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大纪元
由于中国大陆是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全国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原“国营企业”）都掌控在中共这个“大老板”的手里，所以中国工业的一切管理全都采用“大兵团作战”的经营方式。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各部门、各行业的主管领导或老板经理均由上级党委领导班子统一任命。在国有企业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各大、中型企业的管理者基本走的是“上层路线”：企业管理者晋级升职，与经营好坏基本上没什么直接联系，更与工人的利益无关。这种经营模式，即使企业倒闭了，工人失业了，企业的领导者仍可“易地升官”，最多也只不过“一走了之”而已。 (博讯boxun.com)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有企业由旧模式被迫向新模式转型。但是，由于受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却发生了畸形变化：首先，国有企业解体“大而全”、“小而全”，把“企业办社会”的部分职能分离出去，结果出现了“小社会”附着于“大企业”的不正常现象，一些企业被瓜分的无法运转而申请“破产”。随后，中共运用“大鱼吃小鱼”的手段，对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施了“兼并政策”，同时又对国企职工搞了“精简机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改革措施，结果原来臃肿的管理机构非但没有减少，还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
事实证明，用社会主义的政治之术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道，其本身就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胡同”。然而，中共为了维护苟延残喘的专制地位，硬是要造出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来，其最终结局不能不令世人瞠目以待。从国有企业的“解体”到“兼并”，中国大陆的企业改革可谓是走了一个“大循环”，但考核结果却让国人感到大失所望。在国企改革进入困谷的艰难环境下，中共国务院不得已抛出了“承包经营”、“放水养鱼”、“抓大放小”、“重组改制”等一系列改革政策与方案，企图重新搞活已经误入歧途的“泡沫式”国企经济。
对国企实施“承包经营”，无易于是给了善于投机钻营的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许多巧借“承包经营”名义而成立的”皮包公司“、“翻牌公司”、“承包项目组”等经营机构纷纷出笼，大肆套取、侵吞、挥霍、捞取国企资财，一时间在国企内部及边缘涌现了一大批“爆发户”。国企里派生出来的这些“爆发户”，有的继续大发国企横财，有的一路官运亨通，有的则辞职兴办私营企业。更有甚者，有许多国企老板为了把国有转化为私有，故意把企业搞垮，然后利用在职时捞取的非法资金，重新购买原有企业资产，其性质相当恶劣。可以说，国企的“承包经营”不仅是形式上的花架子，而且为官商勾结铺平了道路。
再说“放水养鱼”与“抓大放小”，其实就是不顾一切地“甩包袱”。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地城市来说，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可以这样说，国有企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城市居民通往温暖家庭的一条生命线。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水养鱼”与“抓大放小”，倒是给国企甩掉了“包袱”，为国家减轻了负担，结果却给无权无势的普通工人断了生计，为社会增加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