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1960年4月，不知何故内昆铁路突然停修，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奉命转战成昆（成都至昆明）。我们中队二百多人分乘六辆卡车，从云南盐津经筠连、宜宾向成都进发。此时正值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我们转移工地的汽車进入四川境内，骤然感到一派萧肃之气。田野里看不見庒稼，农舍没有炊烟，既听不见鸡叫，也听不到犬吠，路上行人稀少，纵然看见三三俩倆路客，不仅衣服破烂，少言寡语，走路无精打采没点精神，那矗立在路边的土高炉群仍吐着长长的火舌，黑黑的浓烟遮去兰天白云，肩挑背扛的男女社员，在干部的押解下，打着红旗结队而行，不停地往泥石混砌的高炉里填放矿石。昔日三里一店，五里一集酒香肉臭的繁荣景象没有了，眼前全是一遍凄凉。
四川死了，“天府之国”没有了。我们车队在距宜宾不远的一个鄉镇停下休息吃午饭，不少孩子妇女围过来，三三俩俩指指点点，贪婪地望着我们碗里那热腾腾的白米钣，有的看得涎水不停地往外流。他（她）们并不知我们是身负重罪的“皇犯”右派，所关注的是那碗里的大米饭。在这个生与死的年头，管它是什么人，只要不饿饭就行。听人说一斤粮票可以解开姑娘的裤带，两个饼子能买走母亲怀中的孩子。在和老乡的闲聊中，得知距此不远有二十多万人口的长宁县，现在已饿死了六、七万人，在宜宾市内过发生了一起将小孩骗到家中，药死煮熟后作为兔肉拿到街上卖的事情，还说哪个地方有人吃人的事情。面对所闻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国家民族真的到了如此惨痛的景况么？
一路伤感，一路沉重。到了成都，我们住在距火车北站不远的成都鉄路中学里，等候去西昌的汽車。這里离家不足五站地，但无形的高墙深深锁住亲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兇神恶然，不准“教民”超越规定的警界綫。面对枪威阴寒，刺刀光冷的“专政”，可怕的“无产阶级专政”，何言“劳教”不是“劳改”？又何言“劳教人员还有公民权”？队里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离家快三年了，谁不思念亲人？于是大家纷纷向管教（狱吏）提出正当合理的要求：请准许给一点时间回家看看。先初他们不同意，可大家一再请求，呼声强烈，不知是出于善心还是要求的合理，或是考虑到政策原因和上面的默许，第二天他们终于同意：“改造表现较好”、家又在成都的劳教人员，可以回家呆一个晚上。“谢主龙恩”开天之恩，我也屬于批准之列。
第二天草草地吃罢早餐，我寻着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锦城丝管乐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的成都，繁华景气不见了，熙熙嚷嚷人群没有了，大街小巷关门闭户，冷冷清清无欢无笑。商店里虽然摆有少许的商品，但全是凭票供应的“聋子耳朵—摆设”，餐厅饭舘也是如此，行人面带困倦的菜色，走路双脚不稳，且两目不停地向四面收寻，看能否有进嘴的东西。那时上斑的人都带着食具，只要一见有人排斑马上跟进。一次排了很久的长队，待商店开门一看，才知是卖棺材的，这个笑话在人们中流传很久。在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忽见有个妇女追赶着一个男人，一边追赶一边叫喊：“逮住他，逮住他，他抢了我的包子。”
我举目望去，一个衣衫缕烂饥饿不堪的男人，气喘吁吁一边拼命跑，一边不停地将抢来的东西往嘴里塞，路边的人没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摇头和叹气。当我来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时，却被儿时结拜兄弟的妈妈周母母叫住。她头发全白，拐看一双小脚，满脸笑容，惊喜地问：“润芝（我的小名），你回来了？快进来坐坐。”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里，忙着送来热腾腾的茶水，抱歉似地说：“现在不像过去，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糖啦、餅啦、油啦、肉啦、连花椒、海椒都要票，粮食吗就那一点点，真拿不出什么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报上说你的那些事，我从来不信，看着你长大的还会有假么？！”她谈起往事没过完，对1957年报上刊戴批判我的那些事情全持否定态度，应了伟人英明论断：“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着热茶，环顾下四周，突然关切地问：“周伯伯呢？” 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结拜弟兄周道炎的父亲。他是个画罩帘子的画师，一生勤奋靠笔头挣銭，养着三个儿子和両个女儿，反右前我常来看望他，也顺便打听下儿时结拜弟这些十一、二岁的孩趣之事， 在1956他申请入党还向组织作了交待，他们单位曾来人向我了解此事的全过程。我当时是记者，听后好笑地说：“這是娃儿办姑姑宴（当时小孩们的一种游戏）的事，难道是历史问题么？”来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這是对他的负责。”
周母母经我一问，眼圈一下红了，咽硬地说：“死了，上个月初八死的。” 儿时朋友父亲去逝，甚感悲痛，即忙问：“什么病？”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门，耳语地道：“人老，身体不好，粮食不够吃，饿死的。”
我“哦”了声，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们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饱吗？我看你比在报社瘦多了”周母母强忍悲痛，关心起我来。我道：“四十八斤，勉强能活吧。”她放心了，显得很高兴说：“這样多呀，每月比我们多三十八斤。”
“你们才十八斤？”我听着惊了。“你以为还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么，从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说是国家遭了灾，为了支援灾区人民，不餓死人，所以要节约四斤出来。”周母母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气咻咻地道：“现在灾区餓不死人了，我们却餓死了。十八斤还是大人，不满十二岁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现在各家各户吃饭都分着吃，因各人有各人的口粮。你不知道呀润芝，为一顆粮食亲亲父子、弟兄闹得快打破头啊！唉，我毎月要拿出両斤来帮补孫儿，他们是吃长钣的人，不能饿着了。”
“那你呢，够吗？”我为她牺牲自已，保全儿孫的精神大为感动。“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死了死了万事了，不能让他们年轻人去餓死哟！” 周母母长长吁口气，说到这里突然语调一转，神秘兮兮地道：“遭什么灾啊，听说毛主席把粮食拿到苏联换枪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餓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于身分关係，我不敢啰嗦下去，慌忙告辞快步往家里走去。家，冷冷的家，没有活力，没有快乐，死死沉沉像个地穴。继母告道，妻听说我要回来，一早到幼儿园接孩子去了，家里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见她老了一头，眼睛不再明亮，双颊灰黯少色，身板佝偻，一说话就咳。，她伤心向说：“润芝，你知道不，你鄉下二伯去年底就饿死了？我這点吊命粮你爱人硬要叫我拿兩斤出来给琦琦，我还活不活啊？农村比城里还饿得惨，什么胡豆叶，芭蕉头，野草根，都吃过精光，还有观音土什么的……老百姓私下骂死了，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毒十倍，整人害人饿死老百姓，到它垮台时，我要拿起扠头扫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们一家好惨，鸣鸣……！” 我无言以对，劝不是，顺不是，只能沉默。
快到下午四点，提前下斑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家，孩子依稀地认识我，张开双手高兴地“爸爸，爸爸”呌，我一把抱住女儿，在她小脸上亲过不停，但做爸爸地我却没任何一件礼品给孩子，忏愧负疚，心里长时间不安，只好匡哄道：“爸爸這次没给你买糖，下次一定买。”孩子似乎明白我艰难的处境，不但没提出要求，还一个劲地吻我。妻子收拾好屋子悄声问我：“饿不？”我当然饿，但再饿我也说不饿，相聚的情感充盈着肌肤，团圆的喜悦使我忘去腹中空空。此时纵有山珍海味能吃得下去吗？何况她们也在飢饿中啊！我不能夺去母女口中之粮，再饿也不能表现出来。我笑着从身上掏出积下来的両斤粮票和不足二十元人民币交给妻说：“饿什么？你看我还有钱和粮票哩！交给你给孩子买点什么糖果饼饼。”
妻推辞坚不受纳，她知道這是我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东西啊！“荣，你留着吧，家里什么也不缺，要说有缺就缺你啊！”她说着，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不是在你身边吗！”我一把抱住她，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汨。生离死别人世沧然，共产党啊毛主席，你们为什么要把一对对恩爱夫妻强行拆散，這难道就鞏固了你们的政权？就满足了你们成功的迷梦？你们到底为的什么啊！
当孩子熟睡后，妻子才告诉我由于营养严重馈乏，她己有一年没有例假了，同时还向我提出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报社总务科多次叫她搬房子，说我已不报社的人，没有资格坐這房子；二是她妈妈经常抱怨，说她怎么找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丈夫，這軰子有的是苦吃；三是她现不论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她是“大右派分子的老婆”，弄得抬不起头，别人涨工资她却没分；第四她说继母不爱孫女儿，糖票、肉票、油票、粮票全一个人用，一点也不分出来。我难以回应，只能苦涩地说：“這都怨我，忍一忍吧，我想回来就好了。”
回来，几时回来？一生一世的铁帽，摸不着边儿的所谓劳教，竟然不知毛泽东给我们右派设置的竟是遥遥的“无期徒刑” ，太惨烈，太霸道！妻听我说“回来就好了”，那死寂的心一下亮起火点，少有的少妇红晕又在脸庞冉冉升起。她多么需要我，我多么需要她，可阶级斗争的血剑却要把天下眷恋的夫妻硬性分开，这就是马列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纵然团聚的梦幻，也使她凄然醉心。她紧抓住我的手，贴着我的脸问：“你几时能回来？你几时能回来？”我黙黙无语，心似刀割，在割的疼痛中听得她自言自语道：“荣，我再等你一年吧……”再等我一年？不祥的阴影悄然爬上心头。两年后我们终于别离，一个幸福家庭被彻底毁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