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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洗脑观察—从中国高校最大腐败案看教育腐败问题

2016年12月27日 综合新闻 ⁄ 共 1513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李星转自自由微信

 

12月16日,浙江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褚健案再次延期审理。这是该案第七次延期。公开资料显示,褚健是我国自动化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副厅级官员: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多年;褚健还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一手打造了中控集团,该企业是中国工业自动化领域少有的几个能与国外抗衡的公司之一。

 

检方指控,褚健所涉的诸多罪名均在2003年前后,中控集团从浙江大学脱离时,褚健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等手段化公为私。褚健同时涉嫌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等。

 

有传言称褚健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有媒体形容褚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最大的腐败案”。

但在被羁押的三年中,褚健一直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自辩称,中控转制符合当时的规定,如果他有罪,那么当时历史条件下改制的众多企业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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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公务员面试中常考的一类题型,几乎每年的公务员面试都会涉及。对于褚健案这一高校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教育腐败问题的猖獗。

 

常理讲,高校老师和职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约束,加之学校环境较社会环境单纯干净,腐败的压力小,因而腐败可能性少,腐败规模小。但是,近期频发的高校腐败案件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与政府官员的受贿金额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01

教育腐败几种类型

  1. 学术腐败,骗取经费。
  2. 基建腐败,中饱私囊。
  3. 招生腐败,学钱交易。

还有师风方面,校长包二奶、教授嫖娼等已不是什么社会新闻了。

02

症结所在

一是权力设置缺陷:监督真空,伸出黑手。教育腐败特别是高校腐败如此猖獗,归根结底还是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老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教育的管理机制纯粹就是一个官僚机制,学校领导腐败的路径无不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腐”,他们头上戴着个“红顶”,有权力让他们腐败。当然致命的是,这种权力设置导致监督真空。内外监督双双失灵,权力就没有了边界,高校腐败的条件甚至比政府部门还“优越”。

 

因此,我们尽管无法确定高校的贪官到底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已查处、已暴露的案件相比,处于“潜伏”状态的高校贪官肯定不在少数。比如尹稚举报清华大学、邹恒甫举报北大等等,虽然引起不少风浪,但是最终还是被举报的官办机构一一给抹平了,以“闹剧”来敷衍民情。但是无风不起浪的,就目前的权力设置,学校内部人士举报是十分艰难的,许多书记和校长,至少在他驭下的学校乃至当地,都是处于无敌状态的。就像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落马,说与一名重量级教授举报不无关系。说到这个“重量级”想必大家会感受到其重量,更何况褚健还是个副的。

 

二是泛市场化遗毒:人格堕落,萌生贪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底线,无论办学的学校还是教书的教师,他们都异化了,这就导致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的异化,他们无不唯利是图,教育产业化彻底地变成了他们的谋财揽钱的藉口。有些学校完全背弃了教育宗旨、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蹈入价值真空而为所欲为,蜕化变质为文凭的制售公司,只要你舍得砸钱,什么文凭哪怕是博士学位都可以买到,大学彻底沦为一个赚钱的机构。

 

“100万上人大”、首师大“本科变专科”等各种唯利是图的丑闻频曝。在一切向金钱看的主流思想下,高校里的教师们思想变质了,人格堕落,个个都萌生贪念,唯捞钱是务,搞行政的都想着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搞学术的都想着侵占和瓜分科研经费;搞自主招生的都想着自主寻租赚得盆盈钵满。

 

权力设置出现监督真空,为腐败创造了条件;泛市场化导致金钱至上,为腐败作好思想准备,如此两相作用,再加上畸型的职称制度,腐败必然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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