的居留权案件。当年的香港终审庭判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获取此身份的前或后所生子女，不论是婚生或非婚生，不论是否持单程证到港，也不论其子女生于大陆或其他地方，均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特区政府估计此判决可导致167万人在10年内由大陆涌来香港，便禀报北京要求人大释法，结果人大常委宣布，将永久性居民资格限于已取该资格者所生的内地婚生子女，并必须持单程证到港才能申请入籍。
第一次释法既让特区政府的想法得逞，亦保住了北京审批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全权。自此以后，谁可以什么时间由大陆来港定居，全由北京黑箱作业决定，即使你是香港人在内地的婚生子女，也得先通过大陆机关的审查，才能到港与家人团聚。
如果说首次释法侵占了特区政府人口政策的决议权，第二次释法更把本港政制改革的动议权牢牢紧握于北京手上。《基本法》原本订明，2007年以后，如要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先要三份二立法会议员通过，再经行政长官同意，然后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立法会选举改变，亦沿用同样的程序，但只须向人大常委会备案。
北京相信是有感于2003年50万人上街的民气浩瀚，为免民众再接再厉争取普选，因此先发制人筑起一度防波堤，主动释法，在原有条文外，加插两项条件，即任何方面的政制改革，行政长官须先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确有需要，并取得后者的同意，才能启动政改程序。换言之，没有北京首肯，不会再有政制改革，而立法会产生方法的变动，不容单方面由立法会决定，人大常委亦不会照单全收。
除了解释《基本法》，北京亦可通过人大常委决议，处处限制政制改革。如2004年人大常委会决定，2007年行政长官不会普选产生，而立法会选举中地区直选与功能组别议席比例则维持不变。其后人大常委又表示可于2017年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但所谓普选，须按照2015年人大决议（即831方案）的方法进行，即通过1200人小圈子筛选候选人，再交全港选民投票产生。
当人大释法和决议可以有效堵着香港民主化的前路，这种无法挑战的至高权力，亦可备借用来加强政治控制。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结束，特区政府于10月入禀高等法院，要求裁定两名当选人的就职宣誓无效，从而剥夺他们的席位。
人大常委于11月初解释《基本法》，讲明宣誓人必须庄严地、真诚地读出誓词，否则被视为拒绝宣誓，不得重新宣誓，并因此丧失就任资格，大大有别于过往的做法。有关北京官员进一步说明何谓不庄严或不真诚的宣誓，以引导法庭的判决。结果，至今为止，二人被取消议员资格，另四人仍被司法覆核之中。
既然北京可以指挥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可以按政治需要解释《基本法》，再发展下去，北京可以更常运用这个释法机制，不单去解决个别政治问题，更可按其政治意欲管治香港。到时，香港高铁站内“一地两检”固然可以轻易地迎刃而解，其他如言论和新闻自由不包括港独或香港前途自决者的想法，以至国家安全立法以保障国家利益，北京都可以予取予携，由人大释法得到它完全满意的答案。
不过，宪法的基本目的是对政权加以合理的限制，但当人大常委通过释法对香港为所欲为，无疑宣布《基本法》已经失效，并沦为宰制香港自治的工具。这样的“一国两制”，还可说不走样、不变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