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博讯网
听说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委派律师前往邓玉娇的家乡湖北巴东后，《参与》记者5月28日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
《参与》记者：你好！听说中心派律师去巴东了，请问去了多长时间，了解到的情况怎样？
郭建梅：对，就是前几天去的，两名律师去了三天，现在已经回来了，进展不太顺利。其中一名律师前天（5月26日）从北京又去了，正在当地寻找邓玉娇的妈妈，我们知道她妈妈的手机和电话，但要么是关机，要么是不接电话，感觉她已经被控制了。被控制的原因我觉的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不希望这个案子由其他地方过多地干预、过多地干涉、过多地监督，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怕当地的腐败的、坏的消息传播出去，不希望这些典型的坏的案件、事件出现在自己的省里或地区，所以中国的地方保护特别严重。我们作为外地律师想要介入非常艰难，这个障碍很大。我前天给当地的公安局侦察大队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案件的重要性跟他们讨论了一下，我说不仅国内在关注，国际上也在关注，这个案件涉及到几个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一个就是人权的问题，一个就是法制的问题，再有就是官员腐败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心介入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性别这个视角。为什么要在中国把性别突出出来，因为很多人把女孩子不当人看，所以才出现这些污辱、骚扰、暴力啊等等现象。
《参与》记者：当地公安局听到你说的重要性后是什么反应？
郭建梅：他们说你说得很重要、很对，但是我们这儿有我们的专家、有我们的律师，我们也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所以希望别的（人）不要参与。我说这么一个重要的案子，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之内去执法、去处理呢？他说这个你去问我们的领导，问我们的有关部门。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我们还处于一个深入参与的过程。目前的情况不太明了，我觉的有两个大的问题可以提出来，第一，这个案件发生在湖北，你湖北的执法部门是不是及时取证、调查了？你这个案件进展到什么程度，侦察到什么程度，在全国老百姓都非常关注的情况下，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比较好的交待，他们一直是掖着、藏着、包着，非常暧昧、非常秘密，所以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第二，这个案件只要按照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委托了律师，不管是不是湖北的律师，律师都有权利介入。现在（当地）象一个铜墙铁壁，不管是媒体、还是律师、专家，还是象我们这样的援助性质的公益法律组织，都根本进不去，CCTV半边天栏目的主持人想采访这个案子也被拒绝了。
《参与》记者：中心派的律师这次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郭建梅：当地有关部门不可能接待我们，不可能给我们任何答复，也不可能让我们代理这个案件，他们已经在当地找了律师，但当地律师都是服从于当地主管部门的指派和调遣，所以我们怀疑他们办案的公正性。我们认为首先要以律师的角度去介入，突破官方的防线，到邓玉娇家里，找到她的父母，让她的父母亲自委托我们，如果我们拿到了委托函，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一旦建立法律规定的正当的、正常的律师委托关系，谁也不能剥夺我们代理案件的权利。除了律师代理、调查取证、出庭这些工作以外，我们作为公益法律组织还要调动社会力量，倡导和推进对这个案件的监督。我们现在在做两个工作，一个是正在联系中国顶尖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自卫法方面的专家，拿出一个法律意见书，签上他们的大名，通过媒体发布并向中央政法委等有关部门提交。另一个就是联络律师、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召开会议，就案件本身请他们发表看法，签上他们的大名。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当地把邓玉娇说成是精神病，有这个倾向，如果说是精神病的话，这是对当地官员的一种庇护，是帮助他们逃脱罪责的一种方法。我们要时刻关心进展，不能让邓玉娇成为精神病人。即使当地作了司法鉴定、法医鉴定说她有精神病或严重抑郁症，我们还要在北京找最权威的部门来鉴定。从网上可以看出，现在所有老百姓、所有专家、所有媒体都认为这样的案件应该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严格按照程序执法，不能关起门来由湖北自己处理，否则我们担心这个案件结果的公正性。
《参与》记者：最近陆续有维权公民和记者在巴东被威胁和遣返，中心派出的律师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
郭建梅：我们的律师昨天发信息说，现在非常难，还没有找到她的妈妈，目前还没有受到骚扰，因为是代表北大法学院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去的，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目前他们还不敢采取暴力手段，但是我们不太看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想这个案件如果解决不好会引发中国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因为它涉及到人权、法治和官员腐败，涉及到中国的执法环境，尽管案件事实非常清楚，但现在拿到证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