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戴再民是陳朗在中國文聯戲劇家協會《戲劇報》的同事，我們和他做過三次鄰居。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定案處理前，我們同住北京朝陽門芳草地五號全國文聯宿舍，而且是同住十院，我們是十院六號，他是十院一號。彼此蒙難二十三年之後，均生還北京，曾同住在和平里十區某棟一個套房裏（此套房原為賀敬之所居，後為赴尋所居），各居一室，廳則共用。等到團結湖文聯宿舍落成，在一大片樓群中，我們又同住北頭條二號樓，此樓共計十二層高，我們又同住第二層。如此的巧合，如此的接近，一個人一生之中，即便是好朋友也很難做到。
戴再民是浙江鎮海人，約在一九三九年前後即參加中共的地下組織，是地下黨員，老革命、老資格，所謂“三八”式（一九三八年前參加革命）幹部，然而他非但沒有官運，卻一直命途多舛。抗日戰爭時期，一度國共合作，在那沸騰、槍口對外的日子裏，知識分子紛紛投筆從戎，戴再民當時從浙江到了大後方江漢地區，以中共地下黨員的秘密身份，從事宣傳工作。當時的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即設立在漢口，第三廳廳長，就是那位自日本拋妻別子回國效忠祖國，決心抗日的流氓文人郭沫若。第三廳下屬有九個戲劇宣傳隊，分佈在各個戰區，第九隊即在江漢一帶。戴再民是否是九隊成員，不明其詳，但他與九隊淵源甚深，當時的國共兩黨名為合作，實質芥蒂極深，時有摩擦。在劇宣隊工作的中共黨員，屬地下性質，但時遭國民黨破獲，而受監禁的。當時的中共領導曾有秘約，只要能保留生命、火種，可以用寫“悔過書”手法來應付嚴酷的現實而求存實力。戴再民即為其中受逮捕、監禁者。他有無寫過“悔過書”，亦不明其詳。 (博讯 boxun.com)
對當時的被捕者中共內部雖有承諾，包括劉少奇被捕時也曾寫過“悔過書”。但是矛盾的是，中共又最講究“政治操守”，凡曾經被逮捕者，必須嚴格審查、甄別、考核是否有變節行為，有否寫過“悔過書”等“爬狗洞”行為。戴再民曾被捕、監禁，這一段歷史，使他的政治生命蒙受不可洗涮的污點，給他的一生造成磨難而永不翻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戴再民仍在武漢從事文藝工作，一九五四年，適逢鎮壓反革命並審幹運動，戴再民因曾遭國民黨逮捕而受到嚴格審查、考核，他又一次受到共產黨禁閉，失去自由。這一次卻是他為之奮鬥的中共母親不信任他！他在監禁期間，受的非人待遇，遭受威迫並人身污辱，即便是每日兩頓牢飯，饅頭都是從門洞中泥地上滾進來的。何況歷次審幹，還有人利用職權，排斥異己，報復私仇……。
一九五六年，戴再民調到北京工作，安排在中國劇協《戲劇報》編輯部任一般編輯。次年，即逢“大鳴大放”運動。戴再民對在武漢審幹時的遭遇，雖未寫什麼大字報，但有怨言流露，這股怨氣，就是他成為右派的新賬，加上他曾經被捕的“政治操守”舊賬，就在劫難逃了。戴再民倒楣的是，四○年代在江漢一帶作文藝宣傳時，與在三廳九隊工作的地下黨員趙尋同時被捕，一九五四年武漢審幹時期，組織向戴再民套問趙尋在監禁時有無變節行為時，戴再民提供過趙尋“可能”寫過“悔過書”。想不到冤家路窄，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趙尋正是劇協的上層人物，這一層關係就非常玄妙了，一九五七年的黨員中右派，大多是“窩裏鬥”性質的結果。看誰站在上風或是下風，站在上風的是左派，站在下風的為右派。現在戴再民站在下風，他僅為一般幹部，偏又喜歡擺老資格，有些領導還不在他的眼下，趙尋，還比他遲一年入黨哩！卻站在上風，他對戴再民在一九五四年隱約地揭發其可能寫過“悔過書”一事，能不耿耿在心？戴再民在“鳴放”中並未寫過大字報，在刊物上也很少寫文章，可能是五四年審幹的“藥”效，也未見他向演員“煽風點火”。但是捕風捉影地莫須有的李訶“東郊反黨集團”，也掛上他的名，這是借這個唬人的大題目，網羅其中，然後各個擊破。趙尋在批鬥戴再民大會上，脹紅著臉，以拳擊桌，批判戴再民在審幹時對別人的“陷害”。人們曾背地議論趙尋如此計較，必寫過“悔過書”無疑。趙尋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運後期，因劇協領導劉厚生曾以劇協名義向學生捐贈過二萬元人民幣而被罷官並開除出黨，趙尋遂躋身成為劇協最高領導，那是後話。
在一九五七年重點批鬥戴再民階段，在對“東郊反黨集團”算賬時，唐湜、陳朗、戴再民三人恰恰共一辦公室，一次左派屠岸悄立門外偷聽三人談話，隨即將陳朗、唐湜帶去追查，並將三人傳至大會批鬥，要陳、唐當面揭發戴再民言談，因二人無可奉告而被群眾轟下臺來。從此事即可見出對付戴再民的端倪了。會後戴再民非常感激陳朗沒有揭發出他倆在數日前，相約在日壇公園的一次夜話，那一次戴再民曾向陳朗描述過他在一九五四年武漢審幹時的非人遭遇。但是戴再民的命運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的“新賬”連同“老賬”，最後在群眾大會上、口號聲中由公安機關逮捕了，他作為極右份子押往黑龍江中蘇邊境的興凱湖改造，他在那邊的艱苦情況就不得而知了。後來得知，在中、蘇關係惡化以後，邊境不宜作為政治犯服役之所，戴再民被遣送原籍浙江鎮海農村監督勞動。他在鎮海近廿年的勞作歲月，主要是打漁。
一九七九年，落實右派政策，戴再民得以返中國劇協任職，他約在一九七九年初即在京“上訪”，要求平反。但仍待右派“改正”劇協恢復機構之後才得到安排。在一九八一年我們與戴再民同住和平里十區，拼住在一個套房生活達二年之久。此時，他的生活已起了很大的變化。他的前妻在“反右”前夕的一九五六年因癌病去世，他們有兩個女兒，當時大的寄託在別地親戚家，小的隨戴再民住在芳草地文聯宿舍，大約十一、二歲。戴再民逮捕當天下午，陳朗曾到其住屋探望過他的小女兒，使陳朗震驚、事隔數十年還時時道及的，是他小女兒的堅定、不屈神態。孩子一言不發，也未見淚痕，次日仍見她背著書包上學去，放學後，從容地自己料理飯食。大約一周後，讓親戚接走了。戴再民沒有料想會突然被捕，他無法事先作任何安排。 這個孩子，後來聽戴再民說，在鎮海海濱打漁時，曾一直跟隨著他。
戴再民的新夫人是他四○年代在江漢從事文藝工作時的老相識，是江漢一帶有名的漢劇演員，演小生的，有武功底子，擅長翎子功，飾演呂布一類角色，據說還是戴再民老岳丈的義女。隨夫人來京的還有她一個獨生女，芳名陳淑，後來亦在劇協擔任會計工作，戴再民昵稱她“三兒”，她呼戴再民為“老爸”，一家三口親密無間。他家三口當時即曾與陳朗同住於和平里十區的一個套房。晚年的戴再民多病，患胃癌，住院、開刀、急診，一個月要跑多次醫院，新夫人對他貼體入微，精心護理，人們都說，老戴的後半世生命是新夫人給他的，此言極是。一九九七年七月我返北京在劇協碰到陳淑，她近五十歲了，仍然未嫁，潔身自好，甚注重儀表。問起戴再民，她說老爸身心健康，有時還陪其母看戲，日常則樂於搓麻將！至於母親，她說老多了，瘦多了，她太累了。劇協的老一輩人，如比戴再民年輕的鳳子、柳以真等人都紛紛謝世了，只有戴再民仍老而彌健，碩果僅存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