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高校管理中的腐败，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腐败”。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高校的腐败现象逐步浮出水面，引起外界的格外关注。为加强高校的反腐工作，今年上半年，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开展专项巡视。高校腐败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高校反腐存在哪些问题？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有关话题专访了复旦大学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李辉（以下简称“李”）
◆一些知识分子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境界高远
记：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在外界眼里应该是一片净土，但从近些年曝光的腐败案例来看，不少学校的腐败也很严重。您身处高校，对此怎么看？
李：我想您这里指的学校主要是大学吧。说句实话，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在工作过程中还真没有看到也没有接触到什么高校腐败，我个人对于高校腐败的信息也都是在各种公开报道的资料里看到的。这其实反映了腐败发生的一般规律，就是它肯定要和一定的公权力联系在一起，有动机，有权力，有机会，就有可能产生腐败，而大学里面多数一线教师并没有这些权力和机会。那反过来也一样，高校里面还是有一些人手中握有公权力的，比如您提到的招生、评职称、采购等等，既然有这些权力，那么围绕着这些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风险。
外界之所以认为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是社会中的一方净土，主要可能把希望寄托在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比较高，因此道德水平也相对较高，在思想境界上没有那么拜金和物质主义，所以腐败的问题应该比较少。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不能假设所有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思想境界比较高。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我年纪不大，不知道以前的知识分子是否跟今天有很大不同，但是就今天的状况来看，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境界高远，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使然。
首先，青年老师的经济压力很大，有些高校教师的收入不高是众所周知的，而青年老师的年龄差不多在30岁左右，刚好是成家立业的年纪，按照高校目前的收入，有些教师娶老婆、买房子都很困难；其次，社会整体的物质化程度太高，高校老师难免受到影响。二是假设思想境界高腐败就会相应少，是错误的。我们对于腐败的认识还是有个误区，认为腐败的发生是个人私欲和道德的原因，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腐败主要还是制度的结果。有些制度漏洞太明显，给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牟利的机会，有些制度更差，甚至鼓励人们去腐败，在这些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人，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放弃以权谋私的机会。
◆有的高校官僚化程度太高
记：一些高校腐败或者潜规则盛行，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李：其实前面已经从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高校中存在的腐败主要还是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已经披露的案件来看，高校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招生、后勤基建和科研经费的使用。招生过程中目前暴露出来的最大丑闻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蔡荣生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的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贿赂，涉及的金额居然高达2300多万元。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同样为招生，实际上在制度设计比较严格的高考招生过程中，由于所有的招录过程都由信息系统控制，没有给高校留有自由裁量权，所以这一过程中涉及的腐败问题就比较少。但是有的高校仍然保留了很多有自主决定权限的招生项目，比如研究生招考，留学生招考，职业硕士招考，以及五花八门的二级学院和培训项目等等，这些领域中许多管理上非常混乱，招生的程序和结果也不透明，给腐败留下了很大空间。
后勤基建也是腐败的重灾区，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些高校也在纷纷扩建，改善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居住和科研条件，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也被有的人用作中饱私囊的机会。有统计表明，在全国教育系统职务犯罪中，基建工程类占24%左右，腐败的风险贯穿于整个基建工程的各个环节，包括招标、采购、立项、验收等等，都是廉政风险点。一些高校科研经费的管理更是混乱不堪，在对高校进行大规模的科研经费整顿之前，科研经费一直可以说是许多教师改善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由于报销制度不严格也不合理，使得许多科研人员不得不用其他类型的发票来凑数，把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开支都拿到科研经费中来报销。不过随着公务卡的使用，以及最近两年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完善，目前科研经费上的腐败问题可以说得到了有效治理。
记：目前，高校的反腐败是如何进行的？还有哪些不足？
李：高校本质上还是一个事业单位，其主要的反腐败任务落在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驻在高校的纪检组身上。十八大以来，高校的反腐也发生了许多重要改革。从复旦大学来说，明显感觉到学校在廉政建设上加大了力度，学校纪委对各种腐败的线索特别重视，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哪怕再小的金额，只要不符合财务纪律的规定，都要严格处理。其次，学校也在不断完善各院系廉政制度建设，要求各学院必须有一位负责廉政建设的专职领导，各个学院要晒权力清单，排查腐败的风险点。此外，学校还有计划地推行校内巡视制度，对下属各个单位和科研院所在巡视上进行全覆盖，检查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最后，各个部门的领导，尤其是有财务权力的，都要进行严格的任前、任中和离任审计。
但是，现在一些高校的官僚化程度还是太高，普通教师对学校事务没有什么发言权，大量资源分配的权力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少数领导手中，一把手的权力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长此以往，还是有产生腐败的风险。
◆做研究要有责任感
记：钱理群教授曾说，现在高校培养的一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您怎么看？
李：这个词一开始用的时候似乎跟腐败关系不大，但后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有篇文章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些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的官员，所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被用来形容腐败分子了。首先我认为钱教授说的是对的，利己主义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差别就在“精致”两个字上，钱教授的意思可能是社会上不少人存在着“粗糙”的利己主义思想。但是高校本来是要培养有公共精神，有社会责任感，或者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是培养“敢于担当”的一群人。但可惜没有，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在培养出大量有责任、有担当者的同时，也往往“培养”出不少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只是他们智商比较高，他们的自私相比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很多人认为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普通人还可怕，高智商又精于算计，对社会的危害可能超过“大老粗”。
虽然我不想说这些人一定是高校“培养”出来的，但是也确实与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有些关系。现在有的高校，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标准单一，许多学生可能在进入大学之前还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在大学的各种评价制度中开始逐渐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发展。有些学生学会选好拿学分、容易混的课，在选择专业时要找工作好收入高的专业，读书也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参加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简历增加内容。虽然我认为大部分学生都是比较好的，但自己周围确实也能看到这些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希望大学应该有一定的方法，比如通过课程、教学等等，来告诉这些大学生不要朝这个错误的方向发展。但谈何容易，有的大学自己都很功利，争项目，抢课题，评奖励，数排名，一个利己主义的大学，如何让学生不利己？
记：面对高校中的种种病灶，您忧虑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您觉得该做哪些努力？
李：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高校管理中的腐败，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腐败”。实际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学术腐败”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对腐败的误读，因为腐败指的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但是通常的学术行为中公共权力很少，而我们认为的学术腐败主要指的是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并不是典型的腐败行为。
作为一名在大学中实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优秀的学术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和评价，且不说理工科的情况，就从我所熟悉的社会科学来说，大学对于一些青年学者的引导有几个不健康的取向：一是有的学校以及一些高等教育的主管人员急功近利。现在的年轻教师都在拼命发表文章，并不是说发表不重要，发表非常重要，发表确实是评价一个青年学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标准。但是现在对发表的导向并不好，重数量不重质量，因为很简单，质量没法比较，一说到某位学者，一些人称赞的方法都一样，某某发了很多文章，至于这个人到底发表了什么文章，在哪些领域有贡献，大家并不关心，导致一些青年老师的策略也非常简单，不管写的什么烂文章，只要能发表就行，发得越多越好，而无法在一个专门的领域精耕细作。第二，青年教师要承担的各项学术之外的任务非常繁重，做研究需要时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但很可惜，刚入职的青年老师往往要承担多项学术活动之外的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却非常占用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会分散做研究的时间。我在最初工作的几年里，成果很少，主要原因是没有什么整块的时间来做研究，更别提学习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能力可以说连博士期间都比不上。
作为知识分子，我觉得要在两个方面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做研究要有责任感，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要选择对我们国家或者我们这个世界重要的问题来研究，我不赞成所谓的“玩”学术，学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做研究是很枯燥乏味的，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其次，除了做好学术的工作，也承担一些与研究有关的社会责任，比如在公开的渠道发表一些言论，普及本领域的科学知识，让自己的研究和知识有更多的受众，这样也能够让这些知识发挥更大的价值。
人物简介：
李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系副主任，复旦大学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为当代中国的腐败与廉政建设、东亚地区的民主转型、族群冲突的国际比较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