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博讯网
精神病认定亟待建立司法程序 目前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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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并作出强制医疗决定，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过中立、公开的司法程序来认定精神病人，可以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避免那些正常人被权力机关无辜送往精神病院；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真正危害了社会或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精神病患者，政府能够承担起监管责任，避免其对社会产生危害。关于裘金友的不幸遭遇，请关注本 “萧山事件”专题!
热爱真理的人永远怀念裘金友；
追求正义的人永远不忘裘金友；
可恨腐败的人永远需要裘金友；
没有人性的人永远反对裘金友；
压迫人民的人首先打击裘金友；
胡说八道的人特别害怕裘金友。
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的悲情与断裂
当前有关上访的制度理念与程序实践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法律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很难从纸面走进生活。如果这个严峻的制度实践问题仍然得不到及时彻底的解决，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斩断伸向上访者的权力黑手，类似把上访者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的行为，也就根本不可能绝迹。
权力病态之下，我们不免都成精神病患者
为疯狂的权力开几剂药方似乎并不难，但是，想给权力套上笼头，让政府按规范运作，绝非一朝一夕所之功，这需要各级政府和官员增强法纪意识、民主意识，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否则，任权力膨胀，必然导致社会病态，我们每个成员都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鉴定何以沦为权力滥用的工具
正是由于法律制度本身的重大缺失，再加上如今一些地方行政权力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监督制衡，才不断有这种正常公民被某些行政权力主体与单位当成精神病对待的案例披露于报端，频繁刺痛着我们的神经，击打着我们的心灵。为此，要减少乃至避免类似案件再发，不仅需要继续健全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也需要立法者能尽快对精神病鉴定进行更为严格、科学与系统的法律制度规范。
精神病院何以成了上访者的归宿
公权力虽然僭越了理性，却尚未走火入魔。所以，当务之急，一面在于唤醒公众在更深刻、更广泛的层次之上认识“精神病人”，祛除对他们的歧视；另一面则应尽力将公权力拉回理性的轨道，像教鱼游泳一样使其明白，把精神病误诊为正常人，只是失职，把正常人打压为精神病，却是迫害。对无权者的迫害，乃是公权力所有恶行当中最深重的一种。
上访者强行送精神病院是公权无限放大
既然８５％以上的上访都有道理，为什么不能够善待这些上访者呢？上访是中国人几千的悲情追求，这也证明了法治建设之难。在普通老百姓被告知为国家主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们的上访诉求应该得到合理解决。不应该再把上访边缘化，而要切切实实当做重要事情来抓。把上访者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实际上是在挖社会稳定的墙脚。
将人强送精神病院是“精神恐怖主义”
公民遇到不公和委屈，通过上访的渠道来寻求解决，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违法干预、阻拦。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掩盖问题来突出政绩，不但干预、阻拦，而且把上访群众制造成“精神病”。这种“精神病阻断法”，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恐怖主义”，极大地阻碍了维权路径畅通，矛盾会越捂越多，危害甚大。
诬上访者为精神病的权力有多健康
为一个免受处分或创造政绩的理由，就可以将尊严的法律和民众的权利践踏于脚下，这样的权力已经呈现出癫狂的端倪。好在它只是少数和异类，没有人相信它可以作为经验去推广，没有人相信它可以作为楷模去树立，没有人相信它可以不受到遏制和惩罚。这样的权力不是致力于定纷止争缔造安宁，而是无限放大一己利益却将民众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权力骄横，人人可得“精神病”
在强悍而异化的政绩观面前，权力的压力只有自上而下的“上级处分”，权力来源处的监督与评价过于无力。这种无力感的根本不在于信访制度出了问题，也不在于当事官员的官德出了问题，而在于体制与机制尚未有效赋予公民制衡公权的“民力”。严密的层级管理与虚化的群众监督一旦两极分化，公权就难以对公民抱有起码的悲悯与敬畏。
从“学习班”到“精神病院”
这种“堵”而不是“疏”的办法，看似可以披着“合法”外衣下达到稳定之目的，岂不知这种稳定只是稳而不定，这种貌似合法的“关人”随时就有可能被戳破面具，而且它只会积累、激发更大的矛盾。当老百姓用“小黑屋”称呼“学习班”时，真不知熄访的“精神病院”该叫什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